今年8月22日是鄧小平誕辰120週年。他被稱爲中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總設計師”。但他推行的”跛腳改革”和對”八九學運”的鎮壓，也給當今的中國造成了諸多現實問題。如何評價鄧小平的歷史定位？鄧的”改革開放”和習的”深化改革”有何異同？
本週四（22日）是鄧小平誕辰120週年，中國多家黨媒、官媒發表紀念文章。中共總書記習近平當天在中共中央舉行的相關紀念座談會上發表重要講話，顯示當局對鄧小平是採取“高調”紀念。
高調紀念鄧小平冥誕 習近平講話點出關鍵
據官媒新華社報道，習近平在講話中稱鄧小平爲“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公認的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領導人” 、“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爲世界和平和發展作出重大貢獻的偉大國際主義者”。他從多方面回顧了鄧的政治遺產，包括“推動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新的飛躍”，“確立了實現祖國完全統一的正確路徑”，“堅定捍衛了光輝的社會主義旗幟”等。他特別提到，在改革開放進程中，鄧小平旗幟鮮明地反對搞資產階級自由化、反對動亂，堅決捍衛社會主義國家政權，“確保了紅色江山穩固”。
講話中，習近平還要求“創造性地學習運用鄧小平理論”，善於根據不斷變化的情況，正確把握理論的精髓和實質，用以解決現實問題，做到“堅持真理不動搖、指導實踐不偏離”，並要堅持守正創新，“不忘老祖宗”，始終走正道、善於闖新路。
專家：鄧小平不是中國的戈爾巴喬夫
鄧小平是中國政府和中國共產黨在1978年至1989年間的實際最高領導人，也是中共第二代集體領導的核心，被官方尊爲“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他在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主導“撥亂反正”、提出“改革開放”、“一國兩制”等。但他也提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尤其在1989年對“六四”學生採取血腥鎮壓。1992年初，鄧小平南巡，重啓中國經濟領域的改革開放，被視爲拯救了中國新興的資本市場。
針對鄧小平的歷史定位，旅美前中共中央黨校教授蔡霞告訴本臺：“首先，鄧小平不是中國的戈爾巴喬夫。鄧小平的‘八九六四’ (鎮壓) 就證明了這一點……戈爾巴喬夫是寧可要這個國家往前走，也不會把一個政黨的利益放在第一位。鄧小平不是。”
旅美時政評論人士蔡慎坤也告訴本臺：“鄧小平本身就是中共的繼承人，他不是一個掘墓的人。”
鄧小平和習近平一脈相承？
本臺日前也就鄧小平誕辰120週年在國際社媒平臺X發貼，徵求網友對此的看法，包括現在中國還有改革家嗎？以及鄧的“改革開放”和習的“深化改革”有何區別？網友們回覆踊躍。有網友說：“鄧小平和習帝一脈相承，韜光養晦的目的就是偉大復興。” 也有的說：“可惜鄧小平的決策被後面三代領導人給毀了”。還有網友說：“鄧的設計不過是挽救了中共，由此超越古往今來所有獨裁專制的一黨專政苟延殘喘至今……黨國今天的一切，就是鄧設計的必然結果。”
蔡慎坤告訴本臺，習近平對鄧小平的高調紀念可能是出於無奈與擔憂：“今年以來，中國的經濟形勢出了問題，而且他沒有辦法解決，更重要的是黨內、軍內還是存在着嚴重的黨心、軍心不穩，以及民心背離的問題。所以, 在這樣一種可以說是危難的時刻，可能也有智囊給他出主意，‘你還是隆重的高調的紀念一下鄧小平，安撫一下反對者的聲音’。但是骨子裏，他（習）是不認同鄧小平的這套東西的，而且他一直在拋棄鄧小平的改革開放的路線。”
不過，旅美中國學者吳國光在給《美國之音》的最新撰文中指出，從鄧小平到習近平，不同僅僅在於“時勢不同而對策不同”, 而不變的是他們都在“維護中共一黨專制”。文中還說:毛澤東的“根子”，鄧小平的“藤蔓”，結出了習近平這個“毒瓜”。
如何看待鄧小平的”功”與”過”？
談到鄧小平的功與過，蔡霞首先肯定鄧小平在推動中國走出“後毛澤東時期”的政治困境當中是有“功”的，因爲是他推開了中國“改革開放”這個大門, 但這並不是靠他一個人： “1978年的12月18日，十一屆三中全會最後推開這個大門。其實（這）是人民和這個黨內的有志於擺脫中國的這種困頓的人共同合力的結果，而不是鄧小平一個人。” 她說，鄧小平當時作爲中共黨內威望最高的領導人，主要是順應這一趨勢。
蔡霞認爲，改革開放把中國和中共從文革後的絕望困境中解救出來，使整個國家和其黨的命運都發生重大轉折，對內延續了共產黨的統治基礎，對外則透過“韜光養晦”，爲中國求得了和平發展的環境。
蔡慎坤指出，鄧小平堅持了共產黨的一黨專政，尤其是在改革開放之初，就拋出了一個“四項基本原則”，給中國的改革開放實際上劃下一道紅線。而對於“八九六四”學運的血腥鎮壓，使得中國剛剛開始的政治改革嘗試都被鄧小平親手扼殺。這也讓他的歷史地位受到極大影響。他說：“從那時候開始，中國的所謂‘民主轉型’就不存在了，也看不到希望。”
“黨的利益至上”導致中國改革開放註定跛腳
中國的改革開放一直被普遍視爲“跛腳改革”，即只有經濟改革，卻沒有政治改革。這在促成經濟繁榮的同時，也帶來一系列弊端與嚴重惡果，包括貪污腐敗、官商勾結、貧富懸殊，以及權大於法、社會不公等，並導致民衆日益強烈的不滿與抗爭。對此，蔡霞說：“一句老話講，‘成也蕭何，敗也蕭何’。那我現在要講，‘成也鄧小平，敗也鄧小平’。”
她認爲，作爲政治閱歷極其豐富的中共領導人，鄧小平早就明白中國的改革開放不能僅僅是經濟上的，也必須要有政治上的，這樣才能給中國帶來真正的改變。“1980年的8月18號的《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這篇講話是他（鄧小平）的思想高光點。他很深刻的講到了毛澤東的錯誤，講到了中國的制度問題。”
但是，鄧小平並沒有進行真正的政治體制改革。蔡霞指出，因爲市場經濟的發展、思想的開放勢必導致人們對於政治權利的要求，這自然會動搖中共一黨專政的統治地位。要改革就要實現監督、分權、制衡，而這對長期依靠集權統治的一黨專政的中共來說，自然在黨內會遇到強大阻力。更何況中共在其執政過程中，有很多不可饒恕的罪行和重大錯誤，可能會被清算。
蔡霞說：“一旦人民有了選擇權的時候，中國共產黨可能就得下臺。而正是因爲這一點，我覺得後來鄧小平慢慢的就把這個政治體制改革放下了，不再講了。” 她還談到，六四屠殺更加暴露了中共制度的邪惡本性，政治體制改革也名正言順的被黨內既得利益者推到一邊。
“最大、最根本的問題就是這個黨的極度自私。包括鄧小平，他沒有這樣的一個政治勇氣，沒有真正的一個立黨爲公的這種胸懷。最後他們到了這個底線的時候，仍然是把這個黨的利益放在全民利益、整個民族的前途之上。”蔡霞指出：“所有今天看到的那麼多問題，不管你是說那個經濟的垮塌，社會貧富差距的拉大，大規模的人口失業，重新壓制思想，壓制言論，嚴酷的鎮壓國內的政治異見分子，政治黑暗到如此地步，其實追根尋源都很可以尋到鄧小平八九六四。”
蔡慎坤也認爲，鄧小平的這種跛足改革所遺留下的問題累積到今天, 已經形成一個無解的結局。他說，溫家寶在卸任總理前，面對媒體曾公開警告說，如果沒有政治體制的改革，中國很可能又會回到毛澤東的時代，“實際上溫家寶當時是發出了一個明確的預言。”
習近平的出現是中國跛足改革的必然結果？
對於當前中國面對的種種問題，旅美時事評論人士橫河指出，這些其實都不是從習近平時代開始的：“習近平是加速了這個過程，講他是‘總加速師’是對的。但他所有面臨的問題都是這個制度（帶來）的問題。”
他分析說，在2012年習近平上臺之前，中國跛足改革所帶來的矛盾已經非常尖銳地表現出來，根本上就是“走哪一條道路，打什麼旗子”的問題。因爲當時私營經濟已經壯大，隨之而來的對權力的要求已經對共產黨領導構成威脅。薄熙來當時在重慶搞“唱紅打黑”也是黨內應對這一問題的表現。
“爲什麼要‘唱紅’？就是因爲他知道經濟不能這樣發展下去，必須要找別的合法性了，那就是回到毛澤東的革命當中去。另外一個‘打黑’，實際上就是打擊私營經濟。這是習近平後來也延續的，只是不叫‘唱紅打黑’這個名字。”橫河說：“習近平的出現是中國這個跛足改革開放的結果。之所以走向習近平路線是因爲鄧小平路線走不下去了。”
鄧的“改革開放”和習的“深化改革”有何異同？
中共在上個月舉行的二十屆三中全會上，重新強調“進一步深化改革”。最新一期黨刊《求是》雜誌特別刊發紀念文章，題爲《把鄧小平同志開創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不斷推向前進》，其中把二十屆三中全會和1978年的十一屆三中全會聯繫起來。新加坡《聯合早報》援引學者分析稱，文章以此釋放出習近平繼承鄧小平改革開放思想的信號，希望進一步消除部分輿論對中國改革可能出現倒退的疑慮。
習近平真的是在繼承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思想嗎？蔡霞告訴本臺，習近平所講的“改革”其涵義與外界、包括黨內的絕大多數官員所理解的“改革”都完全不同：“習近平的‘改革’這個詞在他的嘴裏是‘反改革’，是‘逆向改變’。”
蔡慎坤則說，習近平的“深化改革”是高度集權的一種改革，與鄧小平的在經濟、社會等領域“放權的”改革開放有着本質上的不同：“習近平的在這個深化改革，他是要把所有的、過去已經黨所放寬或者放鬆了的權力全部回收到黨的手上來，而且黨要對各行各業，對不同的領域，對不同的社會階層要牢牢的控制。”他強調，只要中共不放權，中國就不可能有任何的經濟復甦的可能的。
不過，旅美時事評論員唐靖遠認爲，雖然表面上看，鄧小平和習近平一個“放權”、一個“收權”，一個“韜光養晦”，一個“戰狼外交”，似乎完全不同，“但是他們的根本目標或動機都是完全一致的，就是爲了救黨、保黨，最終能夠實現共產主義體制在全球範圍內佔統治地位的目標。因此，它只是同一個事情的不同階段。”
轉載自RFA， 責編：李亞千 網編：洪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