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之聲按語：台海問題，持續了半個多世紀，嚴家祺先生傳來舊文道：「這是我在法國與萬潤南在一起時（1990年）寫的文章，提出台灣和中國大陸是任何一方的法律無法施行到對方的區域，在國際交往中，應相互對等。台灣海峽兩岸政府都有權利按自己的方式從事國際交往，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有必要、也應當同時取得聯合國和國際社會的承認。」文章兼顧了不可或缺的國際關係、聯邦制、民主制度等，容不得單邊武斷武統之類，並指出：解決兩岸問題的前提是：結束共產黨「一黨統治」。該文值得一讀，明確指出了解決台海問題的原則與前提。
刊於台灣《中國時報》1990年5月12日
中國人心目中的祖國包括台灣海峽兩岸
今天的中國，存在一個最基本的政治事實，在台灣海峽兩岸，並存著兩個互不從屬的政權，每一方都自稱代表全中國。這兩個政權，分別得到部分國家的承認。當然，在今天，承認「在北京的政權」的國家要比承認「在台北的政權」的國家要多，而且，在聯合國中，北京方面保持著自己的席位。
中國，並不是一個抽象的名詞，而是所有中國人心目中的祖國。當一個人踏上異國國土後，時間愈久，他愈能了解「祖國」的含義。祖國，包含著自己的同胞、土地和無法與自己分割的文化。在海外的中國人深深感到，祖國土地上發生的任何踐踏文明的事情，都使他感到難受，而幾十年來祖國的分裂，則是他們內心深處痛苦的根源。幾十年來，似乎每一個在海外的中國人，都需要用某種方式來表示對海峽兩岸某一政權的認同。由於受這種觀念支配和影響，祖國的分裂使海外中國人蒙受著分裂的沈重痛苦，中國人的社會遭到分割，不團結、不合作，成了通病。
在我們祖國幾千年的歷史上，時而分裂，時而統一，政府和皇位一樣，都發生過一次又一次更叠。政權、政府並不是永恒的，而中國，在中國人心目中，卻是永恒的。對中國人來說，祖國的任一部分走向民主、自由、繁榮，都使他高興，使他感到自豪；而祖國任一部分走向專制、獨裁、衰敗，都使他悲哀，使他深感痛苦。中國人對台灣在近幾年來在民主化方面取得的進步感到高興，而對北京六四大屠殺，無不感到憤怒和悲痛，這都是基於對祖國這樣一種發自心底的深厚感情。
國名與政府都是人民選擇的結果
自從1949年台灣海峽兩岸同時存在兩個政權以來，中國人慢慢習慣於一種似是而非的觀念，把政權、政府和國家混同起來。本來，生活在中國土地上的每一個人，都有權利來選擇自己的政府、政府形式，都有權利來選擇自己國家的名稱。去年10月，匈牙利修改憲法，改變了自己的國名，接著，羅馬尼亞、捷克斯洛伐克也改變了自己的國名。國名與政府一樣，都是人民選擇的結果。合法的國名、合法的政府建立在人民自願選擇和投票的基礎上。
「第一」和「第二共和」並存是不容否定事實
在二十世紀中國歷史上，在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後，中國先後出現了兩個共和國，這就是1912年建立的「第一共和國」——中華民國，和1949年建立的「第二共和國」——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共和國和第二共和國不僅是時間上的先後關係，而且，在1949年後，第一和第二共和國在空間上同時並存，這是一個不容否定的事實。
民主政府是權力來源於人民的政府，是通過人民贊同的、由憲法和法律規定的程序，通過競選而產生的政府。這樣的政府是合法的政府。專制政府是建立在刀槍之上的政府，是依靠鎮壓和屠殺來維持的政府，這樣的政權、政府沒有合法性的基礎。
長期以來，第一共和國和第二共和國的最高權力都集中在一個終身任職的個人手中，民主共和的原則並不存在。就是到了七十年代初，分裂的中國的兩部分，台灣海峽兩岸的政權，都缺少民意基礎。尼克松、基辛格為了借助中國大陸來抗衡蘇聯，他們訪問了中國大陸，打開了中國大陸的大門，並促進中國大陸一步步走上了自由化道路。
如果說，在七十年代，基辛格主義——不讓中國大陸閉關自守，並用中國來抗衡蘇聯——曾起了它的歷史作用的話，那麽，在九十年代，在蘇聯、東歐發生巨變的今天，在中國大陸政權日益獨裁的今天，基辛格對中國大陸的態度，已經變質，成了呼籲國際社會支持屠殺人民政權的「主義」。六四大屠殺後，尼克松和基辛格的表現，使中國人和一切熱愛民主、自由的人們萬分失望。在今天，海峽兩岸的情況，正發生著相反的變化，中華民國的每一個進步，每一個成就，都是全體台灣人民共同奮鬥的結果。在九十年代，當我們懷著建立聯邦制的統一中國的目標來重新看待海峽兩岸關係時，我認為，應當徹底拋棄過時的對「中華民國」的「不承認主義」。國際社會應當重新看待今日之中國，應當給予台灣海峽兩岸同等的關注和承認。
以「第三共和國」的目標來看待國際承認
面對中國分裂為兩個政權的現實，中國的前途既不是「復興第一共和國」，也不是通過「一國兩制」的手段用「第二共和國」來取代「第一共和國」，中國的前途在於通過和平的途徑，在民主、自由的基礎上，建立一個統一的「第三共和國」。
在「第三共和國」，人民通過民主的方式來決定憲法，決定國家的結構形式，決定海峽兩岸的關係，決定政府形式，決定未來「第三共和國」的國名。
在憲法通過後，人民也將通過選舉和投票來決定「第三共和國」的政府，決定由那一個政黨執政。
從中國的現實來看，帶有「邦聯」特征的「聯邦制」將是中國「國家結構」的最好選擇。台灣、港澳、西藏等地區和中國大陸其他部分的相互關係上，帶有更多「邦聯」的特徵。在中國大陸內地其他各個地區的相互關係上，帶有更多「聯邦」的特徵。同今天海峽兩岸主導的觀念不同的是，「第三共和國」聯邦政府只有有限的權力，是由海峽兩岸、由組成聯邦的各個部分共同授予的，一切未授予聯邦政府的權力，則歸組成「第三共和國」的成員享有。
在六四大屠殺前，許多大陸和香港人士曾寄希望於「一國兩制」來實現中國的統一。六四大屠殺使號稱「人民共和國」的「第二共和國」名存實亡。最近北京通過的香港基本法表明，「一國兩制」保障不了「特別行政區」的政治自由，握有無限權力的中央政府將會把一切合法的抗議宣布為「顛覆行為」。六四大屠殺使愈來愈多的大陸和港澳人士放棄了「一國兩制」的幻想。面對這個的現實，唯一的出路是在自由民主的基礎上建立「第三共和國」。
四十年來，台灣和中國大陸是「任何一方的法律無法施行到對方的區域」，在國際交往中，應相互對等。台灣海峽兩岸政府都有權利按自己的方式從事國際交往，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建立「聯邦制」的「第三共和國」前有必要、也應當同時取得聯合國和國際社會的承認。我認為，這種承認，並不是建立聯邦制的「第三共和國」的障礙，而可以為聯邦制的「第三共和國」的建立創造條件。
用「聯邦制」和「民主制」來改造傳統中國的兩大弊端
中國是一個有悠久歷史的國家，幾千年來，中國在政治制度上有兩大弊端，一是專制獨裁，二是中央集權。
八十年前，中國發生了劃時代的變化，延續幾千年的王朝歷史終於打斷了。然而，在八十年後的今天看過去，我們發現，中國政治傳統是那麽根深蒂固，那麽頑強，直到今天，在中國大部分土地上，仍然沒有民主，沒有自由，中央集權的情況更為嚴重。高度的中央集權，使幅員遼闊的中國，每一個地區都難以發揮自己的主動性和積極性。無論是不久前加於香港人民頭上的《基本法》，還是對待西藏、新疆的態度，都滲透著專制獨裁和中央集權的頑固觀念。
中國的富強、中國人民的幸福，有賴於從根本上消除中國傳統政治制度這兩大弊端才能實現。聯邦制的「第三共和國」正是克服這兩大弊端的根本出路。我們海內外的中國人，攜起手來，在總結吸取「第一共和國」和「第二共和國」種種經驗教訓的基礎上，為創造「第三共和國」——「聯邦中國」或「中華聯邦共和國」作好種種準備。對中國大陸來說，就是結束共產黨的「一黨專政」，使專制政治變為民主政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