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德瑞克（Dani Rodrik）哈佛大學甘迺迪政府學院國際政治經濟學教授，國際經濟學會主席
我在2000年發表了一篇具前瞻性的文章，探討「世界經濟的政治三難困境」（trilemma）。我的主張是，高度全球化、民族國家以及大眾政治（mass politics）這三者無法同時實現。每個社會最終只能在三者中最多選擇兩個。
我當時認為，長遠來看，讓步的將是民族國家，但這不會輕易地發生，勢必會遭遇阻礙與挑戰。短期內，較大的可能性是：各國政府可能會試圖重新強化國家主權，因應全球化之後分配不均的問題以及治理挑戰。
讓我意外的是，三難困境的概念影響深遠。十年後，我在《全球化悖論》（The Globalization Paradox）一書中進一步闡述這個概念，三難困境已成為實用的理論，有助於理解為何愈來愈多人反對高度全球化、英國脫歐、極右勢力崛起以及歐盟民主未來發展等一系列問題。
最近我的心思被另一個三難困境占據。這個困境令人不安，因為我們可能無法同時因應氣候變遷、提升先進經濟體的中產階級生活水平、以及減少全球貧困。根據目前的施政方向，似乎努力實現其中任何兩個目標，都會犧牲第三個目標。
二戰結束後，在前幾個十年，無論是已開發國家還是開發中國家，政策都強調經濟成長和社會穩定。先進經濟體建立廣泛的福利制度成為福利國家，同時也逐步向貧窮國家的出口產品開放市場，只要分配公平以及造成的社會影響是可控的，那麼富裕國家會出現包容性成長，而採取正確發展政策的開發中國家，也能夠大幅減少貧窮人口。
儘管這種策略成功開花結果，但它迴避了氣候變遷的風險。隨著時間推移，化石燃料推動的經濟成長，導致的後果已愈來愈難以忽視。
戰後，先進經濟體在凱恩斯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之間的協議，因為三難困境衍生的內部矛盾而被進一步摧毀。由於超全球化取代了早先的布列登森林（Bretton Woods）模式，先進經濟體的勞工市場經歷了更大的動盪與破壞，削弱中產階級和民主本身。這些問題都需要新的策略因應。
在美國，拜登政府正面迎戰這些新現況。它開闢新的領域，做出前所未有的嘗試，例如大量投資再生能源和綠色產業，以因應氣候變遷。同時，政府刻意恢復中產階級的地位與生活水平，做法包括提高勞工的議價能力、吸引製造業回流，並在受到中國進口嚴重打擊的地區創造就業機會。
早就該重新聚焦於氣候變遷和中產階級了。在美國和歐洲的決策者看來，這些是因應新自由主義問題所採取的必要政策，但在貧窮國家看來，卻會打擊它們的發展前景。最近祭出的一系列產業政策和其他法規往往帶有歧視性，恐讓開發中國家的製品難以進入歐美市場。
美國的綠色補貼政策鼓勵國民使用國產而非進口的商品與原物料。歐盟的碳定價機制不久將要求開發中國家的「骯髒」出口商支付額外關稅。貧窮國家的政府認為，這些措施會破壞他們複製東亞國家靠出口導向邁向工業化的模式。
我們可以設想另一種政策組合，重點聚焦在貧窮國家和氣候變遷上。這需要從北方富裕國家轉移大量的資源（包括財務和技術）到南方貧窮國家，確保後者得到必要的資金和資源，用於氣候調適（climate adaptation）與氣候緩解（climate mitigation）。
這也將需要北方市場大幅准入南方貧窮國家的商品、服務和勞工，以提高這些勞工的經濟機會。這種政策組合與安排具有道德吸引力；能有效地在全球實踐哲學家羅爾斯（John Rawls）的正義原則。
但是這裡再次出現三難困境。這種安排將與先進經濟體希望重振中產階級的要務背道而馳。因為這政策將讓富裕國家裡沒有大學文憑或專業學位的勞工面臨更大的競爭，導致他們的工資下降。此外，它也會減少富裕國家的財政資源，導致可用於人力資本和實體基礎建設的資金縮水。
幸運的是，其中有些衝突看似顯而易見，但並非不可克服。先進經濟體和貧窮國家的決策者尤其要了解，未來絕大多數優渥的中產階級工作都來自服務業，而非製造業。開發中國家若要促進經濟成長、減少貧窮人口，主要解方是靠服務業創造更多高產能的就業機會。
吸納勞動力的產業（勞動密集產業），例如照護、零售、教育和其他個人服務，多半不是貿易活動。促進這些產業的發展不會像製造業那樣造成貿易緊張。這表示富裕經濟體重建中產階級的需求與貧窮國家的成長需求，兩者之間的衝突不如表面那麼嚴重。
同樣地，若沒有開發中國家鼎力合作，不可能解決或緩和氣候變遷問題。儘管美國和歐洲的碳排放量正在下降，但開發中國家的碳排放量仍在上升，有些國家的排放量飛速成長。這些國家的排放量（不包括中國）在全球總排放量的占比不久將超過50%。因此，富裕國家推動的綠色轉型政策不僅符合自身自利益，貧窮國家也應將其視為能帶動自身經濟成長的策略，而非純粹的成本問題。
氣候變遷會對生存構成威脅。一個龐大且穩定的中產階級是自由民主的基礎。減少全球貧窮人口則是道德責任。如果我們必須放棄三個目標中的任何一個，將令人非常擔憂。然而，目前的政策框架雖然沒有明講卻強而有力存在著無法兼顧三者的「三難困境」，看似難以克服。要成功實現後新自由主義的轉型，我們必須制定新的政策，從根本上解決這些取捨和妥協。
轉載自《上報》（翻譯：張瑩，責任編輯：楊淑華）© Project Syndicate
原標題為《A New Trilemma Haunts the World Econom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