瓊斯（Mark Jones）都柏林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
1933年春天，希特勒（Adolf Hitler）被任命為德國總理之際，正與妻子在瑞士度假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作家曼恩（Thomas Mann）收到警告，若是返回德國，人身安全會受到威脅。曼恩曾公開反對納粹，而納粹掌權後，想將他送進集中營。
在這樣的情境下，曼恩成為希特勒政權下的第一批德國難民，直至1938年，他多居住在瑞士。但隨著希特勒權力擴張，歐洲的戰爭一觸即發，他移居至美國，不再保持沉默。即使在希特勒征服歐洲的高峰期，他也堅決地保持樂觀，承諾美國人民「民主最終會獲得勝利」。
不過放眼現在，真是如此嗎？如今，很多人不再如此篤定了。正如同紐約大學教授班吉亞（Ruth Ben-Ghiat）提醒，我們正身處「強人」掌權的新時代，在全球許多地方，民主都在開倒車。仇恨引起的暴力在大西洋兩岸變得更加常見，而我們一度難以想像的事已成日常。今年11月，在曼恩曾允諾民主終將勝出的美國，將有數千萬選民投給總統候選人川普，而他在2020年敗選後的反應，就是煽動對美國國會大廈進行法西斯主義式攻擊。
以過去為序
有鑑於我們需要捍衛民主，歷史知識變得前所未見的重要。幸運的是，在今年美國大選之前，歷史學家埃文斯（Richard J. Evans）和瑞巴克（Timothy W. Ryback）分別出了一本新書，讓我們以史為鏡，並為日益令人憂心的現在提供前進的方向。
劍橋大學榮譽退休教授埃文斯名氣勝於瑞巴克。2000年代初期，這位著作等身的歷史學家在一起誹謗案擔任專家證人，首次引起公眾關注。在該案中，因否認納粹大屠殺而惡名昭彰的艾文（David Irving）控告企鵝出版集團（Penguin Books）與歷史學家利普斯塔特（Deborah Lipstadt），而埃文斯在該案判決中擔任關鍵角色。他與艾文的法庭攻防戰後來被拍成電影《永不退讓》（Denial）。
在該案之前，埃文斯的重要著作主要聚焦於十九世紀的德國；案子之後，他緊接著寫了膾炙人口的《第三帝國三部曲》（The Third Reich Trilogy），介紹納粹德國的社會與政治歷史，陸續在2003至2008年間出版。除了克蕭（Ian Kershaw）所著的兩本希特勒自傳，著重於這位獨裁者的一生，埃文斯的三部曲至今仍是大眾文學中描述納粹德國最重要的作品。
相較之下，擔任海牙「歷史正義及和解中心」主任（The Institute for Historical Justice and Reconciliation, IHJR）的瑞巴克從來沒有寫過關於納粹德國的通史。他以2008年暢銷書《希特勒的私人圖書館》（Hitler ‘ Private Library）出名，該書內容是一套構思巧妙的研究，揭露這位要替「工業化製造屍體」（借用漢娜鄂蘭的用語）負責的獨裁者也是一位書迷，熱愛閱讀。瑞巴克2014年的著作《希特勒的第一批受害者：尋求正義》（Hitler’s First Victims: The Quest for Justice，暫譯）則是針對親衛隊1933年在達考（Dachau）集中營漫無節制的暴行，提供法醫的敘述。而達考集中營也是納粹想把曼恩送進去的地方。
命運的抉擇
儘管埃文斯和瑞巴克有些差異，但都以德國歷史作為銳利的濾鏡，觀察目前自由民主面臨的問題。埃文斯認為，威瑪共和國的垮台是「民主崩壞和獨裁勝出的典範」，而瑞巴克的新書《掌權：希特勒最終崛起》（Takeover: Hitler’s Final Rise to Power，暫譯），從1932年8月初寫起，也就是納粹達到選舉高峰後幾天。
1932年，納粹衝鋒隊（Brownshirts）與共產黨的街頭暴力戰鬥持續了整個夏天。7月31日，希特勒在國會大選贏得37%的選票和230席。希特勒認為以納粹黨的勝利規模，自己有資格出任總理，但是作為憲法捍衛者的聯邦總統興登堡（Paul von Hindenburg）拒絕了希特勒。
1932年8月13日的一場會議上，興登堡冷落了希特勒，動員威瑪憲法賦予的緊急權力，支持早於6月1日被任命領導內閣的極端保守派的巴本（Franz von Papen）擔任總理。巴本政府完全仰賴興登堡的支持，缺乏任何選舉的授權，其內閣圍繞著保守的貴族們，因此被稱為「男爵內閣」。
1932年夏末，在一場短暫重新召開的國會會議上，上演令人震驚的場景。在納粹黨同志投票支持下，戈林（Hermann Göring）在8 月當上議長，濫用職權在國會羞辱巴本，對他視若無睹。隨後，納粹及共產黨聯手對巴本的政府發動不信任投票。興登堡因此宣布在11月再次舉行大選。不過興登堡沒有在國會取得有效的多數，遂對總理人選改變心意，改為指派施萊謝爾（Kurt von Schleicher）將軍擔任總理，他跟巴本一樣沒有選舉的授權，不過有軍方和商界的支持。
施萊謝爾的內閣只維持了八週。當時，巴本對自己的退位感到憤怒，密謀反對新總理，尋求希特勒的支持成立新政府。1933年1月底，當施萊謝爾要求興登堡給予更多支持時，這位年事已高的聯邦總統決定排擠他。
1933年1月30日，在巴本的鼓勵下，興登堡指派希特勒出任總理。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興登堡擔任陸軍元帥時，希特勒服役擔任下士。新總理希特勒將會領導一批以巴本為首、「可敬的」保守派人士組成的聯合政府。巴本相信自己已將希特勒「請入甕」，可以控制並操縱這位新總理，執行自己的保守議程。
不測之事，與事實相反
從1932年8月13日興登堡與希特勒的會議，到希特勒當上總理的這170天，瑞巴克在書中詳述期間的勾心鬥角與陰謀，其中最突出的人物包括希特勒與其核心圈、希特勒在納粹黨內的對手史特拉瑟（Gregor Strasser）、希特勒當上總理的絆腳石巴本和施萊謝爾、保守派政治家、媒體巨擘胡根貝格（Alfred Hugenberg），以及雖已年邁但思緒清晰的興登堡。瑞巴克的敘述結合了這些人的發言與當時的報紙評論，包括大量引述《紐約時報》德國特派員，以及像是凱斯勒（Harry Graf von Kessler）等知名日記作家的說明觀察。
瑞巴克下筆充滿熱情，觀察入微，《掌權》會是一本成功的著作。但這是一部好作品嗎？瑞巴克成功地掌握了這些事件的混亂本質、勾心鬥角及陰謀，如何不斷改變主要人物的立場及前景。他也提供了一個很有意義的歷史訊息：雖然納粹主義一直被視為德國數百年來的歷史產物，但事實是直到希特勒當上總理的前一刻，整個故事都有可能徹底地改變方向，即便到了1933年1月30日早晨，都還在進行最後一刻的辯論，是否要退出並放棄預想中的聯合政府。歷史的每一刻都有人為因素。(系列二之一)（翻譯：陳冠綸)
瑞巴克在《掌權》（Takeover）這本書中，無論把自己的觀點敘述地多麼完善，都不是新觀點。美國歷史學家班海特（Benjamin Carter Hett）在2018 年出版的《民主之死》（ The Death of Democracy）同樣引人入勝，還更詳細地檢視了事件的來龍去脈，顯得略勝一籌。相較之下，《掌權》幾乎沒有分析1932至1933年冬季期間的反納粹德國人。瑞巴克的敘述中並未收錄迫使曼恩流亡海外的那些演說，關於社會民主黨的領導執政也無著墨，只零星引用了一份社會民主黨的報紙。
這是個明顯的疏漏。1933年3月，就在納粹《授權法》（納粹獨裁的合法起點）通過的幾分鐘前，社會民主黨政治家威爾斯（Otto Wels）在國會大廈發表演說，勇敢捍衛人道和民主為「永恆」價值，終將超越納粹主義。他發表演說時，口袋內放著一顆自殺藥丸，因為他害怕之後馬上會被逮捕，被交由納粹折磨拷問。
《掌權》對這精彩的一幕和其核心人物隻字未提。這並不只是因為瑞巴克的書止於1933年1月30日，因此沒有提到獨裁誕生的過程（對此，讀者可以參閱彼得・弗利茲切的《希特勒的第一個百日》（ Hitler’s First Hundred Days））。更根本的原因是，瑞巴克並沒有讓反納粹人士面對的選擇，在書中有一席之地。然而，近年來在民主黨發生的事件，顯示反民粹主義者的確有選擇權，並能利用這些選擇，為捍衛民主重新注入活力。
希特勒的圈子
埃文斯對反納粹德國人的著墨也不多，雖然他在為希特勒建立獨裁的過程提供背景脈絡時，的確有討論威爾斯。《希特勒的人馬》（Hitler’s People，暫譯）是 24 篇傳記的合集，每一篇都告訴我們關於納粹主義者和其政權運作的重要資訊。埃文斯從希特勒本人開始寫起，以 100 頁的篇幅，簡短但完整地敘述希特勒如何從無名小卒變成第三帝國的領袖。
下一個部份的章節包括希特勒的核心圈人物，他們與希特勒這位領導人近距離相處，因此在納粹帝國的歷史中佔有獨特地位。這些聖騎士（埃文斯如此稱呼他們）中有一些熟悉的人物，例如戈林（Göring），他本來是戰鬥機飛行員，後來崛起成為第三帝國的第二把交椅；秘密警察總長希姆萊（Heinrich Himmler）是納粹大屠殺的幕後推手，還有帝國的首席宣傳官戈培爾（Joseph Goebbels）。
埃文斯接著聚焦在和核心圈外的邊緣人物，像是斯特萊徹（Julius Streicher），納粹德國最惡名昭彰的反閃族主義宣傳者，也是納粹大屠殺的關鍵人物之一。海德里希（Reinhard Heydrich）、艾希曼（Adolf Eichmann）、法蘭克（Hans Frank）也對數百萬人的大屠殺負有直接責任。
這些簡短的自傳式側寫都十分重要且值得閱讀，但更令人不安的是第三種人，埃文斯稱他們為「工具人」，高層官員透過他們實現納粹化世界秩序的願景。在這部分的九篇傳記之中，只有萊芬斯坦（Leni Riefenstahl）這個名字為讀者所熟知，她執導的《意志的勝利》（ Triumph of the Will），是在第三帝國期間關於希特勒最重要的政治宣傳電影。1945年之後，她以與政治無關的非納粹人士的形象面對世人，成功逃脫了責任。
另一群「工具人」則必須為大眾知曉，尤其是當前的政治的背景之下，其中包括一些忽視國際戰爭法的將軍、負責管理集中營並以槍殺、折磨犯人為樂的男女軍官們、將病童們殺死的醫生、為納粹政權歡呼、卻從未因其罪行道歉或感到後悔的女士們。舉例，書的最末章聚焦在索蜜茲（Luise Solmitz），一個迷戀希特勒「讓德國重回偉大」承諾的中產階級女人，儘管根據納粹法律，她的丈夫被歸類為猶太人（他是保守的民族主義者、老兵、改信基督教，但他的母親是猶太人）。
《希特勒的人馬》是一本出色的書，因為書中呈現納粹的真實面目：社會地位沒落的上層和中產階級德國人，因為害怕平等和社會進步，將他們對第一次世界大戰德國戰敗的挫敗感，發洩在那些最無辜的人身上，也就是猶太人和社會民主黨人。從納粹活動初期開始，他們支持或全然忍受納粹的暴力行為。甚至當納粹在歐洲發起種族滅絕的戰爭時，他們也繼續為希特勒歡呼。而那些在納粹敗亡後存活下來的人，大多終其一生都不曾懊悔。
每一位讀者都會在埃文斯的書中，遇到在他們心中縈繞不散的角色。對某些人來說是戈培爾，他已成為操弄民意和破壞民主的樣板。對另一些人來說是建築師史佩爾，他那成功的造神式自傳《第三帝國內部》（Inside the Third Reich），使許多人相信他是「善良的納粹」。幸運的是，埃文斯揭穿了這違反史實的荒謬說法。
過去從未逝去
對我而言，最引人注目的是關於醫生布蘭特（Karl Brandt）的章節，他利用醫學知識成為替帝國服務的大屠殺兇手。沒有人強迫他做這件事，他本可以不成為納粹的一份子，並過著富裕的生活，但他選擇了另一條路。
布蘭特是德國大學體系的產物。我對《希特勒的人馬》 這本書唯一的失望之處，是它並沒有提到任何一位大學校長，他們管理學術世界，將醫學系學生轉變成為大屠殺兇手，而在1945年後，許多人仍在自己的領域受人敬重。他們身為納粹恐怖統治的同謀，不應如此輕易地被歷史遺忘。
埃文斯是一位學者，窮畢生之力以歷史闡述政治觀點，他以睿智但憤怒的文字寫下這一切。他對將軍里布（Wilhelm Ritter von Leeb）的後代嗤之以鼻，他們仍住在希特勒贈與的宅邸內。他在描述巴本的章節中，為政治與邪惡的合作提供了犀利的洞見。巴本1949年出獄後，直到1969年辭世。埃文斯也對納粹婦女組織領導人蕭爾茲－克林克（Gertrud Scholtz-Klink）感到毛骨悚然，她直到1999年去世時都不曾悔改。
閱讀《希特勒的人馬》 時，不禁令人聯想到現今破壞民主的共謀者或公開得利者。我們應該抱有和埃文斯同樣的憤怒。歷史已經向我們展現，當民主允許邪惡從內部削弱自身時會發生什麼。儘管我們面臨操縱性宣傳和科技輔助的謊言的猛烈攻擊，仍有時間證明曼恩是正確的。（系列二之二）
轉載自《上報》翻譯：陳品豪，責任編輯：楊淑華© Project Syndicat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