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二代宋彬彬16日在美國逝世，終年77歲。其父宋任窮，是鄧小平主政時期“中共八大元老”之一。宋彬彬之所以曾在中國家喻戶曉，與其在文革中的表現有極大的關係。
她給世人留下最深印象的是一張與中共領袖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的合影，時間1966年8月18日。她給發動文革的毛澤東戴上綉着“紅衛兵”三字的袖章，毛詢問得知她的名字是文質彬彬的“彬”後，便說“要武嗎”，於是，宋彬彬改名宋要武。
這一極具象徵性照片的背後是一場全中國範圍的慘烈武鬥，毛利用紅衛兵當打手，剷除異己，挑起全中國數億人鬥爭。而與宋彬彬本人直接相關的事件是，她所在的北京師範大學女子附中女校長卞仲耘被女生們活活打死，宋彬彬一直否認自己參與毆打，然而她本人是這所學校的紅衛兵頭目之一。
當年8月，光明日報發表署名“宋要武”的“我給毛主席戴上紅袖章”文章，文中稱：“這是我終生難忘的一天。我給毛主席戴上了紅衛兵袖章，主席還給我取了個有偉大意義的名字。毛主席給我們指明了方向，我們起來造反了，我們要武了 !” 此後，“宋彬彬”成為文革暴力的符號。
多年後，宋彬彬2004年在影片『八九點鐘的太陽』中否認這篇文章是她寫的，並稱當時媒體並未徵得她同意就以她的名義宣布她改了名字。宋彬彬80年代移民美國，既不叫宋要武，也不叫宋彬彬，而是改名宋岩，她似乎對自己那一段歷史感到恥辱？
2014年年初，她為文革期間所在中學打死女副校長卞仲耘一事公開道歉。她在道歉聲明中說自己“沒有也不可能強勢去阻止對卞校長和校領導們的武鬥，”“請允許我表達對卞校長的永久悼念和歉意，沒有保護好校領導，是終生的傷痛和懊悔”。
她在聲明中說文革是一場大災難，“一個國家走向怎樣的未來，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她如何面對自己的過去”，“我希望所有在文革中做過錯事、傷害過老師同學的人，都能直面自己、反思文革、求得原諒，達成和解。”
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垚當年1月27日發表聲明，指妻子遇難已經48年，但打人事件的“策畫者和殺人兇手至今逍遙法外”，他認為宋彬彬、劉進的道歉虛偽，並表示在真相沒有大白之前，不接受她們的道歉。
王晶垚無法接受的事實是，就在她的妻子卞仲耘遇難十三天之後的1966年8月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接見北京紅衛兵代表。北師大女附中紅衛兵負責人宋彬彬登上天安門，代表師大女附中的紅衛兵給毛澤東戴上紅衛兵袖章。王景垚在聲明中稱這個袖章上沾滿了卞仲耘的鮮血。
宋彬彬給毛澤東戴紅袖章一幕就這樣定格了她的一生，不過，她後來的公開道歉以及譴責文革災難，至少某種程度上承認了作為個人參與文革的歷史責任，在那場中共領袖親自發動的禍亂中個人的一份罪孽。
從不少當事人的回憶可以看出，當年的“紅衛兵小將”，自願接受毛操縱，對毛的一顆“忠心”是無可置疑的，他們打着“保衛毛主席”的旗幟造反，批鬥、打人，一些造反派甚至在置人於死地時也有一種莫名其妙的“正義感”，廣西等地文革中發生的慘絕人寰的集體殺人事件也是在“保衛毛主席”，“消滅階級敵人”的口號下堂而皇之地完成的。
有分析指出，文革已經過去將近60周年，如今的中共政權甚至連鄧小平給禍首毛澤東開釋罪惡的“三七開”評價都不願意承認，更不談上清算文革的罪行了。習近平本人，其父習仲勳曾是毛澤東的受害者，如今也成了毛的傳人，更加專制，更加集權。
當局把文革列為禁區，作為當年無數參與那場運動的紅衛兵，似乎更難對自己當年的行為進行深刻反省，一些當年的參與者也僅僅以受蒙蔽被利用來自我解脫？從這個角度去看，宋彬彬當年的道歉，並非沒有意義。
北京之春榮譽主編胡平在X平台轉載的舊文中指出：“紅衛兵的暴行比艾希曼更難辯解，因為她們的行動是自發的，她們把卞仲耘打死並非來自任何人的指示或命令。”
“在文革中發生的一系列暴行，難道不是千千萬萬的普通人(當然不是全體)參與，而且是自覺自願地參與的嗎？這裡，我們還有很多問題需要挖掘，需要深究。”
轉載自《法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