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士頓書評》編者按：「我輩幸也不幸，生在思想管控空前嚴厲的時代，校內外所學純是官方理論，而所學與所見往往相悖：柳葉名下見到的卻是松針，明明是松枝卻標為藤條。於是，大半生的糾結困惑，幾十年的注意力，化為幾本不受官方待見的小書——在AI眼里，不過是某套坐標系中幾個小點和幾道連線的增補修改。」本文為吳思最新著作自序。
我生於1957年，今年67歲了。在30多年的職業生涯里，兩年在農村人民公社當大隊副書記兼生產隊指導員，十年在《農民日報》當編輯記者，兩年在《橋》雜志當副社長兼中文版主編，十七年在《炎黃春秋》雜志社當執行主編、總編輯和常務社長，四年在天則經濟研究所當理事長。
《炎黃春秋》是一本關於中國現當代史的民辦雜誌，與同類相比，當時在中國的影響力數一數二，2016年被官方接管，壽終正寢了。天則經濟研究所是一家民間智庫，2017年在賓夕法尼亞大學發布的世界各地智庫排名中居於103位，2019年被官方取締了。我的手臭，我主持過的四五家機構都不得善終。
我出過的三本關於中國歷史的書：《陳永貴：毛澤東的農民》、《潛規則：中國歷史中的真實遊戲》、《血酬定律：中國歷史中的生存遊戲》。每本書的銷路都不錯，可惜《陳永貴》和《血酬定律》不讓再出了。
我寫作計劃中第四本書，應該叫《官家主義：關於中國歷史的一個模型》。“官家主義”這個概念是我獨創的。借助這個概念，複雜漫長的中國歷史，可以看作一種簡明的邏輯結構的展開。這個模型，我斷斷續續做了20年，大升級五次，小升級無數。涉及官家主義經濟體制時，我一度陷入一知半解的茫茫昏暗，史料多得令人生畏，我也徘徊躊躇，不敢動筆。2020年，迷茫被一個簡單問題砸中擊穿，這個問題引出的一連串問題吸引我追蹤了三四年，最後的成果就是眼前的這本《頂殘》。
第一個人生困惑和第一本書
年輕的時候，我對歷史不感興趣。我的本科專業是中國文學。深入中國社會後產生的人生困惑一步一步把我引向了歷史。
我的第一個人生困惑是關於“人民公社”或“公有制”的。
1976年初，我高中畢業，到農村人民公社“插隊落戶”。這是毛澤東時代的專有名詞。許多當時的專有名詞已經隨著本體構造的消散逐漸被人遺忘。年輕讀者不妨把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想象為一所大兵營，在農業戰線，農村人民公社好比一個團，下邊的生產大隊是一個營，生產小隊是一個連——五六十戶人家，二三百人。城市的工商業戰線缺乏就業崗位，城市中學畢業生就像新兵一樣被派遣到農村的生產隊里插隊落戶，這叫“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卷入這場運動的大約有1800萬中學畢業生，我就是其中一個。
當時農業戰線最著名的團隊是山西省昔陽縣大寨公社大寨大隊，領導人叫陳永貴。他能讓社員認真幹活，“鬥私批修”，擅長啟發農民的“社會主義覺悟”，他自己也帶頭苦幹，在大寨的山坡上修建成一排排長城一般雄偉壯觀的梯田，糧食大增產，他也被提拔為中國主管農業的副總理。共產黨和毛主席告訴我們，只要認真學大寨，中國農村就會繁榮起來，一代道德高尚的社會主義新人也會成長起來。有心人還能看出一句潛台詞：立功者受賞，可能像陳永貴那樣飛黃騰達。
我很想建功立業，但有一大困惑：官方描述的情景和許諾的前景，和我實際看到的大不一樣。我在農村看到的實際情況是：公社社員在公家的地里普遍偷懶，在自家庭院和自留地里才認真幹活。全面怠工導致農民窮得吃不飽飯，我們都吃不飽。我後來當了生產隊指導員，近似農業產業軍的連指導員，但我再怎麽帶頭苦幹，再怎麽宣傳啟發鼓動，也不管多大用。農民照樣在公田里偷懶。按照黨中央毛主席的說法，情況應該正好相反。
我問一位老貧農為什麽不好好幹活，他反問我：有我多少？我說你是集體的主人啊，勞動果實都歸你。他不回答，根本就不理睬我。在普遍怠工的氛圍中，我看不到任何樂觀前景。大寨之路似乎走不通。我估計，世界各國的國營企業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類似的問題。後來，毛澤東去世，鄧小平改革開放，把公家的土地分到各家各戶，在自家的土地上，“自作自受”了，農民立刻好好幹活了。農業大豐收，全國人民都能吃飽了。
我想理解自己的失敗、毛澤東的失敗、大寨和陳永貴的局部成功和全局失敗，於是追究歷史，用兩年時間寫了一本陳永貴傳記，大致了解了毛澤東時代的農業政策史和人民公社史。我的困惑和個人失敗第一次把我引向了歷史。
歷史告訴我什麽了？傳記是用事實和故事解答困惑的。如果非要提煉出一句話作為答案，這句話就是：財富創造與自由正相關。自由在此的定義是：在不損害他人的條件下“自作自受”，多幹多得，少幹少得。這就是說，在經濟領域，自由是一種約束條件下的激勵機制。
那位老貧農問我，有他多少？我用官方灌輸給我們的集體主人翁之類的大話回答他，他不理睬我。十多年後，有了一點西方經濟學關於“集體行動”和“搭便車”的知識，我才明白，我們生產隊有57戶人家，勞動果實大體由57戶均分，我們刨土翻地播種，57鎬只有他家一鎬，反過來，他少刨57鎬只損失一鎬。這種“自作而他受”的制度很有力地激勵偷懶、懲罰勤勞。幹部帶頭苦幹或許可以感召一些人多刨兩鎬，思想教育和道德鼓動或許可以激勵另外一些人多刨十鎬八鎬，階級鬥爭和各種批評處罰或許可以迫使更多的人多刨二三十鎬，但“自作自受”的缺口仍然難以補足。
再說，幹部又不是地主，多打的糧食也不歸自己，管理者憑什麽多刨幾鎬還要去批評人得罪人？職務升遷可以激勵國企的官僚代理人，但國企管理人的責任心遠不如民企老板。更何況，中國農民戶口不能“轉幹”，大隊書記與公社書記之間隔著一道身份鴻溝，只有極個別陳永貴式的明星能跳過去，升官激勵的效力還比不上國企。
總之，這套激勵機制層層有缺，不能形成閉環。陳永貴的成功表明，短期內局部缺口是可以用非經濟手段填補的。大寨模式的失敗表明，長期大範圍填補缺口近乎烏托邦之夢。共產黨和毛主席說得再美好，再高尚，實際結果都是大面積的怠工和貧窮。
“財富創造與自由正相關”，這句話，我稱之為“自由定律”。寫完陳永貴傳記17年後，我奉命寫一篇紀念改革開放三十周年的文章，再次追究毛澤東在經濟領域的失敗和鄧小平的成功。這些共產黨的領袖氣魄驚人，拿中國做社會主義試驗田，拿幾億民眾當小白鼠。試驗的規模如此之大，試驗時間持續了一兩代人，試驗報告呢？我細讀官方文件和高官講話，好比回顧試驗前提出的假說、預言、許諾和結果，試圖補寫一份試驗報告。在這份試驗報告里，我提煉出的最重要的結論，就是自由度與財富創造的這種相關性。相關度有多少呢？在當今世界，相關度將近80%。這個論證過程說來覆雜，以後有機會再細說。
以上就是我的第一大困惑和第一本歷史書的來歷。
第二個人生困惑和第二本書
我的第二大人生困惑是關於中國社會真實運行規則的。
1982年，我大學畢業之後到《農民日報》當編輯記者。當時人民公社制度正在解體，農田分到一家一戶。公有產權轉向私有了，農民認真幹活了，但市場制度尚未建立健全，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剛剛起步。在這種體制下，農民生產的大部分糧食必須以低價賣給國家，與此相應，農民到供銷社也可以低價買到化肥。兩者的數量掛鉤。但這只是名義上的規定。《農民日報》的讀者來信說，他們按規定交售了低價糧食，卻買不到低價化肥。大部分低價化肥都流到市場上賣高價了。
我們三個記者追蹤調查了一個月，發現農民說得對，政府明文規定的正式規則並不管用。在計劃經濟體制中，中央政府掌握了全國的化肥資源，按計劃分配到各省市縣，哪個省市縣收購的低價糧食多，分到的低價化肥也多。但每一層官僚都會把自己掌握的一部分化肥批給自己的親朋好友。誰能批，誰不能批，什麽官能批多少，占多大比例，都有一套官場內部的規矩。如此層層批下來，農民在供銷社里就見不到低價化肥了，絕大多數化肥是在自由市場上用高價買到的。後來，追蹤化肥流向的報道發表了，還獲得了當年的全國好新聞獎，中紀委和商業部也介入調查了，批條子的一位官員還被撤職了，重申了制度規定，但是，多年之後，條子依然在批，官方規定依然不管用。
從局部看，我成功了，好比陳永貴的局部成功。從全局看，我失敗了，好比大寨模式在全國的失敗。當時我的困惑是：這個社會到底是怎麽回事？我實際看到的規矩與政府的明文規定，差距如此之大，生命力如此頑強，莫非，從古至今的中國社會，在政治經濟各個領域，都是這種情況嗎？中國社會真實的運行規則到底是這麽？怎麽稱呼它們？它們又是怎麽產生、怎麽改變、怎麽消失的？
如果寫新聞報道，弄清楚一件事或許要好幾個月，從頭到尾跟蹤下來或許要好幾年，還會遇到各種政治經濟障礙。如果在歷史中尋找答案呢？幾個月的時間，足夠我看清楚某個領域的真實規則的生死輪回。這種性價比優勢，再次把我引向了歷史研究。中國的歷史記載非常豐富，官方的私人的都有，一輩子也讀不完。我就鉆到這些記載里了。這一輪研究用了我四五年的時間，成果是我杜撰的一個漢語新詞“潛規則”，還有十幾篇相關文章。
所謂潛規則，就是一套不能明說的規矩。不明說，因為這套規矩既不道德也不那麽合法。在中國歷史上，在很大程度上，正是這套規矩，而不是官方冠冕堂皇宣布的種種法規，支配著社會運行。但這套不明說的規矩到底是什麽，怎麽產生的，一直沒有專著討論過。《潛規則》是2001年年初出版的，風行一時，第二年被禁，2009年出了修訂版，至今銷量超過百萬冊。潛規則這個漢語新詞，2001年底，谷歌搜索只有550個結果，現在百度搜索超過一億。由此看來，我的困惑，我在表達時遇到的詞語困難，其實也是中國人普遍存在的困惑和困難。我給出的答案，也成了大眾廣泛接受的答案。
第三個困惑和第三本書
我的第三個困惑是造就潛規則的力量。直接說最後結論：那就是暴力。
剛才說了化肥分配的潛規則，大致是依據資源掌握者權力的大小批出大大小小的條子。這是依據權力大小截留中央承諾給農民的利益。另外一大類潛規則，不是截留中央政府往下分配的利益，而是各級官員依據他們盤剝底層民眾的能力的大小，搜刮民眾獲取利益。例如，按照法律規定，農民上繳的皇糧占產量的3.3%，但實際征收的數量有時竟高達十倍。這種法規與現實的懸殊差距不僅見於歷史記載。1999年-2005年，我兩次參加全國兩個省四個縣300家農戶的調查訪談，坐在農民家里一筆一筆地細算，中共中央三令五申農民上繳的稅費不得超過總收入的5%，實際上普遍達到了20-25%，高出四五倍。
潛規則既不道德又不那麽合法，為什麽如此大行其道？因為收稅合法，抗稅有罪，古代不按時交錢糧可以打板子催逼。官吏用鬥收糧，可以淋尖、踢斛、加征鼠耗、倉庫保管費等等，這些手段一起上，多收百分之三五十很容易。還可以每天只收三四個小時，讓遠道而來的農民排隊數日，為了省時省錢不得不行賄托人早收。這類手段在歷史記載中可以找到數十種。我把官員利用這些合法或不必違法的手段多收稅費的能力，稱為合法傷害權。更準確的說法是“低成本傷害權”：誰不按時完糧納稅，就抓到衙門里打一頓板子。隔上五天十天再催再打，這一切都是合法的。借助這些國家權力，代理人乘機受賄、多收、多罰款，還可以搭合法之車亂收費。農民反抗官府的成本很高，風險很大，成功率很低，於是低頭認賬，潛規則由此形成。
那麽，合法傷害權是怎麽來的？統治權是怎麽來的？在中國兩千多年輪回登場的十幾個王朝里，政權的更替全憑武力。用中國古話說，就是“打天下坐江山”。用毛澤東的話說，就是“槍桿子里面出政權”。一個暴力團夥流血拼命，掃清敵手，打天下坐江山，然後立法定規，獲取利益。
如何稱呼這種收益？勞動要素帶來的收益叫工資，土地要素帶來的收益叫地租，資本要素帶來的收益叫利息。暴力要素帶來的收益叫什麽？漢語里沒有這個詞，但確實有這種東西，我就自己造了一個漢語新詞：血酬。中國土匪的江湖黑話稱錢為“血”，我辦雜志，每個月發稿酬，於是我把這兩個字合並起來，這就是血酬。血酬就是流血拼命暴力掠奪的收益。
什麽時候會有暴力掠奪呢？在暴力掠奪的收益大於成本的時候。這就是血酬定律。這里涉及生命與生存資源的關系的換算，涉及流血拼命與流汗勞動的關系的換算，還涉及良心和價值觀與成本收益的關系，這里不細說。我想強調的是，在追究潛規則形成背後的力量、深入分析潛規則形成的成本和收益的時候，我看到了血酬，找到了血酬定律。2004年，我寫成了一本書，對中國歷史上的一些事件做案例分析，描述了血酬定律在各個領域的表現，書名就是《血酬定律：中國歷史上的生存遊戲》。這本書和《潛規則》一道，在2008年入選中國改革開放30年的30本書，在2018年又入選改革開放40年的40本書。但《血酬定律》比《潛規則》更深入一些，十多年前已不讓再印。
第四個困惑和第四本書
我的第四個困惑是：中國到底算什麽社會？換個大問法：我們到底是誰？從哪里來？往哪里去？寫完《潛規則》之後，我好像戴上了一副眼鏡，通過這副眼鏡看到的中國，大不同於官方描述的中國。寫完《血酬定律》之後，我好像有了一架X光機，通過X光透視看到的中國，古往今來的內臟和骨骼結構居然一樣。對比歐洲，對比俄國、中亞、西亞和南亞這些所謂的“東方專制主義”國家，卻有許多重大的不同。由此產生的困惑是：對比歐洲的絕對主義，從西亞到南亞的專制主義，中國應該如何稱呼？
2004年，《血酬定律》出版的第二年，我找到了一個詞，這就是“官家主義”。20多年來，我斷斷續續地追究官家主義在各方面的表現和特征，最後成果就是《官家主義：關於中國歷史的一個模型》。
前邊說了，《頂殘》只是官家主義模型中與經濟制度建構有關的部分，屬於官家主義大樹的經濟分枝，為了模型的完整不能不寫。
在中國經濟史領域，西漢桓寬的《鹽鐵論》是繞不開的存在，我對官家與鹽商和私鹽販子的三方鬥法也很感興趣，隱約聞到了潛規則和血酬定律的味道。但這種興趣與以往的困惑不同，缺乏個人失敗的痛感和經驗基礎。2020年的一天，我和賣書的朋友聊天，聽到書號大幅削減和出版市場“總量控制”的幾個數字，一個問題猛然砸中了我：這叫什麽市場？電光一閃，幾十年在媒體領域的摸爬滾打、一次又一次失敗、種種個人經驗，突然與流行的經濟學理論和古代經濟史聯系起來了。順著這條路，我可以在個人經歷中理解官家、鹽商和私鹽販子的三方鬥法，也可以在漢武帝的鹽鐵壟斷之中看到我親身體驗過的統購統銷和媒體管制，還可以拿實際經驗對比考察西方經濟學的概念和理論。如此簡單的問題，如此明顯的聯系，這麽多年我怎麽都沒想到？真所謂騎驢找驢，騎馬找馬，天安門前找北京。“困而知之”甚至“困而不知”的三等鈍才（注釋1）就是這樣吧。
“認出北京”之後，我從最熟悉的出版市場切入，以切身體驗支撐，追溯以往，古今互證互補，一發不可收拾，將計劃中的五六千字寫到了六萬多字。眼看官家主義的經濟分枝比樹幹還粗大了，不成體統，於是先截下來發表。2023年7月，首發於台灣的《思想》雜誌，後來又補充了三萬多字，將一篇長文做成了眼前的這本小書。
第五大困惑和未來的第五本書
我現在的困惑，第五大困惑，就是中國未來會怎麽走。這是當代很多中國人心中的大困惑：一個專制甚至獨裁的政權，怎樣才能完成憲政民主轉型？指望這個政權主導轉型，自己革自己的命，豈非與虎謀皮？在邏輯上如何可能？至於民間主導轉型，在民眾溫飽問題已經基本解決的條件下，面對高科技武裝起來的政權，一個對民眾運動嚴防死守、露頭就打的政權，在邏輯上又如何可能？
要解答這些困惑，必須深入分析中國社會的結構和問題，還要對照中國歷代王朝興衰循環，對照世界各國的轉型史。官家主義模型恰好提供了便於深入分析和全面對比的框架。借助這個框架，我理清了官家主義轉型的邏輯，解釋了中共主導的經濟體制改革，還得出了一個自以為邏輯嚴謹的結論或預測，即中國憲政民主轉型的前景非常樂觀，在一兩代人的時間內，官變或來自上層的革命是大概率事件。
對於第五大困惑的全面深入的分析討論，屬於《官家主義》專著的內容，這本專著尚未完成。本書編輯張適之先生建議我介紹一下官家主義模型，簡筆勾勒那棵長出頂殘式經濟分枝的大樹。2023年，我在德國海德堡大學做過一次演講，介紹官家主義模型，講稿篇幅不過七八千字。遵照編輯建議稍加增刪，代為本書後記，還可以看作《頂殘》的中國史及世界史背景。
我到底在折騰什麽
寫這篇序言的時候，我讀到一段“拆解人工智能的底層邏輯”的文字：“在人工智能眼中，收到的信息並不是人類語言所呈現的形式，而是一種數學模型。如果把人工智能看做一種生命體，那麽在它的意識里，萬事萬物，每一個概念，都是一個立體多維坐標中的某個點。”（注釋2）我忽然意識到，我所杜撰的概念，所做的歷史描述和分析，其實都在辨析立體多維世界中的“某個點”，確認文明進化樹上某個枝杈某片樹葉的坐標，再給它取個名字或換個名字——假如舊名不妥的話。定律和公式之類，就是點與點之間的連線，好比連接葉片的枝條。
我輩幸也不幸，生在思想管控空前嚴厲的時代，校內外所學純是官方理論，而所學與所見往往相悖：柳葉名下見到的卻是松針，明明是松枝卻標為藤條。於是，大半生的糾結困惑，幾十年的注意力，化為幾本不受官方待見的小書——在AI眼里，不過是某套坐標系中幾個小點和幾道連線的增補修改。
“百年三萬六千日，翻覆原來是這漢。”（注釋3）
這就是我的天命？
但願後來者比我們的起點更高，命運更好。
2024年9月本文注釋：
1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論語·季氏）
2 萬維鋼：《拐點——站在AI顛覆世界的前夜》，台海出版社，2024年5月。本段文字來自作者對該書第一章第四節“語義幾何學”構想的簡介。
3 （宋）賾藏：《古尊宿語錄》，卷二十二，法演和尚自述真讚。
轉載自《波士頓書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