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主國家里，法律是人人遵守的規範制度，是高居於統治者之上的。柏拉圖說：「統治者是法律的奴僕，只有這樣的國家，才能夠得以解救，上帝可以賜福於他們。」在世人眼里，好的法律一定代表好的制度。
11月4-7日，第92屆國際刑警組織大會在格拉斯哥（Glasgow）舉行。該組織成立於1923年9月7日，也稱國際刑事警察組織，是一個促進全球警察合作和控制犯罪的國際組織，是世界上最大的國際警察刑警組織，總部位於法國里昂，在全球有七個地區局，196個成員國則各設有國家中央局。本次大會將改選包含秘書長在內的10個關鍵領導職務。
倫敦科斯塔·伊凡傑羅總主教（Archbishop Dr. Abraham Costakis Evangelou MBE）在格拉斯哥國際刑法研討會上指出，世人對國際刑警了解不多，屬「視野盲點信息」。在這次研討會中，筆者深切感受到了「視覺盲點」，令人震驚的是：在西方社會中，盡管法律規範體系森嚴與嚴謹，其實在高尚與規範的背後，掩蓋著專制國家的醜惡與黑幕，這似乎又是一個國際級的「糜爛」陷阱與漏洞。
借此，筆者談談自己的所聞所見所感受，與朋友們分享。
格拉斯哥刑討會拓展民運新視野
在國際刑警組織舉行92屆年會之際，舉辦「格拉斯哥國際刑法研討會」，是非常重要且及時的，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中國民運主動切入與選擇國際重要主題，且第一次組辦這樣的國際研討會，是開創了一項新舉措。
二、由中國民運組織系統性主持這樣的國際研討會，參與籌辦與組織的有中國民主黨英國總部、歐洲之聲、香港（籌備）議會。據中國民主黨全國委員會主席王軍濤介紹，他是在今年初洛杉磯的一次民運會議上提出此項目的，經過各方努力終於辦成了，證明了一點：團結一心、集結力量，中國民運還是能辦成大事的。
三、會議邀請了國際刑法專業人士與專家與會，比如：處理高風險、跨境和國際案件專家本·基思（Ben Keith）律師，著名專家、「紅通」聯合監控網創始人里斯·戴維斯（Rhys Davies）律師、國際刑法政策研究顧問托馬斯·本森（Thomas Benson）、國際刑事專家泰德·布羅蒙德（Ted Bromund）等，這些專業人士的參與和討論，為研討會揭開了國際刑警利用與濫用職權的黑幕。
四、中國民主運動海外聯席會議主席魏京生，最早提出國際刑警組織成為中共專制政府的幫兇。2017年5月，魏京生組團在法國里昂向國際刑警組織抗議並呼籲對話，卻遭遇國際刑警組織的置之不理。同年7月，魏京生組團赴德國威斯巴登國際刑警德國中央局，時任國際刑警秘書長的是德國國際刑警局長尤根•施陶克（Jürgen Stock），我也參加了這次活動。參加示威的抗議者有十幾人，我們呼籲國際刑警組織勿做專制政府的幫兇。
國際專家談「紅通」隱患
專家討論指出國際刑警的主要問題：
一、一些國家，通常指的是中國、俄羅斯、土耳其和阿拉伯聯合酋長國等國家參與到該組織的核心機構。他們日益將國際刑警系統武器化，濫用國際刑警組織的權力，以追捕政治異見者、針對活動人士和沈默的反對聲音，損害了國際刑警組織本應維護的中立和誠信原則。
二、關於國際刑警組織的信息共享問題。特別是指「紅色通緝令」系統，該系統經常被誤讀為「國際逮捕令」，如此往往被不民主國家濫用該系統權力，成為國家政治目的的跨國鎮壓手段。比如：阿聯酋和中國，他們通過國際刑警組織跨國緝捕政治犯。俄羅斯通過「紅通」將針對政府批評者引渡和緝捕。所以必須維護國際刑警組織系統正常運作，防止其功效不斷受到侵蝕。
三、最為突出的問題是：專制國家卡位國際刑警組織相關重要的職位，干預組織內部的權力平衡、資金來源，造成組織系統內部破口。所以有效地保護與維護國際刑警組織的系統純潔，確保法律規範運作十分重要。
四、哪些屬於濫用國際刑警組織的問題？專家指出：重點是中國和俄羅斯還有土耳其。這些國家往往捏造刑事案件，並濫用「紅色通緝令」來針對個人，例如針對維吾爾人和持不同政見者。這也是這些年來國際刑警組織在分析與面對這些捏造案件時的挑戰，急需采取更有力的措施，來防止此類濫用的新案例不斷發生。
五、戰爭地區是國際刑警組織面臨的困惑。中東地區和俄烏持續沖突，在這些地區難以執行與落實「紅色通緝令」，各國媒體可以指責這是恐怖主義，這屬於國際刑警的打擊對象。問題是面對具體案例，往往在恐怖手段與軍事行動之間難以鑒定。這就影響到國際刑警組織的正確執法，或者說實施執法能力。這些問題是留在國際刑警組織系統和數據庫中的新問題。
六、國際刑警組織不願意對成員國，尤其像中國這樣的大國實施制裁。比如：中國利用天網（Skynet） 和獵狐（Fox Hunt）等項目，在全球範圍內針對持不同政見者和逃犯、及維吾爾人等實施逮捕。比如在摩洛哥被拘留的維吾爾人伊德里斯·哈桑（Idris Hassan）一案，就是中國利用「紅通」迫害個人的案例。研討會還列舉了一些中國政府侵犯個人的案例，比如中國在針對香港問題、官方腐敗與政治異議方面，以及香港政府濫用「紅色通緝令」，追捕持不同政見者等，包括侵犯了居住在英國和美國的香港人。這些典型案例，對國際刑警來說，就是挑戰了國際組織系統與權力。從國際刑警組織責任的重要性來說，應該對這些國家（比如中國）的這些違法案例采取制裁，但是國際刑警組織不敢這麽做，也就是說這一系統破口與漏洞是顯而易見的。
七、國際刑警組織在發布「紅色通緝令」時缺乏透明度。專家指出：中國政府做得比較隱蔽，打擊政敵（反對派、異議人士）主要以經濟犯罪名義。國際刑警組織無法針對案例一一審查，通常是執行「紅通」，除非一些國家確實拿到證據，便會采取拒絕執行「紅通」令，比如：黑龍江雞西市前副市長李傳良的案子，在美國被法院判為「拒絕執行」。所以缺乏透明度的「紅通」，使得一些專制國家的社會活動家面臨風險，魏京生就是典型例子。
專制國家掌控國際刑警權力的災難
專家們指出了「這一現實問題」，筆者使用了「災難」。
會議討論焦距在「一些不民主國家」，他們卻掌握著國際刑警組織的權力， 這個現實問題，也是國際刑警組織面臨的未來挑戰。而對於民主國家來說，又如何尋求重新確立自己的地位？
在中國、俄羅斯、土耳其這些不民主大國中，土耳其的強勢與蠻橫毫不掩飾。2016年土耳其發生未遂政變後，埃爾多安指責在美國僑居的居倫（Gülen Hareketi）是幕後黑手，指控其試圖發動政變，土耳其要求美國引渡居倫，遭到拒絕。埃爾多安隨後提出了3000多份「紅色通緝令」申請，並公布與散發。專家指出：這些數字中，大多數是土耳其政府制造的政治案例。
跨國鎮壓，即國家在其境外行使警察權力，俄羅斯是最嚴重的。案例是比爾·布勞德·科夫斯基（Bill Browder Kovsky），他因批評普京政權而受到追捕，銀行賬戶被凍結，各種可怕的事情發生在他們身上。
贊助資金影響國際刑警的話語權
國際刑警組織的資金基於兩個或兩個以上來源，一部分基於成員國交付的年度會員國會費，另一部分往往來自於大國捐款。最大的資助者是美國，一部分來源於歐盟國家，中國實際上也是最大的資助國之一。
最大的問題是，通過實際使用金融手段，變相成為國際刑警組織執法權力的掌控者，這是國際刑警組織面臨的挑戰。盡管國際刑警組織不斷強調，該機構不是一個政治組織，但據我們知道，中國就是在濫用國際刑警組織權力，追捕持不同政見者。這種籌資模式事實上損害了國際刑警組織的政治原則和價值，最終導致了非常多的濫用行為。
最為諷刺的是國際刑警前中國主席孟宏偉（Meng Hongwei），從法國回到中國後失蹤，中國還試圖在法國綁架他的妻子和孩子，國際刑警組織居然毫無應對措施。可見國際刑警組織在大國外交淫威之下，束手無策。
有問題找「紅通」專業專家
國際刑警領域確實問題不少，好在有一批國際衛士（律師），始終針對國際刑警組織發生的濫用權力案例，長期從事這方面的國際監督與檢查，專家指出：國際刑警網上公開的「紅色通緝令」中國人名單僅是百人，絕大多數隱匿了姓名。遇到「紅通」問題，或者懷疑遭遇「紅通」迫害怎麽辦？找專家解決問題。
據筆者了解，與會的專家並非徒有虛名，而是在以下這些領域和專業具有特殊能力與經驗，維護著國際刑警組織的公正與嚴格執法，主要體現在以下幾方面：
一、活躍多年的「紅色通緝令監控（Red Notice Monitor）」博客，由這批專家聯合創辦與編輯，該網站主旨是：堅持倡導公平和透明的全球司法。
二、這批專家具有涉及國際刑法的法律、政策、以及人權領域的經驗，每個人都因處理過一些著名案例而名聲鵲起。
三、善於處理高風險、跨境國際案件，保護那些受政治原因遭遇「紅色通緝令」的被迫害者，用專業知識與經驗來處理這方面的案例。
四、擁有豐富的國際刑法和人權法的專業知識，在處理與解決「紅色通緝令」濫用方面具有良好記錄。
五、長期觀察香港問題，擁有中國研究方面的專業知識，政策研究、及具備在議會和領事館工作的經驗。
六、被稱譽為國際刑警組織的「得力助手」，為全球 30 多起濫用紅色通緝令案件提供專家證詞，在英國議會和全球媒體面前作證，塑造了國際刑警組織的正面形象。
台灣問題成為研討會的焦點話題
台灣駐德國謝志偉大使，通過ZOOM視頻網絡，首先在演講（《嚴重質疑中國在「國際刑警」中恃強淩弱》文章，已刊載）中指出：「國際刑警組織」事實上將台灣這樣一個自由民主的國家當成犯罪團夥或黑社會來對待，而中國卻不斷侵犯其國內人權，無疑都是犯罪行為。這種情況下，不僅台灣受害，國際刑警組織更是傷到自己。謝大使還表示：台灣對於全球安全做出了傑出貢獻，諸如在全球穩定與安全、國際社會的公共安全、全球人權倡導、印太、亞太區域穩定、國際政治、國際社會非政治等方面的參與。
歐洲之聲社長廖天琪在演講中（《中國違反國際刑警組織的宗旨，應受處分，甚至除籍》已刊發）指出：台灣被中國逼退取代，1984年國際刑警組織大會將中國接納為會員，中華民國台灣的會籍被中國取代，這是不公平之舉。台灣是民主國家，有能力和意願提供專業技術和具體行動，為組織貢獻力量。中國是社會主義專制國家，本身就缺乏法治。引狼入室，以惡替善，是該組織的一大誤筆。國際刑警組織現有196個會員國，不論國家大小、貧富、專制獨裁或民主自由，全都一律對待，百年歷史上只有唯一一次將一個國家除名，那就是台灣，這是該組織的失誤和恥辱。
筆者也在研討會談了這一話題（《決不能忽視中共借助「紅色通緝令」鎮壓異己》，已經刊出）：質詢國際刑警組織：為何拋棄民主台灣？國際刑警組織有196個成員國，均設有國家中央局。全球國家按人口數排名，台灣排在第57位，倘若按照2023年GDP排名，台灣排在23位。或者以歐盟27國為例，超過台灣人口數的國家，只有德國、法國、意大利、西班牙、波蘭 5國。在此數據面前，我們如何理解：「國際刑警組織所承擔人類共同的安全與公正崇高目標」？所以舉辦這樣的研討會，提出台灣問題、台灣的缺席、台灣被嚴重歧視排除在外很有必要，全世界都為台灣鳴不平。
在研討會上，台灣國立政治大學教授李酉潭、台灣淡江大學教授廖雨詩等也都談到了國際刑警組織中的台灣問題。
我們身邊的「紅通」案例
前些天，黃慈萍給我寫郵件談及「紅通」案例，她說「老魏也在『紅通』名單上」。我這才恍然大悟，前些年歐洲舉辦中國民主化研討會，我們時常邀請魏京生蒞臨會議指導，我得到的回答常常是：「老魏最近不便外出，美國安全機構通知老魏不適宜離開美國，他有安全風險。」現在才明白中共將異議人士、社會活動家列入「紅色通緝令」名單，魏京生居然也被納入「紅通」。黃慈萍寫道：我們「從來不能低估中共的無恥。最可怕的是，名字上了『紅通』，本人卻一點都不知，中共借此將很多人『捉拿歸案』。」
本次會上，維吾爾代表拉希馬·馬赫穆德（Rahima Mahmut）發言，談及多里坤·艾沙也上了「紅通」名單。我在2006年就認識多力坤了，那年他來德國不久，並參加了我們舉辦的「柏林全球中國和亞洲民主化論壇」會議，那些年我們有過不少合作。
內蒙古人民黨主席席海明發言指出：今次來自世界各地的朋友，有來自中國、西藏、新疆、南蒙古、香港和台灣的朋友們共聚一堂，齊心合力反對「國際刑警」組織成為中國政府濫用與鎮壓異己的工具。一會兒我們還要在國際刑警92屆會議中心前，舉行示威抗議活動，正式開啟這一領域的國際規模鬥爭，這就是進步，就是發展，還將會一直持續下去。
目前，我們面對中共的全面圍剿和追殺，必須加強聯絡與合作，團結滅共是我們的當務之急。中共不滅，民主自由、自決獨立都無從談起。只有在滅共的前提下，才能真正實現我們的目標。
「治愈」與「和解」是國際刑警組織的理想境界
倫敦科斯塔基斯總主教也有一段精彩演講：我能參加國際刑法研討會很受啟發，讓人們獲悉忽略社會視野盲點的信息。國際刑警組織的存在，是為了防止人類社會最嚴重的傷害——種族滅絕、戰爭罪和極端虐待等行為，這些旨在保護世間每個人的尊嚴和價值。基督追隨者們，從心靈上遵循耶穌的「愛鄰如己」教導，這是人類社會和平發展與共存的基礎。
當我們認識到國際刑警組織所承擔人類共同的安全與公正崇高目標時，我們也必須認識到極權主義給人權制造了罪孽，並蒙上了陰影。耶穌強調寬恕必須植根於真誠的懺悔，也就是說，國際正義不僅體現在「懲罰性」一面，它更應該是邁向社會「治愈」與「和解」的理想境界。
如此看來，國際刑警組織是一個至關重要的機構，正是為了維護與鋪設社會崇尚自由、同情與博愛的路程，或者說道路，這符合基督教對正義、仁慈和愛的承諾，最終人類才會塑造一個符合上帝形象的世界。所以我敦促：讓世人同心協力，尋求正義和博愛，去戰勝被控制和脅迫的極端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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