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哥倫比亞大學代理校長阿姆斯壯博士（Dr. Katrina Armstrong）辭職的消息公布後，震撼美國高教界。新的代理校長希普曼（Ms. Claire Shipman）成為哥倫比亞大學自2023年8月以來的第三位最高的行政主管。
事件表面看似是行政或人事的異動，實則反映川普政府對高等教育機構接踵而來的政治干預，大學正面對財務壓力與學術核心價值之間的擠壓，似乎已經有扛不起的政治壓力。這起事件不只是哥倫比亞大學的危機，也為整個美國高教制度敲響警鐘。
學術自由與政治風暴
哥倫比亞大學因為校園內反對加薩戰爭的抗議活動，被保守派媒體和國會多位共和黨議員指控為「縱容反猶言論」。這些批評並非僅止於輿論壓力，而直接導致川普政府凍結該校約4億美元的聯邦資金，相當於哥倫比亞大學從聯邦政府所獲年度補助款（約19億美元）的21%。
根據美國大學協會（American Council on Education）的數據，聯邦政府每年透過研究補助、學生助學金和各部會專案，向大學提供超過1,500億美元的資金，成為大學運作與發展的主要資源來源。這也意味著，一旦資金成為政策施壓的工具，學術自由必須面對赤裸裸的財務脅迫。
哥倫比亞大學選擇接受川普政府的「要求清單」，包括：增聘36名具有逮捕權的校安人員；採納國際反猶主義定義聯盟（IHRA）對反猶主義的界定；審查中東與南亞研究課程及教學活動；對招生與錄取程序實施新一輪的監管。
這些作法雖被學校高層視為「管控財務危機」的必要策略，卻在學術社群中引發廣泛而強烈的質疑。哥大部分的教授強烈地批評此舉「犧牲了學術自主與言論自由」，甚至可能導致校園衍生自我審查的文化。
從哥大到賓大的骨牌效應
川普政府這次對哥倫比亞大學的舉措並非孤立事件。就在哥倫比亞大學同意川普政府條件的前兩天，川普政府也宣布凍結賓夕法尼亞大學約1.75億美元的聯邦資金，理由是該校在2022年允許跨性別的運動員參加女子游泳比賽。
這些案例說明，政府已不再以教育中立的角色出現在高教資源的配置上，而是有策略地對與其政治立場不一致的大學施加凍結經費的制裁。美國公民自由聯盟（ACLU）批評此舉為「前所未見的行政干預」，違反《高等教育法》第101條所保障之「機構自主（institutional autonomy）」，同時也可能違反《第一修正案》對言論自由與學術自由的保障。
校園治理正當性的瓦解
阿姆斯壯與其教務長在一次教職員會議中，對部分教授淡化政府協議影響的言論感到「困惑」，而某些教授批評她「選擇向政治壓力妥協，未能堅持學術核心價值」，顯示行政部門與教師會存在危機感知與價值認同上的重大歧見。
前任校長沙菲克博士（Dr. Nemat Shafik）因校園爭議而提前卸任，如今代理校長阿姆斯壯博士又因政治壓力而辭職，新的代理校長希普曼成為哥大自2023年8月以來第三次重大的人事更迭，象徵著制度性的治理危機，以致於引發校園內部分教職員、學生對政治不當干預強烈不滿的情緒。
司法逃避的代價
許多法律與教育專家指出，若哥倫比亞大學選擇司法途徑對抗聯邦凍結資金的決定，根據《第一修正案》與1978年美國聯邦最高法院《Reg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v. Bakke》訴案的先例，哥倫比亞大學將擁有極高的機率在法庭上獲得勝訴。該案的判決強調大學作為自治機構，擁有根據自身理念、組織課程與招生的自由。
然而，哥倫比亞大學選擇不走司法救濟之路，反而可能為其他大學樹立「屈服壓力換取資源」負面印象。目前全美已有超過15所大學正面臨司法部、教育部與衛生部的聯合調查，涵蓋領域從學術內容、校園言論再到性別政策。
高教體制的警訊
哥倫比亞大學的危機不僅是一所名校的風暴，更是一場關乎美國高等教育核心價值與制度走向的指標事件。當川普政府以預算作為施壓的槓桿，大學行政部門選擇妥協而非抗爭，輕易地放棄尋求司法救濟，這樣的高等教育是否還能保有它曾經堅守的學術自由與自主？
正如有一位哥大研究生向《紐約時報》表達內心的不安：「校長辭職、凍結大學經費、遣返移民與政治干預等均讓人感到沮喪。哥倫比亞大學正在用鴕鳥式的方式處理問題，而不是堅守它在過去所承諾的價值觀。」
若任何大學面對不當的政治干預時，無法以集體的力量堅定地守護著學術自由與自主，下一個被凍結經費、被迫妥協的，將不會僅止於哥倫比亞一所大學而已。
轉載自《上報》作者為國立陽明交大退休教授／國立台北科技大學校務顧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