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夫是我最喜愛的當代中文寫作者，沒有之一。野夫的書無論是大陸出版的《鄉關何處》、《身邊的江湖》、《1980年代的愛情》還是台灣出版的《看不見的江湖》、《江上的母親》我都想法子搜羅到了，擺在書架最醒目的位置。鹿津出版的北美版《故交半零落》一上市，我第一時間網購了兩本，一本自己讀，一本送朋友。
讀這本新著，正如昔日袁宏道讀《金瓶梅》的感覺：雲霞滿紙，勝於枚生《七發》多矣。
野夫的文章，寫仁人志士，如金聲玉振，雄闊沈郁；寫深情絕戀，則俊爽飄逸，錦霞漫天。瀟灑溫潤如六朝人物，瑰麗風騷如晚唐詩詞。
這部文集由《哀歌》、《憶往》、《紀事》和《記遊》四輯組成。每一篇都精妙絕倫，字字璣珠，堪稱為中文寫作的典範。
第一輯《哀歌》追憶了已經去世的五位故交——開啟一個時代的台灣民主先驅施明德；大陸人權律師第一人張思之；有布衣卿相之譽的大陸民間思想家王康；享譽京滬讀書界的出版家沈公昌和英年早逝、溫潤如玉的台灣電影《戀戀風塵》主演王晶文。這五個人涵蓋了政治、法律、思想、知識和演藝界的各領域翹楚，他們都是野夫的故友，作者用班固、司馬遷的史筆；揚雄、司馬相如的文采，為我們留下了一幅幅必將輝映青史的群英剪影。
一
野夫筆下的施明德，是一個行可以為儀表，智足以決嫌疑，信可以使守約、廉可以使分財；做事可法、出言可道的人傑。這位台灣民主進步黨的前主席，台灣民主運動教父般的人物，二十六度深牢大獄，無數次絕食和酷刑，三分之一的有效生命在鎖鏈鐐銬囚窗下度過，令野夫感慨：“沒有聖徒般的理想和意志，我完全無法想象肉身該怎樣支撐。”
野夫筆下，施明德是一個不懼生死，鐵血丹心的領袖。《人傑施明德》寫道，1980年美麗島大審判之際，連不少同道都在卸責民亂之罪，只有施明德高呼：我是總指揮，請槍斃我吧！而當時的當國者蔣經國也確實殺心萌動，曾向沈君山教授詢問，沈先生進言：殺人影響國際視聽，殺人只會培養烈士；血流進土地，再也收不回來，而我們的子孫將在這片土地上生活下去……
野夫感慨：大學裏有這樣的教授，這樣一輩還敢犯顏進諫的士人；民間有施明德這般引刀成快，赴難求變的死士，民國也才有了主動棄權開放黨禁的總統。施明德活下來了，蔣家的子孫也才真正地活下來了，那個殘民殺士的時代才從此不會再來。
讀到這裏，筆者不由掩卷深思：假如一九八九年“六四”前夕，我們的教授也能夠犯顏直諫，而不是龜縮自保；槍聲響起後，我們的民運領袖們也能夠昂首挺胸，勇於承擔，而不是四散而逃；我們會迎來別樣的世界嗎？我當然知道歷史不容假設，也知道就算我們有施明德和沈君山，六四屠殺也大概率不會避免，但我們畢竟應該為這樣的缺席而感到愧顏啊。
書中寫道：台灣不費一槍一彈實現了社會轉型，1987年後的台灣煥然一新。1990年大赦政治犯時，許多“老囚”都出獄了，只有施明德堅持必須無罪釋放。最終，施明德的抗爭引發的輿論壓力，迫使轉型過度的腳步再次提速。高級法院也果真宣判了他無罪！
野夫感慨：菩薩誓曰——地獄不空，我不成佛；西諺云——當一個人在蒙冤受難時，就是所有人在受罪。吾輩何其有幸，竟然在同一個時代，親眼見證了這些在古書上才有的傳奇。
2018年11月，野夫經友人介紹，在台北一次奇異燕宴中見到了敬仰已久的施明德先生——黑色衣褲加灰藍西服，一絲不茍地打著領結，頭戴灰色禮帽，攜夫人一起駕臨。他如此鄭重的禮儀莊重，與生俱來的領袖氣質，先自讓我慚愧不已。
野夫詩酒瀟灑，不修邊幅。他跟施先生有共同的遭遇，曾因六四辭去公職營救民運人士而遭當局線人設局構陷，入獄6年。野夫說自己不是那種容易埋下斧頭放棄仇恨的人，他一直以來的一個觀念是——吾族之所以代復一代永遠不乏屠伯和人型獸，是因為作惡行兇者沒有代價。
是啊，台灣實現了和平轉型，但當年那些權力的幫兇，對施明德肆意刑求致使他滿口假牙的人，卻能以服從命令為藉口，天良喪盡殘毒志士而免於處罰，隱身煙火人間，永遠不被問罪清算，這樣的轉型，真能實現正義嗎？
席間，野夫提出了孔夫子當年的千古之問：以德抱怨，何以報德？
施明德的回覆語重心長：我們必須面對真實的歷史，歷史的真相是，我們並不是通過革命和戰爭贏得勝利的。民間抗爭和國際非議，形成的只是壓力。事實上台灣執政黨走到那一刻，並不是完全失去了暴力維系的能量。當他們願意開放黨禁，並承諾未來的票選輪替時，我們所有的同仁都只會接受。每一個人的生命都是生命，革命者流血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我們既然接受了這樣的有序轉型，組黨競爭，就意味著我們事先承認了對手黨的合法性，也預示著整個民間社會都提前達成了對該黨往事惡業的寬恕。我們不能在競爭上台之後，再去一一追究所有曾經的幫兇。如果那樣，既不符合法理，也不孚誠信。民主社會的正常黨爭，就會繼續淪為血腥的命爭，人民就會繼續綁定在仇恨的鐵枷上……
野夫寫道，社會整體轉型，需要和解，沒有和解就沒有整族的未來。施明德這種曾經身負奇恥大仇的人，早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就提出“大和解”的理念，這是他作為兩任黨魁應有的遠見和度量，也是他教徒世家基因中的慈悲和仁愛。
走筆至此，野夫感慨萬千：他（施明德）註定是孤獨的英雄，是民國百年最後一代古典大俠。此後的華族史書，再也難見這樣的人物了。
台灣何其有幸，產生了施明德這樣的反對派領袖，也因此有了台灣社會的和平轉型。反觀我泱泱中華，億兆生民，數千年文明史，出了一個榮獲諾貝爾和平獎的劉曉波，喊出了一句“我沒有敵人”的口號，卻被有司關押至死，至今還被海外的某些得了紅眼病的反對派民運領袖咒罵為“花瓶民運”、“軟骨頭”。
目前的中國大陸，正處在一場大動蕩的前夜。很多人都在歡呼，期盼這場大動蕩的到來。但是我們很難奢望，中國大陸會在社會震蕩中實現和平的社會轉型。因為我們沒有施明德。我們出了一個主張“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劉曉波，還被廟堂和江湖合謀殺害！
二
本書的24篇美文中，我特別喜歡的還有第二輯《憶往》中《當時年少春衫薄》一文，這是一篇寫暗戀的青春故事，題目取材於晚唐詞人韋莊的詞《菩薩蠻》：
如今卻憶江南樂，當時年少春衫薄。
騎馬倚斜橋，滿樓紅袖招。
翠屏金屈曲，醉入花叢宿。
此度見花枝，白頭誓不歸。
這首詞大意是韋莊回憶自己當年在江南，正青春年少，風流倜儻，春衫飄舉，風度翩翩。騎著高頭大馬，斜靠小橋，滿樓的少女都被詞人的英姿所傾倒。
詞的後半闕則是感慨自己深陷汙濁塵世，醉生夢死，由此產生愧悔。如果再有當年的偶遇，一定會執手佳人，白首不歸。
晚唐去今已逾千年，但人性千年不變。每個人的心底都有一段暗藏的初戀，灼心的純情。
我對寫初戀的文字有特殊的敏感。少年時候讀過張潔的小說《愛，是不能忘記的》，在煤油燈下做筆記，幾乎把整篇小說抄了一遍。後來讀野夫的半自傳體長篇小說《1980年代的愛情》，心潮澎湃，熱淚長流。我還從網上找來同名電影看了好幾遍。我自己也寫過同體裁文章《春水溫柔》、《又見桃花》等。這次又讀到野夫寫暗戀的《當時年少春衫薄》，仿佛又回到了青春初戀的時光。我一連讀了三遍，仍不忍釋卷。
1983年，野夫大學畢業被分配到故鄉利川——鄂西邊陲的一個小縣城，正是亞聖孟子所謂“知好色則慕少艾”的年紀。野夫說：人人都知道，全城的美女都是有數的。每一個成年男子心中都有一個美女地圖，哪個在東門，哪個在西門，幾乎人人皆門清。甚至每個美女從小學開始，在小城都已經家喻戶曉，看著一天天長大，看著一個個出閣，那都是男孩子心底的一抹惆悵。
那時候的大學生也和美女一樣稀少而有數，野夫自嘲像小公雞一樣，帶著顧盼自雄的騷氣，在一個平常的日子與一個來歷不明的美女不期而遇了。這美女身材高挑，膚如凝脂，巧笑嫣然，美目流盼，很像是《詩經·衛風》裏走出來的人物。
野夫被女孩的美貌擊中，春心蕩漾，失魂落魄，於是鼓足勇氣上前搭訕，女孩純正的普通話將這個大學生的自信徹底擊潰，即使再次邂逅於某個街角，也不敢上前搭訕了。終於，在某個黃昏鼓起最大勇氣，在楊花漫天的飛絮迷蒙中，尾隨著女孩，找到了她的家。
野夫通過同學打聽到了女孩的來歷和工作單位，開始給女孩寫情詩。文中說，我在一九八〇年代初的小城，沈醉於這樣的暗戀與追求，猜想她也羞澀在她的豆蔻年華中，也許抱持著一份隱秘的甜與慌亂，在悄悄地等待命運的揭曉。
野夫深情訴說：
我在心中築一座監獄，你將是我唯一的囚徒。或者說我在冬天阻止那些掃雪的人，我怕他們抹去你的腳印。那個年頭青春的詩風就是這樣，連愛情也是這樣的簡潔乾凈。乾凈到只想讓愛去溫暖她的冷，真的沒去想該要怎樣的回音。這個在小城沒有同學故舊的女孩，一個每天獨來獨往，說著北方話卻無人可以溝通的女孩，在讀到我那些滾燙的詩歌時，是否有過獨自的春愁和飲泣？
美好的暗戀終於走到了盡頭，野夫在兩個好友的攛掇下在一個雪夜去女孩家跟她見了一面。女孩的父親客氣地接待了野夫，也表示了一個父親應有的審慎和關切。按說野夫是珍稀的大學生，還是幹部子弟，野夫和女孩應該可以迎來美好的結局；但是，那個滿懷情愫的挑破，只剩下一地落雪。野夫告別出門時，女孩第一次擡眼看了看他，眼中有惶恐，有哀愁，也有難得的秋波一現。兩人竟然都不敢再約——等雪消的日子，去那春山踏青……
野夫再也沒給女孩寫情詩，他已經完成了一次青春的艱難跋涉，一夜之間火盡灰冷。
多少年後野夫成了另一個美女的父親。在女兒情竇初開的時候，他對女兒說，該戀愛就去戀愛吧，不要帶男孩來看我，等你要結婚的時候再帶來，我這樣的父親，不會參與你的戀愛。
野夫認為，那個雪夜的闖入，破壞了一場純情之戀的美感，讓他和女孩都覺得，這一切正在遠離詩與愛的初衷。
這是怎樣一個悲傷哀婉的純情故事啊，野夫悲嘆：兩年後我去了遠方，後來聽說她也嫁去了州城，利川很少有人知道她曾經來過，年年依舊的暴雪，掩埋了我們悄然存在過的痕跡。
野夫用木心的兩句詩，結束了這篇哀婉絕美的美文：
我是一個在黑暗中大雪紛飛的人啊……
你再不來，我要下雪了。
三
本書中的許多篇章，都值得細細品讀、賞析，限於篇幅，只能暫時擱筆。24篇美文大都是野夫在旅居泰北小城清邁所寫，也由此被歸為流散文學。
上世紀九十年代，野夫出獄，在京城編書謀生。後來棄商隱居邊陲大理小城，和一幫文人詩酒唱和，寫了大量散文隨筆和電影電視劇，在兩岸三地出版，名動一時。2009年初夏，因參與紀念“六四”二十周年聚會，被有司拘捕。雖僥幸脫罪，卻也因此被封殺，在國內不能出版書籍，拍攝影視作品。野夫深知一個優秀的作家無法離開文學的故鄉，所以拒絕流亡，但為了自由寫作，只能旅居泰國的清邁，在這個泰北小城安放一張平靜的書桌。
野夫在本書的自序中說，我們處在一個流行告密、竊聽和監控的時代，這裏流行一切不義的審判，流行不順從不得食，流行無藥可醫的病毒，以及一切毀傷人類心智的語言瘟疫……
這個時代，野夫為文學賦予了至高的人生意義：
文學成了殘破谷倉中僅存的種子，還會在寒夜的襟懷裏發芽抽穗。它是我生命唯一的救贖，也是存在的唯一意義。我在紀實或虛構中，刻劃出這個詭異世界的面目，並希冀後世得以窺見此世的荒誕。我非常清楚地知道——這個時代的惡，並不僅僅來源於體制，無數惡人、濫人、陰人、小人，都在加高著我們累世的罪孽。
在這裏，野夫以文學家的敏銳，尖銳且深刻地揭示了世道人心的惡毒、人性的幽暗對社會和文明的戕害。
但是，國家不幸詩家幸。野夫自信，越是惡世，越是文學的溫世。作為自賦使命的寫作者，無名無利且多難多險的寫作，更能開出綺麗的花朵。因為，野夫們不曾辜負這樣的人間，神也不會辜負寫作者的期盼。
讓我用野夫的自我期許來結束這篇賞析之作罷——在來年的大地上，凍土會溫軟成雨露，每一個人都會看到火盡春生的野草，聽見萬物萌芽抽節的聲音。
我們也期待野夫創作出更多的流散文學精品，有一天，會在春風浩蕩的祖國大地上重新綻放！
2024年9月10日於美國長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