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舵先生是當代中國最有代表性的自由派知識分子之一，是八九民運最重要的親歷者和當事人之一。去年12月，美國的博登書屋推出《周舵文集》，我向讀者強力推薦。
（一）
《周舵文集》共五大卷，分別是：《馬克思為什麽是錯的》（卷一），《漸進民主文集》（卷二），《中華民族的偉大覆興》（卷三），《周舵自述——回憶與反思》（卷四），《讀書報告》（卷五）。厚厚五大卷，洋洋270萬言。
一位86歲的中國社科院資深研究員，用「八六翁」的筆名，寫了一篇三萬多字的書評，標題是「書寫傳奇人生 創新政治理論——讀《周舵自述——回憶與反思》和《馬克思為什麽是錯的》等」。這篇書評寫得極好。我建議對周舵的著述有興趣的讀者，不妨先讀一讀這篇評介（這篇評介作為附錄，收進周舵文集卷三《中華民族的偉大覆興》）。
收入《周舵文集》的文章，時間跨度很大，最早的一篇寫於1990年2月，最晚的一篇寫於2024年6月。「八六翁」的評介寫於2025年1月。
我和周舵是老朋友。說來，我和周舵的交情已經超過45年。我和周舵是1980年9月結識的。那是在北京民族文化宮禮堂舉行的一場青年哲學史工作者討論會上，周舵在發言中狠批了一通黑格爾，一聽而知是受了羅素的影響。當時中國哲學界研究西方哲學這一行，黑格爾研究占壓倒優勢，以至於中國社科院外國哲學研究所被戲稱為「黑窩」。聽到同齡人中有反黑格爾的，我頗有覓得知音之感，從此與周舵成為朋友。
1991年，我讀到周舵發表在香港《明報月刊》8月號上的文章「我母親的自殺——一個案例的研究」，感觸良深，於是動筆寫了一篇評論「從周舵的‘我母親的自殺’一文談起」。這篇文章後來收進我寫的關於思想改造的書《人的馴化、躲避與反叛》。
1992年年底，周舵應邀來到美國，在哈佛大學做了一年的訪問學者。2001年，周舵又兩次來到美國。在前後兩次留美期間，都有親朋好友勸他留下來，被周舵婉拒。周舵說，他很愛美國，但還是要回中國。中國的事中國人自己解決。周舵堅持留在國內，一直受當局監控。周舵前後兩次來美國，都曾在紐約逗留，都曾在我家做客。
（二）
《周舵文集》收錄的文章，我基本上都在網上看到過。如今，捧著沈甸甸的紙質書，那又是另一種感覺。
周舵文集第一卷的書名是《馬克思為什麽是錯的》（Why Marx Was Wrong）。一看這個書名，就知道這本書是對英國學者特裏·伊格爾頓（Terry Eagleton）那本《馬克思為什麽是對的》（Why Marx Was Right）的回應。批判一種理論有兩種批判方式，一曰內在批判，一曰外在批判。所謂內在批判，是從該理論的自身內部出發進行批判，使用該理論自己的概念、標準、假設和邏輯來揭示其內在矛盾、不一致性、自我否定或未能實現自身承諾等問題。我們那一代人既是生長在獨尊馬克思的時代，我們的批判不可避免的是從內在批判開始的。所謂外在批判，是指引入另外的理論、假說或標準來進行批判，指出該理論的根本缺陷和違背基本事實，從而說明另外的理論具有更強的說服力。周舵這本《馬克思為什麽是錯的》一書，把馬克思主義拆解為”影響/革命理論/國家治理/辯證唯物主義/政治經濟學”五個板塊，既從內部邏輯檢視其哲學、經濟學與”科學社會主義”的結構性缺陷，也從外部以當代科學哲學、現代主流經濟學和英美自由憲政傳統作為”競爭理論”進行對比，論證馬克思主義在方法論上反科學、在政治上通向極權、在實踐中必然背離其烏托邦理想。我們這一代思考者都經歷過批判馬克思的過程，不少人也都寫過批判馬克思的文章，但是像周舵這樣花大功夫，寫成一部800頁的大部頭，還是很少見的。
《周舵文集》卷二《漸進民主文集》匯集周舵近三十年關於中國民主化道路的思考與寫作，引起廣泛關註也引起廣泛爭議。應該說，很多爭議是出自對相關概念的誤解或誤讀。自然科學的討論和社會科學以及政治問題的討論有一個很大的不同。在討論自然科學的問題時，其概念的含義是清晰的、統一的。社會科學以及政治問題的討論則不然，不同的人們使用同一個概念，但他們對這同一個概念卻可以賦予很不相同的含義。因此很多爭論實際上是各說各話。為了避免這種無謂的爭論，我們有必要先做一番厘清。
譬如，「反對革命」是不是只主張改良，不從根本上改革一黨專制制度？「漸進」以及「反激進」在什麽意義上是目標是戰略、在什麽意義上是手段是策略？只有把這些可能的誤解或誤讀都消除掉，我們才能進入更有意義的討論。八九民運在戰略上並不激進，是策略上激進。再有，當我們談論改良、革命、漸進、激進、暴力與非暴力時，主語是誰？愚公移山，每天挖山不止，挖一點算一點，這當然是漸進了。然而，愚公們何嘗不願意一舉而搬掉兩座大山呢？只是自家力量不夠而大山又冥頑不靈罷了。天帝被愚公精神感動，於是派兩個神仙把兩座山背走了。我們沒見愚公出來反對。愚公沒有對天帝說：「不，不要一下子就把兩座山都搬走，太激進了，應該一點一點地搬，漸進嘛。」我們民間人士好比愚公，我們只能一點一點的挖。如果你是天帝，你自然可以一聲令下就把兩座大山一下子都搬走。民間人士要挖山不止，只能挖一點算一點，但是怎麽挖法，先挖哪兒後挖哪兒還是有講究的，如此等等。
周舵文集第三卷的標題是《中華民族的偉大覆興》。恐怕很多人一看到這個標題就反感，因為它和中共提的口號一個樣。不過周舵講的終究和中共講的不是一回事。周舵這本《中華民族的偉大振興》不是口號式的”民族振興”宣言，而是一部用通俗語言寫成的現代文明與中國道路的總說明。作者重新梳理中國近代以來的現代化曲折道路，區分英美、德日、 法俄三種現代化模式，指出中國一再錯投”樣板”，既受制於前現代專制傳統，又長期被馬克思主義和極左意識形態誤導。他主張把”全面實現 現代化＝政治體制改革成功＝中華民族偉大振興”視為同一個目標，以英美式自由憲政為方向，在堅持市場經濟的同時，通過漸進改革完成從 專制秩序到自由秩序，再到自由平等秩序的轉型，並在此基礎上”升級民主、重建國際秩序”。
《周舵文集》卷五《周舵讀書報告》收入周舵自2002至2023年間撰寫的三十余篇讀書報告和附錄性論文，是一部以”讀書” 為路徑、系統梳理自由、民主、法治與現代國家治理問題的思想備忘錄。作者選取的多是當代西方一流學者與重要經典，如薩托利的民主理論、哈耶克與羅爾斯的自由與正義之爭、韋伯的責任倫理，以及關於革命、國家治理模 式、民主崩潰與選民理性神話等關鍵議題，在細致解讀原著的同時，時時對照中國的現實困境與未來出路。這些讀書報告按時間順序展開，呈現出作者自身理論視角從”自由優先、民主居次”到強調中間突破、漸進改革的思考演變；書後數篇附錄則進一步討論歷史規律、民族自決、政改路線圖與”邊緣人”等概念，為理解中國轉型 的覆雜條件提供了延伸視角。周舵提出的觀點，我多數都讚同，也有不讚同的。例如周舵接受了他的師弟馬戎的觀點。馬戎是主張取消民族自治的。我不讚同。
（三）
《周舵文集》五大卷，我最喜歡的是卷四《周舵自述》。因為我和周舵是同齡人，我們有著太多的共同經歷。我和周舵都是出生於1947年，文革爆發時都在上高中，我們都參加了文革，然後都下鄉當知青，後來又都以病退的名義回城，再後來又都考上研究生。
周舵高中上的是北京的清華附中。清華附中是紅衛兵的發源地。周舵寫到老紅衛兵的不同歸宿。紅衛兵的創始人之一、那張著名的大字報《無產階級革命造反精神萬歲》的執筆者駱小海，後來成了他的好朋友。周舵寫到，駱小海在文革不到一年後就開始懷疑文革、懷疑毛。經過多年的批判、反思，現在已經成為馬列毛的激烈批評者、西方自由民主的熱烈追求者。還有一位同學張曉賓，曾經是清華附中老紅衛兵的總頭目，後來也成了他的好朋友，也是一位真正的大徹大悟者。據周舵說，這樣的老紅衛兵不在少數。不過對另一位清華附中同學、老紅衛兵創始人之一、著名作家張承志，周舵則提出批評，對張承志那本《心靈史》給予負面評價，認為他走了截然相反的人生道路。
周舵的研究生考的是中國社科院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研究所，導師是大名鼎鼎的於光遠。於光遠真可謂不拘一格收人才。他收下的幾個研究生都非同一般。如周舵，在馬列所的張顯揚去調取他的檔案時，原單位的負責人使勁說周舵的壞話，說周舵思想很成問題，可不能錄取。但張顯揚卻想的是，我們要的就是這樣的人。還有曹思源，考研時外語成績為零，換成別的大學或研究所肯定出局，但於光遠卻破格錄取。於光遠這一期研究生，有周舵、呂嘉民、曹思源、劉世定、馬戎和李曉雲，個個都是人才，後來都很有成就。例如曹思源，以推動破產法著稱，被人稱為「曹破產」；八九民運期間又串聯全國人大常務委員，試圖召開全國人大常委會緊急會議阻止戒嚴令，而成為六四鎮壓的第一個被綁架入獄的人。呂嘉民本來是民主墻時期民間刊物《北京之春》的副主編，2004年用筆名姜戎出版了長篇小說《狼圖騰》，轟動一時，後來還拍成電影。我早就說過，中國社科院的各個研究所，就數馬列所最反馬列。六四後社科院的很多研究所都被整頓，馬列所的「問題」太大，整頓都無從整頓，幹脆被解散。
《周舵自述》裏寫到一件非常奇怪的事。大約是1994年9月份，他在《參考消息》上看到整版報道。說是1965年前後，林彪和陶鑄兩人用假名聯名給蔣介石寫密信，稱蔣為「校長」，大意是想裏應外合反毛。這封密信是台灣國防部軍事情報局局長張式琦親手送交蔣的。蔣當時根本不信，不加理睬。等1971年9.13事件後，蔣才後悔不已。
周舵寫到，這位張式琦是他父親姑姑之子。周舵說他在2001年訪美時專程到洛杉磯看望張式琦並當面求證。83歲的張式琦居然能把那封信從頭到尾背誦一遍。 周舵說他曾兩次問陶鑄的女兒陶斯亮，第一次陶斯亮笑著說：是嗎，有這回事嗎？第二次則堅決否認。（《周舵自述》，第100頁）
我從網上查到，1994年9月《參考消息》整版報道了國民黨情報局長張式琦接受《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等媒體采訪，說1966年——不是1965年——前後，林彪與陶鑄密函蔣介石，他們通過黃埔軍校同學（林彪四期，陶鑄五期）蕭正儀（字文灼）秘密赴香港，轉交另一位在港的黃埔四期同學周遊一封信。全信如下：
鐵兄：
久未通信至念，回憶當年共硯黃埔，恍如隔世。兄天姿明敏，正應為國家效力，乃退閑蟄處，殊為可惜。茲因文灼兄南行之便，特修寸楮致候，祈加指示。吾人處危疑之局，遇多疑猜忌之主，朝榮夕枯，詭變莫測，因思校長愛護學生無微不至，茍有自拔之機，或不責已往之錯，肺腑之言唯乞代陳為感。此頌道安。
學弟 尤 鑄 同啟
十一月一日
「尤」指林彪（字尤肋/尤勇等說法）； 「鑄」指陶鑄； 「鐵兄」指周遊（字鐵梅）； 「校長」指蔣介石； 「多疑猜忌之主」暗指毛澤東，暗示兩人處境不安，尋求「自拔之機」（投奔或聯系國民黨）。
這件事到底是真是假？
說來林彪和陶鑄確實關系密切。1、兩人都是黃埔軍校學員，林是四期，陶是五期。2、林彪當四野司令時，陶鑄是四野政治部主任，很受林彪欣賞。兩人私交也很好。陶鑄是可以不經通報直接進入林彪住所的極少數人之一（另一個是粟裕）。林彪的妻子葉群和陶鑄的妻子曾志在延安時曾是室友。本來陶鑄是中共華南局第一書記，坐鎮廣州，1966年5月奉命調入北京，出任中央書記處書記兼宣傳部長，一時成為中共第四號人物（前三位是毛澤東、林彪和周恩來）。就是在那段時期，同住北京的陶鑄和林彪有較多的接觸，因此在那段時間兩人密謀寫信也不無可能。但不論是在當時以及在後來，我們都沒聽說過有這件事，包括在林彪1971年9月13日飛機爆炸事件後，我們都沒聽說過有這件事。後來也沒有任何一位文革研究者講到過這件事。但要說這是張式琦在28年後編造出的一個大謊言，那又是何苦來哉。所以我們只能像周舵那樣，把這件事的真相，留給歷史學家去考證了。
（四）
八九民運，作為知識分子，周舵可以說是投入的時間最早、投入的時間最長的之一，也是投入程度最深的、發揮的作用最大的之一。
周舵進入八九民運始於4月24日。那天深夜，他收到劉曉波從紐約打來的長途電話，要他把我們幾個在紐約的朋友寫的《致中國大學生公開信》在北京的大學生中傳播。周舵在八九民運期間有兩次深度參與。一次是5月13日，他被統戰部六局副局長陶斯亮請進統戰部，在中共改革派和抗議示威的大學生之間進行斡旋調停。周舵力勸學生與中共改革派合作撤離廣場，但功虧一簣，功敗垂成。另一次是6月2日，周舵參加了劉曉波發起的在天門廣場的靜坐絕食，參加這次絕食的還有侯德健與高新，被稱為絕食四君子。在6月4日淩晨，周舵出頭與戒嚴部隊談判，把幾千學生和市民安全帶出廣場。六四後周舵被監禁。在被監禁的北京郊區昌平保險公司招待所偷偷寫下了八萬多字的六四親歷記《血腥的黎明》。這部完成於1990年3月的《血腥的黎明》是六四親歷者留下的最早的、也是最詳細的見證，有不可替代的研究價值和史料價值。
在回顧了八九與六四的親身經歷後，周舵寫道：「世界上的事，有些是必定要發生的。有些是必定不會發生的。有些事卻是可能發生、也可能不發生的，視具體情況而定。歷史就是這樣一幅用‘必然’、‘必不然’和‘或然’三支不同顏色的畫筆繪成的圖畫。我下面要講的五月十三號統戰部的 ‘斡旋會’，以及其它類似的努力，大概就具有這種性質：它們本來有可能很大程度上改變某一時期的社會歷史進程，但事實上卻沒能做到。現在來回顧‘六·四’前後這一段歷史，我仍然堅信，釀成大規模暴力流血沖突的黨內強硬派的意見並不是必然要占上風。且不說鄧小平的立場、鄧與趙的關系等等這一類事實有沒有可能是另一種樣子，就是在這樣一些既成事實下，假定戒嚴令發布之前，廣場上的絕食學生能夠多少有點政治頭腦，多少懂得一點策略，及時撤出廣場，結局可能完全是另一個樣子——可能大為不同！」（《周舵自述》，第146頁）
讀到這些字句，令人無限感慨、無比沈重。三十多年過去了。時至今日，周舵寫道，沒有多少人在關心六四，年輕人根本知道都不知道，被視為典範的西方民主國家陷入種種麻煩。過去這三十多年，我們看到了蘇東劇變，看到了自由民主力量取得有史以來最輝煌的勝利，可是後來，我們又看到了專制中國的崛起，看到了個人獨裁在中國的重新興起，我們也看到了包括美國在內的民主國家出現了這樣那樣的問題。《周舵文集》凝聚了他三十多年的經歷與思考。《周舵文集》向我們每一個讀者發問：我們應當如何從過去吸取經驗教訓，面對今天的世界，我們應該怎樣負重前行。
—— 首發《北京之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