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卷江湖雨暗村，四山聲作海濤翻」。沈睡的社會在驚醒，政治大氣候在震蕩，引發了每一股政治力量內部的蠕動與變異，外部的碰撞與競爭，攪得天下風雲變化，海浪滔天，當時中國大地上席捲著洶湧的革命大浪潮。
共產黨欲掌握自己的軍隊。楊闇公的設想是通過兵變，掌握一支共產黨的軍隊。應該說，在共產黨組織中欲掌握武裝的想法和行動，楊闇公是第一人。1926年11月，楊闇公籌措計劃時表示：「在川中如果我們要扶起劉伯承、朱德，締造一支自己的軍隊是可能的。」即：由共產黨掌握一支武裝力量。
北伐軍總部的任務是變軍閥為國民革命軍，由北伐軍總司令蔣介石節制。楊闇公隱藏了自己的算盤與21｀動，借助國民黨蔣介石右派與汪精衛左派角逐中，渾水摸魚、暗渡陳倉，在矛盾與衝突中，造成中共第一次武裝革命的「瀘順起義」，以無數血肉之軀的代價，遭遇慘烈的失敗。楊闇公死了，劉伯承走了，朱德走了，陳毅走了，黃慕顏的起義隊伍被收編了……，唯獨廖宗澤繼續留在四川。
中共四川的組織，經歷了一次暴風雨的洗滌，一切都將重新開始。唐代詩人白居易的「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詩句，激勵著遭遇失敗的中共黨員。廖宗澤的留下，作為共產黨的種子埋進了四川的土地裏，迎接革命的春風到來，有如白居易詩中頑強生命力的野草，再次在四川軍閥隊伍中發起新一波的「革命兵變」。
54、臨時安排成岔口分道
人生是由無數的偶然與必然拼接起來的。
廖宗澤與劉伯承在瀘順起義後便天各一方、分道揚鑣，其實他們的分離，是劉伯承安排的，原本只是臨時的安排，卻不成想，岔口分道，一別23年之久。
1927年1月中旬，楊闇公、劉伯承、朱德在萬縣開了軍委會議，根據局勢的發展，商討了兩手準備，一是挽救和鞏固「瀘順起義」的最後成果，由劉伯承主持瀘州軍務和政要；二是由楊森和朱德協助，黃慕顏部隊攻擊重慶，造成劉湘的後顧之憂，瀘州則可變守為攻，這樣可挽回「瀘順起義」戰局。1月下旬，劉伯承趕去瀘州城，他把廖宗澤留給黃慕顏，顯然劉伯承相信與認可廖宗澤的能力，使黃身邊多一個軍事幫手，協助攻擊重慶的行動，劉自己帶領隨從星夜抵瀘。
廖宗澤在軍統時，是戴笠身邊有名的「小諸葛」，早年劉伯承便識其才謀，極為欣賞。1950年，劉鄧為了抓捕廖宗澤，劉親自下了死命令，這是後話。
《謀帥劉伯承》一書中這樣描述當時局勢：
劉湘對蓮花池黨部，特別是楊闇公等十分忌憚和防範。順瀘起義的爆發，更令劉湘有芒刺在背、寢食難安之感，時時擔心部下們受中共和國民黨左派的影響，效仿順瀘起義軍造他的反。他曾對別人說：「蓮花池這批人很厲害，他們要徹底挖我的墻腳哇！」
1927年2月，蔣介石派特使到四川調查並指揮黨務。特使一到重慶，就完全站在了總土地黨部（國民黨四川黨部右派）一邊。劉湘馬上就從中領悟到了蔣介石與武漢政府之間的差別……劉湘的選擇很明確，也代表了大多數四川軍頭的想法：「軍人以服從命令為天職，我服從總司令（指蔣介石）的命令。」劉湘已徹底倒向蔣介石，但是楊闇公並不知道，他仍然在積極爭取劉湘和其他四川軍官擁護武漢政府。此時恰逢列強軍艦炮轟南京，經楊闇公提議，蓮花池黨部決定在重慶打槍壩召開群眾大會，舉行示威遊行。也就在這個時候，劉湘露出了他的真面目。[1]
何蜀的《文強傳》是這麽說的：國民革命軍二十一軍（筆者註：劉湘部隊）聯合地方團閥搗毀會場，鎮壓民眾，殺害中共重慶地委與國民黨四川省（左派）黨部領袖人物及大批無辜民眾，並隨即查封和搗毀了國、共合作的國民黨四川省、市、縣各級黨部。史稱「三三一慘案」。
問題是，楊森也變卦了，聽從蔣介石指令，他與劉湘合作。楊森不忍傷害恩人朱德，讓他即刻離開楊部。
瀘州與開江相距近500公里，瀘州被圍，劉伯承與起義軍還蒙在鼓裏。黃慕顏意識到形勢的危急與緊迫，急派廖宗澤去瀘州請示劉伯承下一步計劃。而瀘縣陷入劉湘的重兵包圍，廖宗澤無法入城，只得怏怏退回。等廖宗澤再回到開江時，黃慕顏已帶部隊撤走。廖宗澤只能回到楊闇公身邊。
1927年3月31日，楊闇公領導的四川國民黨左派和中共重慶地委舉行「重慶各界反對英美炮擊南京市民大會」，遭到劉湘軍閥殘酷鎮壓，造成死亡三百餘人，重傷七八百人，輕傷不計其數。次日，中共重慶地區領導人冉均在重慶被處決，即「三•三一慘案」。
楊闇公赴武漢前留下廖宗澤，讓他去了四川江防軍總司令黃隱部任職。不幾日，楊闇公在亞東號輪船上被捕，1927年4月6日，楊闇公被執行死刑。
55、中共川西特委兵委委員
按照中共組織命令，廖宗澤被派到國民革命軍第28軍，軍長是鄧錫侯[2]，兼任武漢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第七路軍總指揮。也就是這一頂國民黨左派的保護傘，使廖宗澤避過了劉湘白色恐怖的襲擾。28軍下轄五個師，每個師有自己的駐防區域，就地籌餉，預征田賦，抓丁派夫，擴充部隊。駐地有民謠說：「一年幾征糧，百姓餓斷腸」。28軍第2路是四川江防軍，黃隱任司令。廖宗澤進入江防軍總司令部工作。
1927年7月，廖宗澤成為黃隱的部下。黃隱是誰？巧了，按今天的說法不說是「鐵打的關係戶」，也可說是牽扯著人情世故的紐帶。老軍長鄧錫侯是武漢國民政府那邊的高官，自然這支軍隊的背景夠硬，從官方體系來說，有保護傘罩著，這是第一層關系。
的「五虎將之首」，有稱「四川小諸葛」。
黃隱，畢業於河北保定軍校第一期，這是中國近代史上最早的現代軍事學府，李濟深、張群、蔣介石、白崇禧等都是畢業於該校，1928年，他任中國成都市歷史上首位市長。1938年，他任95軍軍長。1949年，黃隱率95軍在成都起義，1950年後，他擔任中共的成都軍區副司令員，1969去世。民國年間，黃隱在四川民間被認為是四川軍閥鄧錫侯部的「五虎將之首」，有稱「四川小諸葛」。黃隱比廖年長13歲，怎麽說也是前輩。黃隱與四川軍頭有很大區別，那些軍頭普遍窮苦出身，當兵想混口飯，或者是混跡袍哥，當兵想混個出身。黃隱家不缺錢，不愁吃，真是那種投筆從戎的大少爺，不僅斯文和睦，也喜歡結交文人，遇到廖宗澤，應該說，在後者身上看到了當年的自己，再則黃隱還是華陽縣石板灘人，是廖宗澤的鄉里鄉親。石板灘鎮是當地四里八鄉的商貿重地，是「東山五大場鎮」之首，廖家在石板攤是大戶人家，經營著「土布染坊」。黃家在石板灘開設「積厚堂」藥鋪，經營藥材生意。兩家互有結交與交往，應該是一定的。這是第二層關係。
黃隱是黃慕顏的同胞兄長，廖宗澤一回四川，楊闇公就安排他，抽空去幫助黃慕顏培訓下級軍官。在黃慕顏眼裏，廖宗澤比自己年輕5歲，可說是年輕有為、文武全才，且高情商，重情義，可說是莫逆於心，遂相為友。對黃隱來說，弟弟的好友，投入自己的門下，自然可視為自己人。應該是種種因素的交織，同是石板攤商家少爺，同是投筆從戎的知音，所有這幾層關係的連環鎖保險，猶如舊時的半件「黃馬褂」加身，廖宗澤算是平安無事了，這是第三層關係。
黃隱年輕時，也是從上尉、少校參謀一路升遷而來。他在28歲時，擔任川軍獨立旅少校參謀，33歲時任上校獨立旅旅長。黃隱面對眼前24歲的廖宗澤，即任命他為國民革命軍28軍1師少校參謀，廖宗澤很快成了黃隱的軍事助手。還有一種說法，廖宗澤在黃隱身邊擔任江防軍總司令部政治部第三科少校科長（何蜀《文強傳》說法）。
1927年廖宗澤在中共四川系統中，擔負「軍支」工作，時任中共川西特委兵委委員。他的工作是專業挖川軍墻角，為中共軍隊搞策反、搞兵變，化川軍為中共的軍隊。按現代語言表達，是「兵變」專業戶，黃隱自然不知道廖宗澤還有這些內幕與任務。
在廖宗澤的《民國陸海空軍官佐履歷表》中，是這樣記載的：全川江防軍總司令部少校參謀。
其實均是指黃隱部，1926年秋，黃隱部的番號，已經變更為國民革命軍28軍1師。但對川西地方來說，從1924年以來，就一直使用全川江防軍總司令部名號，1924年5月，北洋政府任命鄧錫侯為四川省省長，自然是馳名四川疆域，水漲船高，他的「五虎將之首」黃隱，在四川家喻戶曉，在四川境內的所有來往公文，一直沿用著全川江防軍總司令部的名號。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四川軍閥的「防區制」，是與地方行政、稅收掛鉤的，使用國民革命軍28軍1師名號確實與行政、稅收似乎沒有關係。所以，需要與民國政府國防部官函來往時自然使用「國民革命軍28軍1師」，但這樣的公函通常是鄧錫侯的28軍部公幹。一言蔽之：兩塊牌子一個衙門。
56、廖宗澤不是孤軍作戰
其時同年7月，劉伯承經陜西、河南，輾轉來到武漢。7月下旬，又秘密轉赴江西南昌。
而作為廖宗澤好友，起義軍副總指揮黃慕顏，暫編國民革命軍15軍，被魯滌平收編。黃慕顏同中共組織失去了聯系，離開了隊伍，只身去了上海。這一時期，廖宗澤是在黃慕顏哥哥黃隱處任職，黃慕顏若是需要找黨組織，一定是就近尋找，他也一定想得到廖宗澤，何必舍近求遠？直接赴上海尋找黨組織？只有一種可能，廖宗澤在黃慕顏面前始終未暴露中共黨員的身份，同樣的原因，楊闇公可以繼續安排廖宗澤潛伏在川軍高層。中共中央需要廖宗澤作為種子，繼續安插在川軍中進行兵運工作，等待新的時機。
很可怕，中共自建黨以來，它似乎汲取了永動機的原理，從海洋、大氣乃至宇宙中吸取熱能，並將這些熱能轉換為動能，成為永動機的能量源頭。中共就像一臺永動機，不停地吸取整個社會的各類人才，盡管一次次磨難，耗盡了一批批的精英人才，但這個永動機仍未改變，不斷地繼續吸收社會人才，確保這臺機器動能永恒。
此時，陳毅也在武漢，在中央軍事政治學校任職，擔任政治部準尉文書，並開始了一段撕心裂肺的戀愛「長征」。茅盾小說《虹》，描寫了女主人公梅行素，是成都人，出身於中產家庭，身性孤傲高潔，因父母之命，梅姑娘嫁給了表兄柳遇春。而在追求自由民主的浪潮中，梅姑娘結束了與表哥的婚姻，後又擺脫了省長的糾纏，最終走向了革命的道路。原型正是陳毅在軍校與美女胡蘭畦的一段戀情。說省長的糾纏不休，就是楊森一度死纏著胡蘭畦做他的姨太太，遭拒。1939年，陳胡再次相遇，胡蘭畦已被蔣介石任命為戰地黨政少將指導員，胡同時也從事中共地下工作，新四軍政委項英出面阻止了陳毅與胡蘭畦的婚事，「為了革命和個人安危，你們暫時不能結婚！」自此，胡蘭畦獨身到老。
朱德緊急撤離萬縣後，跟隨他的黃埔學生隊伍，樹倒猢猻散，紛紛四處散去。文強後來參加了南昌起義。
瀘順起義失敗，1927年7月12日，中共進行了改組，停止了總書記陳獨秀的領導權。並決定集中力量掌握一支共產黨的武裝，會合當地革命力量，實行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根據地。
此時，周恩來擔任中共中央軍事部部長，當他得知劉伯承已到武漢，即召集他和吳玉章、黃慕顏、李嘉仲等座談，聽取了瀘順起義失敗總結，以及他們對時局的看法和意見。黃慕顏提出，在目前國共兩黨的聯合戰線瀕於破裂的情況下，可將共產黨所掌握的武裝西退四川，徐作良圖。周恩來認為這種做法不妥，明確表示：盡管面臨國民黨與共產黨決裂的艱難，但革命洪流不可阻擋，終會浩蕩前進，共產黨人不達此目的，誓不終止。革命的武裝西退四川是沒有出路的。
隨即有了1927年8月1日的南昌起義。
鄧錫侯的軍部在成都，他的家當四川造幣廠也在成都，所以鄧錫侯要求他的愛將黃隱的師部也放在成都，便於護駕與聯絡。成都距黃隱防區只有100公里左右，師部與防區的軍務計劃與部署，均由廖宗澤負責安排與聯絡。
應該說黃隱對身邊的少校參謀廖宗澤，用得很順手，廖宗澤將指揮部的軍務計劃與方案編制得仔細周全，黃隱十分滿意。7個月後的1928年2月，廖宗澤晉升為中校參謀。
此時廖宗澤的小家也安排在了成都，他有了第一個女兒廖惠明，可說是革命者獲得暫時的平靜與安逸，公務家私兩不誤。
57、文強落泊回川重逢廖宗澤
南昌起義失敗後，文強一度完全與中共組織斷了聯系，曾打苦工，積攢路費，赴香港上海，一路尋找中共黨組織。
《文強傳》是這樣描述的：因為革命已處於低潮，中央對收容到的失散同志，除少部分安排工作或送去蘇聯學習外，其餘大多只能遣散回原籍，等待以後再安排工作……。最終文強一行同仁，留下「永久通信處」後，每人發6元路費回家。在隆冬的寒風中，文強帶著隨他一起逃亡的四川青年劉德甫一起，回到了他的老家長沙鄉下。不久前那次回鄉，他還是一身戎裝，英姿勃發，大有「衣錦榮歸」的心情；而這一次，卻是舊帽遮顏，躲躲藏藏，落魄而歸……。次年開春，文強再也忍耐不住了，左思右想後，他和劉德甫商定：到四川去尋找中共組織。
1928年初，文強在成都遇見了牟偶仁，此人是萬縣的熟人，其時擔任中共川西特委委員兼成華縣縣委書記，化名劉仁俊。此人後來叛變。
順便八卦一下，上世紀90年代，大陸商界的傳奇人物、南德集團前董事長牟其中，曾以300元人民幣起家，辦了三件大事：飛機易貨、衛星發射、開發滿洲里。1995年《福布斯》雜誌將牟其中列入1994年全球富豪龍虎榜，位居中國內地富豪榜第4位，終因南德集團信用證詐騙案入獄，2000年被判無期徒刑，後因表現好，改為有期徒刑18年。牟偶仁是牟其中的堂叔。
文強找到了牟偶仁，等於是找到中共地下組織。牟偶仁帶文強去見了他認識的一位熟人——當時擔任中共川西特委兵委委員的廖宗澤。
廖宗澤此時見到文強，分外高興。他趕緊帶文強去見了中共川西特委書記方澤。方澤本名劉披雲[3]，又名劉雲簡，方澤是黨內化名。他是楊闇公的侄女婿，曾在武漢擔任全國學生運動總會委員長，同時在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裏擔任連指導員。大革命失敗後，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漢口原俄租界三教街41號（今鄱陽街139號）召開了中央緊急會議，即「八七會議」，會後建立了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劉披雲被中央派回四川工作，參加重建中共組織和領導暴動的工作，擔任了中共四川省委宣傳部長，後調成都任川西特委書記。他見到文強，大喜過望。經廖宗澤證明，他毫不猶豫就給文強恢復了中共組織關系。
當時中共地下組織的主要工作是發動武裝暴動，而要暴動就得有部隊，因而在軍閥部隊秘密開展士兵運動，促成兵變，就成了一個特別重要的中心工作。中共川西特委正愁缺乏這方面的幹部，文強的到來，對他們來說恰似雪中送炭。 劉披雲馬上安排文強到一支軍閥部隊中去開展兵運工作。文強去的這支部隊，即是黃隱的第二十八軍1師下屬第七混成旅。
[1] 、摘自《謀帥劉伯承》第一章：同一條路，作者：關河五十州，現代出版社。
[2] 、鄧錫侯（1889-1964年），四川著名軍閥，曾任四川省主席，率川軍出川抗日，參與指揮臺兒莊戰役，中共建政前起義。
[3] 、劉披雲：又名劉雲簡（1905年—1983年），四川廣安人。1925年加入中共，歷任中共四川臨時省委宣傳部部長、川西特別委員會書記、中共四川省委常委兼宣傳部部長、中共六大代表等。中共建政後，劉披雲歷任川南行署副主任、雲南省副省長兼省文教辦公室主任、中共雲南省委常委、全國政協第五屆委員會委員等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