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孔之見：反思什麽？如何反思？
反思八九民運極端必要，是中國思想界和民運界的嚴重任務和責任。不僅應當檢討反思八九民運的操作層面，也應檢查八九民運的民情背景和社會環境。個人認為，操作層面和策略層面，由於八九民運的即興性、自發性、人民性和非嚴密組織性，可以省察的空間不是很多，而後者，即檢查八九民運民情背景和社會環境，則大有可為且意義深遠。為此，在本國範圍內，須把八九民運放在中國「三千年未有的大變局中」考察，放在近代百年中國民主的艱難歷程中考察，在全球範圍內，應放在抵抗共產主義運動史尤其是東歐民運史中考察。這樣，有利於見木又識林，可以看清楚中國八九民主運動的特征或經驗，缺憾或教訓。
這種反思，需要有足夠的思想資源和信息資源。這些資源，不僅僅是中共權力鬥爭內幕，雖然這樣的信息同樣匱乏。——事實上，中國不僅缺少精神資源反思自己的民主運動，八九後頭十年，蘇東波紅色陣營解體的情況也十分匱乏。好在本世初開始，在筆者視線範圍內，一些重要信息從個人回憶、記錄、報導、訪談中浮現。這些信息，極大地提供了我們在比照中反思八九民運的精神資源和經驗事實。
——32年來，中國八九民運真相被中國官方成功地誣陷和扭曲，東歐各國民運的完整資訊——除了羅馬尼亞齊奧塞斯庫被處決的刺激性鏡頭在地下不脛而走——更無望進入大陸民間視野，對這些信息的研究和分析，則是禁區中的禁區，無緣展開。考察、研究八九民運自然成為海外華人學者、民運界必須承擔的道義責任和歷史使命。東歐民運的蓋棺定論，可為中國民運歷程尤其是八九民運的開門之考。隨著東歐八九民運咨詢20年來的日漸積累，海外已經具足研究這個話題的資訊條件，
在下面的文字中，我將比照蘇聯、東德、波蘭三個前社會主義國家的相關歷史，試著對中國八九民運提出粗略的反省和詰問。這三個國家的歷史地位決定了其民運無論發生什麽都必然載入史冊：蘇聯是冷戰策源地、東歐社會主義陣營首領國、上個世紀全球最大的共產極權國家；東德的柏林墻是自由與奴役兩大陣營冷戰的象征；波蘭是歐洲倒在極權鐵蹄下的第一塊多米諾骨牌，也是歐洲共產極權崩潰的第一塊多米諾骨牌。就三個國家民主進程的特征而言，蘇聯的解體得益於權力集團內部伏特加酒力般的改革行動和西方文明價值的深度滲透，德國柏林墻倒塌得益於的基督教會走出教堂，參與變革，成為民眾主體，破解了世俗社會的籓籬；波蘭的苦難不亞於近代中國，它的成功是屢敗屢戰的自由意志鋪就的，也是人數眾多、運作完備的組織性造就。這三點，可提供我們對中國異議運動一個相對高闊的視角，是中國八九民運興衰之重要參照，對比之下，也許可以探查中國八九民運失勢的原因，思索中國現實社會的空白，燭照未來中國政治文明之路。
六，蘇聯民運：權力集團內部改革力量
蘇共解體的關鍵是其內部產生了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這樣的領導人，前者具有「新思維」，他居然提醒所有共產黨的總書記說，「生活將懲罰那些遲到者」。1988年，東歐劇變之前，他接二連三做出重要改變：在蘇共中央會議上提出一個旨在建立「真正人民政權制度」的「人道民主社會主義」概念，進而要求蘇共要接受民主序範圍內的嚴格限制，「黨的地位不能依靠憲法來強行合法化」。他宣布放棄勃烈日涅夫主義，意在減少對東歐國家內政的干預，尤其是要停止歷史上臭名昭著的武裝干涉。
他的政治改革信息如此明確，以至於1989年柏林墻倒塌之前的東德大遊行中，面對德共的壓力，人們公開請求戈爾巴喬夫的幫助，並把「戈巴、戈巴、幫我們」的呼籲寫在了遊行的大標語上。東歐地震，象征共產主義鐵幕的柏林墻坍塌，社會主義陣營崩潰，資本主義大獲全勝，四十五年的冷戰結束。戈爾巴喬夫站在了正確歷史的一邊，人類文明的一邊，為此他獲得1990年度諾貝爾和平獎。1991年他率先辭去蘇共總書記職位，同時要求蘇共中央自行解散，他成了名副其實的共產主義掘墓人。
蘇聯面對的麻煩不僅是「老大哥看著你」的問題，還有民族獨立問題。不過蘇共解體，起止於1991年8月權力集團內部強硬派8·19政變事件。這與中國八九民運自下而起的來歷全然不同。
俄羅斯聯邦總統葉利欽則是蘇共解體的保駕護航人。戈爾巴喬夫的政治改革引發蘇共內部強硬派不滿，舊體制弊端種種一時爆發，為挽救蘇共利益，他們簽署「蘇聯領袖宣言」，聲稱戈氏的改革已經失敗，以蘇聯內部的恐怖分子為由，宣佈成立「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下令武裝部隊接管國家政權，同時軟禁了在黑海度假的戈巴契夫，並制造輿論聲稱戈氏生病不能履行總統職責，而委員會將保證支持「真正的民主進程」。所有消息從官方電台電視台全境播出，而唯一一家獨立電台「莫斯科回音」被事先切斷。
這是一場深謀遠慮的政變，是對蘇聯政治改革的顛覆。葉利欽時任俄羅斯聯邦總統，挺身而出，及時抵達莫斯科政府大樓白宮發布聲明：正在發生的是一起違反憲法的政變，督促軍方不要參與政變，呼籲全國發起總罷工，訴求是要求戈爾巴喬夫向人民致辭。沒有了傳媒機器，他的所有聲明和號召，均以傳單形式散發。
——雙方力量對比並不均衡。1991年8月19日發生在莫斯科和蘇聯境內的，是自上而下的一場改革引發的蘇共權力集團內部的生死較量。莫斯科市民下午開始聚集在白宮附近設置路障。強硬派首魁，蘇聯副總統亞內葉夫（Gennady Ivanovich Yanayev）則召開記者招待會，再度利用輿論強調宣言中的謊言，並且是以同情的語氣：戈爾巴喬夫多年辛勞非常疲倦需要休息。幾乎同時——下午四點——白宮防衛摩托化步兵師坦克參謀長宣布效忠俄羅斯聯邦共和國領袖。葉利欽不乏歷史感和英雄氣，據說他喝了些伏特加，然後踉蹌闖出政府大樓，來到為數不多的市民當中，爬上效忠於他的坦克中的一輛，向在場群眾致辭——正如天安門廣場上那些心急如焚的知識分子所做的那樣。他的演講詞奇跡般地竟然在強硬派控制的官方電視台的晚間新聞中播出。
較量並未結束：莫斯科當晚被強硬派執行了戒嚴。沒有人懷疑這是進一步軍事行動的征兆：白宮即將遭到進攻。白宮準備對付進攻，裝備嚴重不足，效忠者指揮的坦克連離開了，多數自願者沒有武器，可資利用者包括自願守衛白宮的將軍和軍官，部分已經退役。而強硬派攻擊白宮的「雷霆作戰」計劃，軍力強大，配備幾乎完美，傘兵、特警、內務軍、坦克連、直升機中隊……。政治鬥爭的終極手段就是軍事較量，雙方軍力不成比例，前途未卜。東正教的上帝再次幫助了他們的民族英雄葉利欽：強硬派進攻時間被密報給了白宮。
進攻開始前的淩晨，強硬派摩托化步兵師一輛戰車在一個隧道受阻，阻攔物與一年多前北京市區阻擋軍車的障礙物一樣，是無軌電車和交通路障。三名試圖阻止戰車者中彈或摔下身亡，多人受傷，群眾放火焚燒了這輛戰車。
而原定進攻白宮的計劃。特種部隊和信號旗，並未如約抵達白宮。出師不利，部隊奉命撤離莫斯科。強硬派轉而尋求與被他們軟禁的戈爾巴喬夫面談，被拒。此後形式急轉直下。電訊恢復後，戈爾巴喬夫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宣布廢除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的所有決定，免除其成員的政府職位，令蘇聯總檢查署介入調查政變行動。
同日，8月21日，俄羅斯最高蘇維埃在一項決議（1626-1號決議）中，授權俄羅斯總統葉利欽指派地區行政首腦，當時俄羅斯憲法並未提供總統此項權利，此舉因應的情況是，一些地區行政首腦支持發動政變維護蘇共利益的那個「國家緊急狀況委員會」。
22日，國家緊急狀況委員會代表成員和戈爾巴喬夫分別抵達莫斯科。一系列的清算行動隨即開始：這日清晨，國家緊急狀況委員會成員克留奇科夫（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亞佐夫（蘇聯國防部部長）和蒂賈科夫（蘇聯國營企業與工業、建築、運輸、郵電設施聯合會會長）在抵達的莫斯科機場被逮捕；這日上午，這個委員會另一名成員亞納耶夫（蘇聯副總統）在自己辦公室被捕；23日，再有兩位成員巴甫洛夫（蘇聯總理）和斯塔羅杜布采夫（蘇聯農民聯盟主席）被逮捕；另一位成員普戈（蘇聯內政部長）及其妻子同日自盡；24日，簽署《蘇聯領袖宣言》的巴克拉諾夫（蘇聯國防委員為第一副主席）、波爾丁（蘇聯總統辦公室主任）、舍寧（蘇共中央書記處書記）被捕。至此，反改革政變八人集團基本一網打盡。
24日這一天還發生了另外兩個重要事件，一是位於盧比安卡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總部大樓前蘇聯契卡（臭名遠播的「用非常手段同一切反革命分子作鬥爭的機構」「全俄肅反委員會」）創始人捷爾任斯基的雕像被公然拆除。二是，三位阻擋軍車遇難者的葬禮在莫斯科隆重舉行，葉利欽和俄羅斯領導人以及社會名流致辭，戈爾巴喬夫未出席，但他頒令授予三位犧牲者「蘇聯英雄」稱號——這是蘇聯這個稱號的最後一次授予，其內涵顯然已經改變。為最後的三位蘇聯英雄走上街頭送行的人有幾十萬。這個數字意味著蘇聯民意，昭示蘇共黨內改革擁有廣泛社會支持。
這一天最為重要的事件是歷史性的：戈爾巴喬夫辭去蘇共總書記職務，並以蘇共中央和政治局未能堅決反對政變為由要求蘇共中央自行解散。而葉利欽簽署83號總統行政令，蘇共檔案移交政府檔案部門，其血腥歷史將不再是國家秘密。
蘇共大勢崩解，葉利欽在莫斯科白宮廣場坦克上的呼籲變為現實：25日蘇共中央書記處被迫發表聲明，宣布接受戈爾巴喬夫關於蘇共中央自動解散的決定。這一天葉利欽發布90號總統行政令：將蘇共在俄羅斯資產國有化。戈爾巴喬夫辭職不到三個月，11月6日，葉利欽簽署第169號行政令，終止蘇共在俄羅斯的活動。
自十八世紀彼得大帝以強制手段引進西方先進器物與文明，改變俄羅斯風貌以來，這是蘇共這個既非斯拉夫派亦非西化派的共產怪胎內部的一次偉大的自我覺醒。這片半是歐洲、半是亞洲的廣袤大陸上，除了權力集團內部關鍵人物戈爾巴喬夫、葉利欽，甚至蘇共強硬派也受到歐洲文明思想和價值的浸染——軍事政變失敗的關鍵是政變的時間被有意泄露給改革派。而這次密報是準備進攻白宮的傘兵部隊指揮官（帕維爾·格拉切夫同意下）同意的。這個關鍵的決定與另一個秘密事件相關：密報此訊的是軍事行動指揮官之一的傘兵部隊副指揮亞歷山大·列別德，此前他已經親自混入莫斯科白宮附近群眾，實地考察過輿情民意。此後，軍事行動指揮機構中就有人試圖說服國家緊急委員會成員、也是軍事行動發起者之一的克格勃將軍根尼·阿格耶夫放棄軍事行動，所依據的理由耐人尋味：此戰因將導致的流血沖突而喪失成功機會。這個依據標志著，哪怕是蘇共強硬派內部，依然保有文明價值底線和人道主義觀念。
政變的本意是減緩當時在蘇聯已逐漸擴展的離心運動，結果卻粉碎了戈爾巴喬夫以松散體制維持蘇聯一體的嘗試，加速了蘇共的消亡和蘇聯的解體。為什麽蘇共內部強硬派的努力反而促使事情朝向一個方向發展？為什麽中國知識界的介入不能主導學生運動的走向。是什麽力量在期間起作用？——我不是歷史虛無主義者，也不是歷史決定論者，我只按照已經發生的事實尋找其邏輯根源。我認為官意和民意同等重要，而在極權政治中，在托爾斯泰發韌、甘地起始、已成世界抵抗暴政運動主流的「和平理性非暴力」思潮中，權力集團內部意志力量的對比，在多數情況下決定一個國家的命運。中國權力集團的民主意識，無論關鍵人物還是集團整體，在八九年遠未抵達蘇共人物和集團同期的水平。民意洶洶，軍隊也有可資利用的力量，但朝中無人。以其說這是任何個人（比方趙紫陽）的錯誤，不若說這是歷史決定的困境。
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