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躺平族」的出現和輿論對三胎政策的反彈，都是拒絕合作的表現，後者的聲勢大了一些，但前者消極成分卻更明顯，關鍵是這兩者都屬於自發，不僅沒人組織也沒有明確的政治訴求，故而既不能解釋為運動，也無從談到抵制或取締。這似曾相識，如甘地倡導的「非暴力不合作運動」即是如此，兩者均出於對現狀的不滿，區別僅在於一方是希望活得更有尊嚴，所以采用不合作的方式力圖趕走英國人，而另一方則因不想活得太累，所以選擇了不合作。消極或對前景感到悲觀，意味著什麽國人應感觸更深一些，而從時間順序上講，早在毛豪情滿懷地宣示說一個民主、自由、富強的新中國將出現在世界東方時，不管幹部還是群眾其對國家、對自己人生未來的態度就已同政治掛鉤。
建國已超過七十年了，但黨和國家還沒給國人以真正的參政權是事實，雖然毛不完全排斥群眾參加，但情況就如其號召「你們要關心國家大事，要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那樣，關鍵是只能按照他的意志行事，否則結果會和「反右」一樣，哪怕事後反悔了也無法逃脫以後半生為代價的打擊。另外毛時代差別意識很強，這讓部分人群被嚴格排斥在政治參加之外，而盲從也導致了政治素養的匱乏，再加上虛假和隨大流等因素，故而這類參加不屬於民主政治的範疇。
現在的情況確已改變，只要不是造謠或有意煽動，公權力一般不會介入，但與民主國家相比，政府和地方首長還遠不是民選，這使得法律出臺也與各階級或階層選出的代議士歷經討論，或者據理力爭才達成妥協相去甚遠。為人民服務的理念所以更容易在民主國度得以實現，關鍵是無論官員還是出臺的法律都必須接受全社會的監督；這使得社會僅對某一階級有利的情況幾乎不可能發生，而反對意見也受法律和社會良知的保護。其實政治參加本身就是一個學習過程，事實是我們經歷過的那種最高指示，一經發布便會迅速傳遍城鄉、而亢奮起來的人群便會敲鑼打鼓折騰一個通宵的現象，在一些民主國家的歷史上也有發生，但這均是在轉型之前，而至今普遍遭致有權者的唾棄標示出的恰是民主政治的成熟。
我們和民主國家在政治過程方面的區別，主要表現為從上到下這樣一個順序，亦即無論中央決定還是人大出臺新法律，均通過既定管道向下輸送，而民主國家則是從下向上，即首先發現問題於民間，篩查後在達到議員法定人數的簽署後，則可作為法案提交到議會審議，過程中不乏爭吵和百般挑剔，最後作為社會各階級妥協的產物才可生效或形成法律。盡管如此如有不足還要重新修整，在這方面議員的敬業精神很關鍵，相依的保障也是一旦被發現不稱職，公眾便可通過聯署用住民投票的方式換掉你。這種體制的不足在於成本高昂且效率低下，相反在這方面我們逆作為的優勢卻很突出，如經濟改革短短幾十年即能穩居世界第二即是如此，而早年打敗蔣介石以及當下能取得抗疫的勝利，靠的也是無與倫比的執行和動員能力。問題是這在特定歷史階段是必要的，但不應是一個正常國家的常態，而不受監督的權力會像脫韁的野馬難以控制；社會主義國度居然有官僚資本出現，就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當下的社會生態的形成，可用經歷了極左年代的人們面對改革開放，就仿佛一覺醒來發現除私利外，一切都不可信來解釋，但社會無力制衡且放任荒謬的根本，則在於人民手中不掌握權力。
這裏筆者不想過分強調我們的公權力更傾向富者，可眼見的卻是如果沒有崔永元揭發，被國家機關授予時代青年楷模的范冰冰漏稅問題就很難曝光，偷逃稅額數目巨大但也只是補稅了事，不過有關方面把起因簡單歸為計算上的繁瑣，則等同蔑視群眾的智慧，作為旁觀者的公眾只能聽之任之，同樣是因為手中沒有權力。筆者對「躺平族」和社會輿論對三胎政策所作的反彈，所以不完全持否定態度，除不滿體制上的漏洞起因外，同樣也厭惡透了多數國人的容忍和無動於衷，相反卻從「躺平族」和輿論對三胎政策的反彈，嗅到的卻是一種政治參與的意味，用這種方式表達立場，在共和國歷史上尚屬首次，但看點或許在驅使社會實現公正過程中體現為一股動力。
（二）
不難看出前面指摘的兩個現象，都與國家的治理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只是人口問題更直接一些、而且源頭也自然會聯系到毛時代。老人家是人口問題的始作俑者，但覺悟之後畢竟采取了嚴格的補救措施，這對當下的老年化現象有決定影響，但在解釋上已降至第二位次生問題。刺激輿論反彈的也包括國家曾許諾養老但隨後又反悔了，不過聯系到國家剛公布我國人口仍為十四億，轉而又決定開放三胎，讓人們越發不了解國家在人口問題上，到底基於了怎樣一種動機。長期以來人們已經聽膩了我國用世界百分幾的耕地，養活了占世界百分之幾十人口的講法，故而人口真降下來了本應是一件好事，可這時又拋出了老齡化轉而發展人口了，據此是不是可以說因為黨和國家的人口政策失誤、我們只能悲哀地被夾在或放任人口膨脹，或承受老齡化帶來的矛盾當中無路可走呢？！
我國的情況確實比較特殊，但無論少子化還是人口老化，差不多也是其他國家正在直面的課題，例如我們身在的日本就是如此，雖然其人口總量不足我們的十分之一。問題是人口老齡化問題的周期性特點極強，特別對於我們這種超龐大人口國家而言，如采用發展人口的方法來應對，結果只能導致人口無限膨脹、以至讓下幾代人都逃脫不掉人口帶來的壓力。更鑒於地球資源有限，故在人口問題上不僅要考慮到大國擔當，同時還要顧及到中央已經表態過的、中國人民同樣有追求幸福生活的權益。本文無意把人口和幸福指數對立起來，但可見的卻是世界上的高福利國家人口，僅在幾千萬乃至幾百萬這個檔次上；我們習慣了嘲笑印度的髒亂差，但在平均生活檔次和由龐大人口而導致的素質方面，同樣也應引以為戒對照一下我們自己。誰都明白排名世界第二的巨大產出，平攤到十四億人身上是怎樣一番景象，而事實也是即便忽略環境代價，仍躋身於第三世界的我們，富裕指數也不過位居中遊。當下確有專家強調我國人口上限可達十八億，這是否也刺激了國家的三胎政策不得而知，但據此即便不強調此類主張到底是何居心，但十八億難道真是標準？
美國和我們的領土面積相仿，可耕地面積雖然遠優於我們，但人口直到近些年才超過三億，用美國的狀況來衡量或規劃，我們也許會很難得到支持，不過假設可把人口減半，重新回到六億五千萬這個平臺上，卻有利於我們溫故知新，在避免再走彎路的情況下，重新獲得一次歷史輪回。這僅是一種提法、目的無非是支持把人口總量繼續減下去，如果這一思路可行，那麽國家要做的自然就是在養老資金方面提供支持。確實、國家並不直接創造財富，但政府的主要機能卻體現在社會財產的再分配方面，即通過稅收等行政手段，在維持政府運轉的同時，力求讓社會維持公正。我國與世界其他國家相比，特色就凸現在人口問題的形成，恰受制於國家指導層面，而當下老齡化這個主體，也正是與共和國同齡的這代人，需要強調的是，無論他們出身城市還是農村、也不管是官吏還是普通市民，關鍵就凸現為曾與這個國家同沈浮共命運，故當養老成為一個社會問題時，國家完全沒有理由不做到一視同仁！
哈佛大學的政治學者巴林頓（Barrington Moore）在其《獨裁和民主政治的社會起源》（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1966）一書中特別強調了由自然環境產出的生產方式、以及對文化習俗、乃至政治及其構造的影響，從該著作問世在學界引起的反響，和接連獲得伍德魯.威爾遜以及麥克沃這兩項美國政治學最高獎，即可證實該研究的價值。不過其理論雖可對照民國乃至晚清，卻與共和國的情況極難適應，這要歸結為新中國的出現，是呈暴發性的、故秉持的也是突破客觀環境，以及不受其制約的特點。盡管如此，把今天的問題歸於對傳統的破壞，遠非一語便可道清，而我國的政治生態也表現為，人們雖對社會當下的弊端深惡痛絕，但卻懷念毛時代並把窮且平等當作了根據。其實老人家在世時，因出身和階級壓迫被公開提倡，所以社會並不公平，而他留下的城鄉差別，至今對任何一屆中央都是最難面對的課題。作為正遺產其留給我們的，該是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平等理念，故具體到養老，最可強調的也是無論部長還是一般交警、是農民還是普通工人，只要資金出自國家，在待遇方面首先要滌除的就是差別；早前的差別因應的該是對打天下者的報償，但必須明瞭當歷史早已翻開新的一頁時，差別因太落後於時代早已變得相當反動！
（三）
當下有輿論把國家開放三胎，說成是為了收割韭菜本不足為信，但聯系到有數據表明，我國的基尼系數早已突破0.5這一危險值，卻沒看到國家采取積極措施，故還是讓事情變得非常可疑。誠然高福利國家也有差距存在，而這在理論上也被解釋為最原始的驅動力，但當差距超過的不是幾倍而是幾十倍、甚至百倍千倍時，社會公正就被顛覆了，而這時就需要政府來協調，我們通常所指的政治，恰在這時發揮關鍵作用。可眼見的常態卻是，一方面有近六億人口月收入不足千元，而另一面則是年薪百萬、千萬或數億的演藝界人士或國企老總；特別是後者與國外同行相比，幾乎沒有什麽創業經歷，甚至在業界內也是一個外行，而真實身份更是一個享受行政津貼國家官吏。在這方面中小私企可能是一個例外，不過其麾下的企業，如果是從早前的公有制或集體所有制蛻變過來的，那麽老板無疑是靠政策發家的那一批，至於大型私企，則可指責說，其背後無不保持著和權貴階級千絲萬縷的橫向關系。既然如此，那麽可否說這一描述如果經得起檢驗，普通群眾無疑是被收割的一方呢，如此看來無論「躺平族」還是拒絕三胎的輿論，不僅變得情有可原，甚至在政治上也都被賦予了一層新意。
消極對應很符合國人「惹不起躲得起」的處世哲學，所以前指肯定不是舶來貨，不過總結一下可以看出除推翻滿清、以及因為接受了馬列才有了後來的蜂起外，在我們這個古老民族的歷史上，只有饑民造反，而沒有真正意義上的革命，故而拒絕合作，折射出的意味對黨和國家都是一個很嚴肅的提醒。事情出現在今天，但源頭卻足以刺激人們重新檢討，一個世紀前出現的那場共產革命，矛盾的是毛雖已離開了，但今天的很多現象仍可追溯到他，而另一方面則是如果老人家還在，則根本不會放任官僚資本主義橫行。習近平同志上任以來嚴厲打擊腐敗無疑是一大亮點，但急待解決的另一翼，還包括了如何實現社會公正，因為這遠不是一紙行政命令就可解決的問題，想作為一項制度牢固樹立起來，唯一的做法就是還政於民，支持國人參政。這變得所以比任何時候都急切，該是「躺平」一類不合作現象雖還夠不上內憂，但絲毫不掩飾對我們實行打壓圍剿的美國及其西方盟友接下來的作為，卻不能當作外患加以警惕，誰都明白要打贏這場事關民族興亡之戰，最不可忽視的支持就來自群眾。
筆者對照搬西式民主向來是持否定態度的，因為即便不強調我們超常規模的巨大人口，僅五十六個民族的存在，恐怕不等民主實現內部，就先在過程中打起來了，這也使本文更憧憬的恰是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政府。但這不等於把人民排除在政治之外，而當下的官場腐敗、社會沈淪、以至連事關人民福祉的單位，也無不變成收割羊毛的場所，暴露出的恰是人民手中無權的短板。顯然這在毛時代絕無可能，但就體制設計而言，今天的一切如溯本求源，卻如張國燾出逃後對周恩來所言那樣，無不與「潤之要當皇帝」有關，這從彭老總那樣赤膽忠心的元勛，都沒能善終即可得到證實，盡管毛並非要登基坐殿而是更傾心一言堂或話語權。這方面的研究至今仍是空白，不過最接近毛何以忽略人民參政的解釋，恐怕還是焦點到其自認代表了人民利益，事實也是他在世時不僅讓貪腐絕跡、在物質分配方面也趨於了全民平等，盡管其治國的爭議極大，但他人現已不在，社會各階級利益又該如何平衡？
有史料證明陳雲和鄧穎超等元老，確有防止大權旁落的想法，但這與大器恢宏的毛毫無關聯，盡管胡錦濤和溫家寶這兩個身布衣均出現在毛之後，但在毛留下政治基因裏，黨卻不存在以群眾為主要針對的特殊利益。盡管如此，不得不說他留下的幹部制度已經很落後，而黨的威信下墜，也與無官不貪的社會現狀脫不開干係。其實當官為民與否，不單指其是否清廉，能力和是否心系民情也同樣重要。如以落實三胎為例，在官方推出的優惠政策裏，著重強調的僅是要破除高額彩禮等陋習，避而不談或者說企圖模糊的，恰是多數群眾娶不起、生不起、養不起、供不起、教育不起、乃至生病治不起、即便長大成人也競爭不起的社會醜陋實際。基於本文的立場，這是典型的誤國表現，而這類官員不僅不能代表人民，甚至挑戰的也是國家民族的利益。鑒於我們的國情，人民將以何種形式實現參政可以討論，但為防止庸官誤國和貪官禍國，必須要做的就是讓群眾有選舉、監督、以及罷免各級政府首長的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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