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友胡平最近出版了一本新書《要得公道，打個顛倒——中國民族問題和民主轉型》。這是胡平近年來有關中國民族問題的文章匯集，其中好多篇我早已在胡平的面書上先讀為快。我近年因為年齒漸高，人開始變得閒逸懶散，甚至頹廢，寫文章已很少，胡平和我是同齡人，但仍然勤奮如昔，筆耕不輟，而且筆力雄健。看到他一篇又一篇文章源源不絕，真的令我很慚愧。
胡平此書談的中國民族問題，主要集中在西藏和新疆。談西藏和新疆是個很大的題目，有關西藏和新疆的歷史及引起的爭論也相當激烈，但胡平此書談得不多，僅其中一篇介紹美國漢學界的新清史學派根據清宮滿文檔案對清朝時期西藏與漢地及清皇室之間的實際關係作了嶄新的詮釋。胡平大多數文章討論的是目前西藏和新疆的局勢，對近年多次發生在西藏和新疆的暴力衝突事件作出理性客觀的分析。
另外，作為投身中國民運已近半個世紀的老民運志士，公認的民運理論家，胡平一生關注最多的是未來中國民主轉型的原則和路徑，對此有長期深刻的思考。因此他三句話不離本行，此書主要探討的就是民族問題在未來中國民主化轉型過程會引發的問題。他認為這是繞不開，無法迴避的。他為此將他的思考以及他建議的解決之道公諸於世，供大家思考討論。
胡平首先討論的是有關民族問題的一些原則問題，如民族自決、民族自治等。民族自決的觀念來源於歐洲啟蒙運動時主權在民的理論，現已獲普世所公認，民族自決的原則還被寫入聯合國憲章。因此一個民族在自己原生的土地上有權決定自己的命運和未來這一原則屬於廣義的人權，符合當今的普世價值。
其實民族自決原則所基於的人民主權理論也是現代憲政民主國家的基本共識。一個國家不管你如何自稱是什麼特色的民主，即或把民主、人民和共和國這類詞語加在自己的國名上，但只要國家權力沒有真正經過人民的合法授權，都不會被國際社會視為民主國家。
但就像現在流行的一種說法，理想或曰原則很豐滿，但現實卻很骨感。民族自決符合普世價值，但能否實現要依賴於現實，而中國今天的現實則是超越骨感的黑暗殘酷。
因此除了原則，胡平在書中也討論了民族問題在民主化轉型中的現實因素和爭議，諸如統獨問題、民族自決、民族自治等在現實中的諸多難題。他指出政治是可行性的藝術，是為實現目的之路線圖，所以需要將現實的困難納入考慮而規劃出中國民主化轉型的可行路徑。
他指出未來中國民主轉型，涉及到民族問題，最大的障礙應該是中國漢人根深蒂固的大一統意識形態以及由此引發的統獨之爭。
中國雖然是個多民族國家，但最大民族漢族佔了中國人口的91%，與其他民族的人口比例非常懸殊。而且漢族有兩千多年的大一統意識形態傳統和華夷之別的強烈種族文化優越感，因此自古到今，對人數居於少數的其他民族，就如同胡平這本書所講，中原政權當局採用的是消除少數民族的民族意識和認同感的同化政策，要將其他民族融入漢民族主體消化於無形。
胡平此書認為，中國當局仍然採用這種硬性強力的同化政策是激化中國民族矛盾的主因。而且對一個極權國家來說，推行同化的強度更是空前，歷史上中原王朝做不到的，當今政權可以做到。
但這只是矛盾的其中一面。如果在過去弱肉強食的叢林時代，這種將其他民族消化於無形的化夷為夏的國策可能會成功，就像中國歷史上無數非漢民族被漢民族同化而完全消失一樣。但時代已經不同。自歐洲啟蒙運動後，天賦人權觀念已橫掃全球，深入人心，任何強勢的國家主義，大民族主義都無法抗拒。所以二十世紀會出現聲勢浩大的民族解放運動。中國也不例外，被迫害的小民族不會束手就範，會做出激烈反抗，並會獲得國際社會的呼應。不論力量如何懸殊，被迫害的民族如何弱小，都無法如過去那樣趕盡殺絕而消亡。
另外有關同化政策，不只是做不做得到的問題，而是應不應該做的問題。首先這是廣義的人權問題，每個民族和族群都有保持自己民族的尊嚴、認同、歷史、文化傳統和語言的權利，用權力去消除這種民族差異，就是對人權的的犯罪。其次同化是對人類文化豐富多元性的破壞，與現今強調文化多元性的時代潮流相違背。
胡平肯定民族自治的原則，認為中國非漢族實行民族自治有合理性，可使非漢族維護他們的民族認同、文化、傳統和語言，現西方一些國家也有民族自治行政區域，只是中國仿效前蘇聯建立的民族自治區是徒有虛名，是假的。因此胡平不贊成現中國一些知識份子主張廢除民族自治區來消除民族隔閡的辦法。他認為解決辦法是將假自治變成真自治，這也是西藏精神領袖達賴喇嘛的主張。達賴喇嘛希望的是香港式的自治，不過現實很殘酷，香港的高度自治本來是真的，但現在也變成是假的了。
胡平在這本書裡提到，中國漢人對國家統一視為至高無上，但以今天人類的普世理念，統一並非最高和絕對的價值，在此之上，人民的福祉才是最高和絕對的。但囿於中國主體民族漢人根深蒂固的大一統觀念，胡平指出，中國民主化轉型，必然要面臨因民族問題而引發的統獨之爭，這是一個繞不過去的嚴峻難題。
胡平提出的一個化解大漢族主義大一統意識的其中一個方法，就是換位思考，即他的書名所稱“要得公道，打個顛倒”，是強調我們漢人看中國民族問題，不要總是站在中國91%人口的漢族立場，從我們的傳統，我們的文化、我們的民族認同，以及我們大中華的利益去看待中國的其他民族，要將心比心，設身處地於其他民族的感受和思考，感受他們的民族認同和遭受迫害的痛苦。這些民族不是炎黃子孫，不是儒家文化的精神後代，如果永遠只是以漢人的文化角度，漢人的利益來思考他們的民族問題，則今天中國面臨的種種民族衝突將會是永不可解的死結。
胡平認為，在轉型時期，如果一時無法解決，可採用聯邦制的中庸之道。待未來中國現代文明程度到達另一個高度，水到渠成，是和還是分，就可以用和平的、更為文明成熟的方式來解決。胡平的主張與達賴喇嘛的中間道路是一致的。
胡平文章邏輯性很強，條分縷析，深居說服力。對於他指出，政治是可行性的藝術，是路線圖。我是認同的。雖然我們經常激情高喊“正義必勝”，但囿於現實政治的複雜和冷酷，並非所有正義的事業都有實現的可能性。記得我訪問西藏流亡政府的總理桑東仁波切時，談起藏人對前途的選擇，桑東仁波切這位智者就說過類似沈痛的話。
這樣的例子甚多。比如庫爾德人不能獨立建國，但科索沃人就實現了獨立的願望，但若從一個民族自決的條件，其實庫爾德人更為具備。庫爾德人不能建國，不是沒有權利，而是權利受制於無情的國際現實阻力而很難實現。
政治不但是可行性的藝術，也是妥協的藝術，現實路徑可以先易後難，當第一步不能獲得最理想結果，可以退而尋求次理想、次次理想。因為只要保存實力，未來還是有希望。
只要人類文明能持續進步，人權的觀念繼續深植人心，一度認為棘手難解，甚至只能訴諸武力的問題最終將能夠用和平文明的方式解決，如波羅的海三國的最終獨立、加拿大魁北克和英國蘇格蘭的前途去留公投，以及斯洛伐克與捷克的和平分家等。今天看來是死結，明天或許可以輕易而解。我們現在需要的是堅守普世價值，懷抱希望，耐心等待明天。
這篇文章也是寫給正在失去自由的香港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