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悲劇的雙重超越： 超越現實和超越自我
海爾曼 （R. B. Heilman ）在<悲劇與情節劇 >（Tragedy and Melodrama）中將悲劇與災難以及「災難文學」(disaster literature) 區別開來，他說: 「災難文學的所有篇頁都記載著火災、饑荒、戰爭和不義之徒給我們帶來的惡果；我們在其中扮演的是約伯的角色，受到自己的同類，機器和大自然的侵擾。在作為一種藝術形式的悲劇中，我們注視自身的過失；在災難文學中，我們留意他人的錯誤和環境的不完美，在悲劇中，我們採取行動；在災難文學中，外界給我們施加行動。」[9] 儘管作者的這種區分並沒有恰到好處，但至少給了我們有益的啟迪。我們可以看到，在生活中，車禍、船難、飛機失事都不能稱之為悲劇，它缺乏的是人與某種社會勢力之間的對抗和抗爭，或者雖然存在著某種衝突，卻以情節劇 （melodrama）的方式，即簡單的善惡對立非黑即白的方式表現出來。人皆有之的佛家所說的生、老、病、死之苦，並不一定能成為優秀的苦難文學或悲劇，必須強調人們的「業」才能寫出悲劇。有趣的是，有一種關於四業的說法，也是用色彩來命名的，即極惡的 「黑黑業」，極善的 「白白業」，善惡交織的 「黑白業」和不黑不白的 「無色業」。悲劇往往有善惡交織的矛盾衝突，因此，悲劇不僅僅是歷史、哲學和美學範疇，同時也是道德範疇。
由此可見，苦難文學需要「災難文學」缺乏的悲劇精神。十多年以前新疆克拉瑪依一所劇場發生大火災時，一個官員叫學生們「讓領導先走！」。如果以這次火災為題材寫作，那麼，作家一定要進行深入的歷史和哲學的思考，例如中國革命的初衷和後果，領導與群眾的關係，人的價值的平等追求，弱肉強食還是保護弱者這樣一些重大的社會問題、哲學問題和倫理問題，他才可能把災難寫成悲劇。描寫沉船災難的電影《鐵塔尼號》，我們看到的一個原則，是作為弱者的婦女和兒童先走，樂隊在沉船之前從容不迫的演奏，使得這部電影雖然不是完美的悲劇，但至少帶有悲劇的超越意義和理想色彩。
亞斯培（Karl Jaspers）以歷史哲學的眼光把悲劇視為「新舊交替時期」產生的現象和藝術。「 他的悲劇之「超越」（ transcendence ），有時與 「解救」( deliverance） 或「解放」（liberation）是近義詞。他在《悲劇之超越》（Tragedy is Not Enough）中指出：
「吊詭的是，當人面對悲劇性的時候，他從悲劇中解放了他自己。這是一種贏得淨化和救贖的方式。崩潰和失敗揭示了事件的真正性質。在失敗中，人生的現實並沒有失去，相反，在這裏，現實使得現實本身完整地明確地感受得到。沒有超越就沒有悲劇。甚至反抗神和命運並挑戰死亡的註定敗北的抗爭，也是一種超越的行動：它是趨向人的固有本質的運動，（悲劇中的）人開始將此本質視為其厄運中自己應得的本分。」 [10]
換言之，我們在直面悲劇時，已經把悲劇理解成為人生的一個自然而然的方面。人生缺了苦難缺了悲劇反而不完整了。這就是為什麼像東海一梟這樣的中國作家，會把沒有蹲過監獄視為一大遺憾。因此，悲劇英雄的失敗對於有悲劇精神的人來說，有時是求仁得仁。
悲劇的超越，在西方有多種說法，例如精神上的悲劇的超越，基督教的悲劇的超越，等等，因此，我們也可以說，有佛家的悲劇的超越。同理，也有哲學意義上的悲劇的超越，這種超越，可以以希臘的流變哲學或佛教的「無常」的觀點來考察。
由於西方理論比較深奧，我試圖以通俗的語言來闡釋兩種意義上的超越。
首先是超越現實。我坦然承受現實的苦難，我坦然接受我的行動的失敗甚至毀滅，但我並不認為這種現實是永世長存的，不可改變的，我也不承認他人類似於我的行動或抗爭會招致同樣的失敗，因為我既承認某種必然性，也承認某種或然性。而歷史的發展往往充滿必然性與或然性的悖論。因此，我實際上超越了現實而進入理想的境界。
其次是超越自我，我個人承受的苦難或許是有利於他人的，例如，悲劇英雄的相對的極端主義（這種極端有時甚至以暴力形式表現出來，但並不等同於暴力）使得中庸之道可以行得通，沒有我這個極端，那麼，他那個中庸就變成了極端。我以人類意識壓倒個人意識時，我的個人意識就超越到了人類意識的高度。
因此，理想主義和利他主義，無疑既是悲劇的亮點，也是帶有悲劇性的苦難文學的亮點。這種理想，並不是烏托邦，而只是在現實中或在時代中往前先走了一步而已。因此，悲劇英雄往往帶有超前性或前瞻性。所謂崇高感的真正內涵，應當就是理想主義和利他主義，舍此之外，崇高無從談起。因此，那些「躲避崇高」的論調也是錯誤，我們要躲避的，只能是偽崇高，假悲劇。
因此可見，苦難文學也不僅僅只是見證文學，在描繪現實的苦難時，需要超越現實的理想主義色彩，超越自我的開悟、啟蒙或救贖。當代中國文學中的許多作品，不但疏離了苦難和見證，或跳不出傷痕文學的局限性，而且墮落到遠遠不如傷痕文學的地步，成為遭到讀者普遍否定的「垃圾文學」。
中國當代文學中真正富於悲劇意義的作品並不多見。旅居加拿大的謝寶瑜先生的《玫瑰壩》（加拿大的綠野出版社，2006 年），描寫中國西南部一個偏僻山村的歷史巨變，從土改一直寫到文革，深刻揭示了中國革命的悲劇性。我曾以一句話對這部小說做了簡潔的評價： 「它是當代中國農村的風俗畫、編年史，更是大悲劇。」
中國作家胡發雲在一次訪談中談到，很多讀者覺得他的小說《如焉@sars.come》中有理想主義色彩，但他表示：「 實際上如果瞭解我，瞭解我身邊的朋友，就會發現書中的人物就在我的生活中存在著。這些看似理想主義的色彩其實是具體的存在。」「 我確實認識一批衛老師那樣的老人。他們用普羅米修士般的姿態為自己贖回前半生的蒙昧、怯懦、遊移，他們寧願付出慘重的代價，他們知道自己的某些痛苦會帶來靈魂的安寧。衛老師是從他們當中派生出來的人物，他的選擇帶有某種宗教意義上的皈依和覺醒，況且衛老師最終還得到了一段美滿的愛情。」 [11]
由此可見，對於作家來說，苦難中國本身並不缺乏悲劇和超越悲劇的理想色彩，而是缺乏發現。
結語
苦難文學需要一種「化境」：「化血為墨的陣痛」（ T. S. 艾略特語），「化詛咒為葡萄園 」（ 葉芝語）。「 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謂聖， 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孟子·盡心下》）。在這種「化」的過程中無疑需要沖淡血腥的恐怖，沖淡對於流血和死亡的恐懼。需要化生活美為藝術美，化生活的世俗性為神聖性。
文章憎命達。詩窮而後工。艱難困苦，玉汝于成。這幾句話都是中國千古不易的名言。均表現中國傳統美學中對人生苦難的正面意義和苦難文學的注重。唐代詩人，最具苦難關懷的詩人當推杜甫和白居易，即使是浪漫主義的李白，也有 《丁都護歌》這樣的關懷苦難的名篇。
最後，我想談談可以給作家以啟迪的一位科學家的故事。源自英國維多利亞時代的顯赫的霍爾丹家族，以「受難」（Suffer）為座右銘。家族歷史上有大英帝國的政要、騎士和大法官，著名科學家和作家。這個家族中主動受難最深重的，是科學家 J. B. S.霍爾丹 [12]。 為了發現煤氣爆炸的原因和毒瓦斯釋放情形，他第一次通過口腔吸入一氧化碳來研究一氧化碳的效果，直到一氧化碳滲透他的血液瀕臨死亡。但是，他在苦難中倖存了，然後繼續受難。一戰期間，他在自己家裏設立一間毒氣室，以便於發現抵抗芥子氣的方法，因為這種「毒氣之王」當時在戰爭中大規模使用，奪走了無數人的生命。從馬丁.戈德曼 ( Martin Goodman ) 所著霍爾丹傳《受難和倖存：霍爾丹的極端生活》（Suffer and Survive: The Extreme Life of J.S. Haldane) 來看，霍爾丹受難的精神力量在很大程度上來自基督的傳統，他認為「耶穌不但是一位偉人，偉大的道德教師，而且是一位偉大的心理學家」。
文學家需要為人類承擔苦難的基督精神，需要霍爾丹這樣的科學家的受難精神。這種精神，也是佛陀的精神。因此，真正的文學家，應當把「受難」作為座右銘，從而創造出真正偉大的文學。
注釋：
[1] http://complit.berkeley.edu/coursed.php?sem=spr02
[2] 「黑色迷戀「（dark fascination），指獄外作家對獄中情境尤其是對酷刑的關注。參看約翰. T. 伊文（John T. Irwin）<重迭與亂倫／重複與復仇：福克納的深入解讀>（Doubling and Incest/Repetition and Revenge: A Speculative Reading of Faulkner）和J.M. 庫切 （J. M. Coetzee）<黑暗的行刑室：小說家和南非> (Into the Dark Chamber: The Novelist and South Africa)。
[3] 參看傅正明: <檀香刑與文身刑>，< 民俗文學的廟堂之音――評莫言的《檀香刑》的國家主義傾向>。
[4]http://www.libarts.ucok.edu/english/faculty/hochenauer/kurtonline/protestintro.html
[5] Rosemary Jackson: Fantasy: The Literature of Subversion, Methuen & Co. Ltd., 1981, p. 1.
[6] Julie Wheelwright: 「The Books Interview: Lessons in the language of love; The Israeli novelist David Grossman writes passionate, intense love stories 「, The Independent – London, February 16, 2002.
[7] http://woeser.middle-way.net/?action=show&id=293
[8] Seamus Heaney: The Government of the Tongue, Faber & Faber, 1988, p.107.
[9] R. B. Heilman, 「Tragedy and Melodrama.「 1960. In Tragedy: Vision and Form. Ed. Robert W. Corrigan. New York: Harper, 1981.
[10] 參閱亞斯培（Karl Jaspers），《悲劇之超越》，葉頌姿譯，巨流，1970年。原文為德文本，此處引文系筆者根據英譯本轉譯。
[11] 胡發雲談《如焉》：理想主義應是生活常態 ，2006年12月1日 《中華讀書報》。
[12] J. B. S.霍爾丹 (J. B. S. Haldane, 1892-1964 ), 英國遺傳學家和進化生物學家，後加入印度藉，有《 進化的原因》（The Causes of Evolution，1932) 等著作。
文成於2008/2/16， 2009年06月21日做了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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