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我那座劇院小炮彈被幹掉之後，我開始集中於手槍類小型武器，那就是我的詩歌、歌曲和我那帶著六根弦的淙淙木劍。這是一段介於禁止和准許的令人迷惑的時光，我在學生俱樂部和文化館中常有演出。在這多事之秋汲取教訓的一年裡，我還有別的擔子，我的學業到了最後一學期了。很幸運，我的副科數學以最優的一分結了業，我當時出於賭氣，選了這個學科，因為母親艾瑪同志跟我還有一筆一九五二年的舊帳要算。那時候因為我的數學得了不及格的五分，她用槌子打我，十年之後我的數學考第一，總算是給我親愛的母親靈魂傷疤上貼了一劑安慰的膏藥。
我把主科哲學的畢業論文交出去了，題目是關於斯圖加特技術高校哲學教授麥克斯‧本瑟關於「信息美學」的研究。我的論文拿了一個優等的兩分。口試還在眼前，當日子定了之後，所裏最有份量、我很敬佩的沃爾夫剛‧海瑟教授有一天在哲學所的樓梯上攔住我，很隱密地跟我說話。他只比我年長十一歲，我們都以親近的「你」而不是「您」稱呼對方。他說：「沃爾夫，你必須馬上生病，並且病期要長，病情要重。」為了讓我明白，他只說：「有一些有影響力的人要阻止你的考試，最聰明的辦法是來一場大病，然後我們等待，等到上面的同志換下那些豬玀再說。」
我二話不問，就直接去找我的內科醫生朋友索羅基瑟，他有一個高加索姓氏。他也二話不說，一眼就看穿了：我的心瓣膜嚴重變窄，立即給我開了一個醫生證明，蓋章簽字。大學行政部門將我作為重病號登記在冊，比爾曼一案暫且停擺，我不必參加考試。幾個月之後，夏天早已過去，我再度遇見海瑟教授，他笑著說：「你現在可以恢復健康了，我成立了一個臨時考試委員會，我們特別來考你，給你一次機會，你必須要通過啊！我不能再惹麻煩了。」
我埋頭把每一種課程啃一遍：邏輯學、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古代哲學、黑格爾比馬克思更重要些，馬克思又比列寧更具份量。一九六四年一月的考試相當艱難，因為考官們在這場額外考試的小陰謀中，已經預測到自己將在黨會上，為比爾曼案子面臨刁鑽的審判。然而我還是以優等分數通過了考試，我們把黨中央裡那些頑固份子給耍了。但是中央委員會的主事者，對這場「政變」極為憤怒，不讓發文憑給我，海瑟教授也成了那些教條主義者的眼中釘，兩年之後他為這次勇敢的行動付出了代價。
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