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中國官方公佈去年人口減少後，主流看法認為這對中國非幸事，會對經濟增長帶來長期負面影響。我最近亦撰文表示，鑒於中國人口負增長進入一個不可逆轉的進程，自此將永遠告別高增長。我指的高增長是7%以上增幅。話看似說得絕對點，但應該沒錯。
中國的人口紅利依然存在
不過，對人口減少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負作用，也要防止一種誤解，以為這種負作用會立即顯現，特別是對今年的中國經濟會產生較大衝擊。去年中國的人口減少85萬，和14億多的人口總量比起來，簡直可以忽略不計。另外，雖然人口減少主要是人們的生育意願下降造成的，然而，疫情也是影響生育意願的一個因素。在中國的防疫政策放開後，這個因素當然還存在，但不會像去年那樣明顯。故長期人口數量儘管會減少，可在今年或明年，說不定還有微幅增長。
另一方面，中國在短中期，甚至長期也存在一些緩解因人口下降而導致的人口紅利快速消失衝擊中國經濟的有利因素。這些因素包括：一，中國對高等教育和公共衛生的持續投資，使得勞動力停滯增長的同時其素質得以顯著提高；二，中國的研發支出占GDP的比重最近十幾年增長很快，目前已達2.5%以上，在全球主要經濟體中位於前列，而研發投資對一國的創新非常重要，中國的科技水準在過去十多年的大幅提升，與此有很大關係；三，中國還存在一個數量很大的失業人口，估計有上千萬，失業人口多，預示著經濟形勢不好，但反過來它也意味著，一旦經濟處於擴張期，可以很大程度上滿足勞動力的需求。
四，中國亦可通過延長退休年齡讓更多的人留在勞動力市場，現在的男女退休年齡是70多年前制定的，那時人們的預期壽命不到60歲，而2020年中國人均壽命達77.9歲，延長退休年齡是可能的；五，中國還有一個獨特的情況，即農村勞動力仍有大量剩餘，和發達國家比，中國農業部門創造的GDP和它的就業人口數量不匹配，農業的GDP不到總GDP的8%，卻占總就業人數的近23%，隨著城市化的推進，大量的農業剩餘勞動力將從農村轉移至城市。上述五個因素，有些短期或者中期可以部分彌補人口減少對經濟增長的負作用，如前三者，有些則在長期發揮這種效果，如後兩者。
人口總量的負增長是不可逆的
儘管如此，這幾項有利因素並不能完全抵消人口負增長對中國經濟帶來的負作用。根據不同經濟和人口學者的估算，人口紅利在中國過去40年的高增長中所作的貢獻，在15-27%之間，從1980年到2018年，中國GDP年均高達9%以上，但在2019年跌破6%，當然影響因數很多，包括政府的政策，然而，人口紅利的快速下降在其中即使不占主導，也起著重要作用，因為正是在這段長時期中國實施的獨生子女政策，不但造成勞動力在某個時段達到峰值後下降，且總人口也迅速衰老。雖然這期間隨著人們受教育水準的提高，特別是越來越的人接受高等教育，勞動者的素質有明顯上升，可也正是在過去10多年，中國的GDP從之前9%以上的增幅滑落到7%的區間，再滑落到6%的區間，說明此段時期雖有人力資本的提升帶動經濟增長，然而其帶動作用並不能彌補人口紅利減少對經濟增長的支撐作用。
未來的人口數量無疑會進一步減少。雖然中國已經解除了對人們生育的各種限制並出臺很多鼓勵措施，這可能會造成個別年份人口總量微幅反彈，然總體下降的趨勢是不可能改變的。原因在於，人們的生育觀念有很大改變，傳統的多子多福，養兒防老的社會習俗已被很多人拋棄，人們尤其年輕人越來越不願多生孩子，這裡有生育成本的問題，但更多還是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社會進入現代化後帶來的生育觀念的轉變。從發達國家看，無論是歐美還是傳統上被認為受儒家影響的重視孩子和家庭的東亞國家和地區，如日本、韓國、新加坡、臺灣、香港等，都存在這個現象，它們的生育率在過去多年持續下降。中國不過是重複這一過程而已。因此，人口總量的負增長長期看是不可逆的，直到出現一個新的平衡點這個過程才會停止。
在人口減少的過程中，勞動者的素質會由於政府對教育和公共衛生等投資的加大而繼續提高，但它對經濟增長的邊際效益可能會遞減。研發投入的加強短中期對促進經濟增長作用明顯。然而，延遲退休年齡由於涉及政策的調整阻力會很大，短期就別指望對經濟增長有什麼幫助。農村剩餘勞動力的轉移也是一個長過程，短中期對解決勞動力需求的不足問題，促進經濟增長作用不大。
未富先老及貧富差距才是大問題
事實上，對中國經濟而言，影響高增長的更重要原因不僅僅是人口的減少以及由此產生的人口紅利的消失，而是在人口減少的同時整個國家的未富先老及社會貧富差距的不斷拉大，它們會阻礙中國經濟重回高增長區間。
發達國家在進入人口負增長的時候，經濟的發展程度和人均收入在當時基本處於世界先進水準，沒有被中等收入陷阱鎖住，但中國在這一點上明顯和它們不同。中國去年的人均GDP超過1.2萬美元，在聯合國180多個國家中也就處於八十多位，考慮中國的人口規模，當然這也不容易，然而在人口學上，它意味著未富先老。論中國高增長的時間之長以及增速之高，在已知的人類經濟增長史上，沒幾個國家能夠超越，但是，它們的人均GDP比中國要高得多，中產階級所占本國人口的比重要比中國大得多，走出了中等收入陷阱，成為發達國家。中國中產階級的人口規模據說達到3億多人，可中產的標準和占人口比重，比發達國家要低。這就是中國獨特的地方。這個特徵使得中國的勞動者負擔顯得格外沉重，既要照顧小孩，還要照顧老人。國家也將更多資源用於老人，社會創造財富的動能也就相應減弱，拖累經濟增速。
問題還在於，未富先老又疊加貧富差距的擴大。中國在過去40多年的高增長之所以沒有在人均收入上得以體現，一個原因是社會的分配機制出了問題，社會財富很多被無效損耗，並造成貧富兩級分化加劇。儘管在過去10年，官方投入鉅資解決了絕對貧困問題，但整個社會貧富差距擴大的趨勢沒有得到明顯改善，基尼係數在主要經濟體中依然處於前列，用總理李克強的話說，中國還有6億人月收入不足1000元人民幣。如果未來不能加大收入分配體制的調節和改革，改善這6億多人的收入狀況或者改善的幅度不大，縮小社會的貧富差距，消費就難以支撐經濟增長。而從今天中國所處的國際環境看，人們對未來的預期不是很看好，會更加謹慎消費，未來經濟增長的動力可能會進一步減弱。
問題的癥結都清楚，但要解決這兩個問題，短中期是見不到成效的。理想的狀況下，20年內能夠大體解決就非常不錯，還要國家的政策不出現大的失誤以及中國面臨的地緣政治環境不再惡化。所以這對中國是一個非常艱巨的任務。
˙轉載自《上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