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鴛鴦春膳»是台灣著名女作家李昂2007年在台灣發表的一部飲食小說。她在小說扉頁上將飲食，這個每個人一生中日復一日重複着的行為，比作是一場華麗的冒險。不過，«鴛鴦春膳»遠不是一部簡單的飲食之旅。作者以咖喱飯，以牛肉麵等特色飲食故事為依託，串起台灣近一個多世紀的政治和社會變遷以及作者對這些變遷的思考。一碗牛肉麵既從側面寫出白色恐怖時代的殘酷現實，也折射出對政治隔絕中的對岸的種種想象與現實的差距。“國宴”菜單的演變記錄著台灣從威權統治向民主體制轉型的路程，也流露出某種對國家身份認同的迷茫。對中華文化中傳統的食補文化的細膩描寫，帶領讀者去思考飲食背後人與身邊世界與動物與植物間，吃與被吃的關係，也由此引申到男女兩性間的權力關係乃至廣義的政治與社會關係。花都巴黎米其林三星酒家享用法國香檳時的陶醉，則暗含着對當時台灣政壇種種混亂的不安與擔憂。與其說«鴛鴦春膳»是一次飲食的華麗冒險，不如說這是一把了解政治與社會變遷形塑出的台灣的路線圖。 2023年初秋，«鴛鴦春膳»法文版出版。我們有幸在巴黎Asiathèque 出版社與李昂女士見面，一起來看看那些巨細靡遺的飲食書寫背後的政治與社會思考。
咖喱飯與國宴：對歷史的不同記憶
法廣：李昂女士，您好。非常感謝您接受法國國際廣播電台華語部的採訪。您這次來巴黎是為«鴛鴦春膳»這本書的法文版出版。這本書在2006年就已經完成，2007年在台灣出版。
我們就從這本書中的咖喱飯的故事說起好了。在這個故事裡，女主人公的父親講了一個故事，是一個日本作家接受台灣人款待。當時台灣還在日本佔領之下，從日本來的作家當然就是座上賓。但是最後他只點了一份很便宜的咖喱飯。這個故事好像讓女主人公非常有感慨。
同在這本書里，還有一個章節講到“國宴”。這裡寫了這個菜名非常神秘、好像深不可測的國宴菜單顯出的那種奢華，它和當時戒嚴時代的台灣大眾的窮苦生活形成一種反差。
您當時寫這兩個故事的時候，只是圍繞飲食記錄一段歷史呢，還是它也反映着當時台灣面對這兩段歷史——日據時期和國民黨來台統治時期的兩種不同的感受？
李昂：”這本«鴛鴦春膳»總共有八個章節。我從這個（主人公）小朋友時開始寫起。她跟爸爸吃美食，然後慢慢慢慢的就進到了複雜的台灣的過去的歷史跟政治的變遷。您剛剛提到的這個故事，當然是從日據時代開始講起，用了一個章節。就是（主人公的）父親去參加了一個日本人接受台灣人請客的故事，這個日本人對着滿桌的美食，他沒有點。本來客人應該先點，可是他沒有點，到了最後的時候，他點了一份很便宜的咖喱飯。後來這個父親才發現說，原來呢，他如果先點了這麼便宜的家咖喱飯，那麼其他的那一些在座文化圈的客人就不好意思去點什麼牛排啊，魚類啊等這些大餐……這樣那你就可以看出來那個日本作家的那種修養跟文化。”
“另外的一個章節就來到了國宴。那時候已經是國民黨來台灣統治之後了。早期，我為了找這些國宴的菜單，可是花了很大的功夫，因為真正的國宴的菜單不會對外流傳出來。 開始有完整的版本，讓全部的老百姓都知道，要到陳水扁（當選總統以後）。他把國宴改得可以說很平民化，把很多台灣在地的小吃都放到國宴里。那時候我們才知道國宴是怎麼回事。所以這當然代表了台灣人對於被日本統治和對國民黨政府來台灣之後的不同的看法。 那為什麼會有這樣明顯的差別？好像日本人彬彬有禮，而國民黨政府卻是很權力的、一種集權的，而且是高層的那種神秘感，充分地維持像帝王那樣的排場，那樣的不為外人道的一個狀況？我想，我活着的這些年代，台灣人對於這兩個來統治的人的不同的看法，在你還沒有提出來之前，我自己也沒有那麼明顯的感覺到。我寫書的時候完全是依照着我整個在台灣活過來的歷史。那為什麼會有這種差別呢？我這一次在波蘭，因為有書出版，五月的時候我去打書。那個波蘭人覺得很奇怪：為什麼我們對於日本人的統治還心存着好感，而對國民黨的統治會有這麼大的惡感呢？我就告訴他。 理由很簡單，因為很多台灣人認為，是異族的日本人（他的確是異國異族的統治）對台灣人的傷害，比國民黨對台灣人的傷害還小。所以他們後來基本上覺得日本人的統治比國民黨的統治還好。這是一個留在很多台灣人心中，老實說， 抹滅不掉的記憶。因為國民黨政府一來的時候，在二二八（1947年）殺了很多很多的台灣精英，而接下來的白色恐怖使得很多的台灣人覺得，連在日本統治的時候都沒有這樣子對我們。 “
法廣：您在書中記錄了一個千惠小姐。千惠小姐年輕的時候被家裡送到日本去生活一段時間。她後來回到了台灣，並利用她在日本生活是學到的技藝，發明了“藝術蛋糕”，振興了家已經有些衰敗的家業。我感覺台灣人對日治時期的這段殖民歷史好像已經消化掉了，並沒有那種仇日的情結。這是不是也反映出來台灣和大陸不同的歷史記憶？
李昂：”我想，人很容易把過去的事情淡忘。日本統治畢竟是過去的事情，而國民黨的白色恐怖以及二二八殺那麼多人是現在。人們當然對現在記憶得非常深刻。尤其是我想，台灣的整個西化過程其實是隨日本時代來的，所以，一個好的家庭的女孩子會被送到日本去學習做點心。尤其日本明治維新之後，他們的西點等實在是非常成功。我可能要講：比國民黨的時代實在是優良很多啊。所以很多人都還會有這種觀念，就是說在日本時代的台灣人學到了很多進步的、跟西方接軌的東西，而國民黨來的時候，因為他是被打敗嘛，是被那個偉大的毛澤東所打敗——我一直很喜歡毛澤東。我要這樣講，因為我的父親是一個毛主席的追隨者！信不信由你。因為他很貧窮出身，後來賺了錢，所以他始終知道窮人不容易。而他也沒有在中國真的被毛主席統治過，所以也是一個遙遠的幻想，就覺得那個毛主席真的帶給了窮人一個翻身的機會，所以他是歌功頌德毛主席的。 最有趣的事情是，我常常愛講給我的大陸的作家朋友聽，他們聽了都覺得不可思議，因為大陸人對於毛主席不見得有像我爸爸這樣正面的、全面地好感…… “
法廣：這可能也跟集體記憶有關吧。我想中國人有在毛澤東統治下的一段更新的歷史，而這段歷史對於您父親這一輩人來說還是太遙遠了……
李昂：”所以因此我覺得日本人也不見得真的對台灣那麼好，可是隔着距離跟時間，就會產生一些不同的想法出來。但我還是要講，我是一個小說作家，我只是忠實地把我的生活環境周遭給我的一些訊息把它表現出來。也許別的作家，比如說從中國大陸來的作家，同樣在那個年代裡，他看待的事情可能會不一樣。 “
春膳：吃還是被吃？不平衡的權力關係
法廣：“性”是您的作品中常見的一個主題。這本書的書名叫«鴛鴦春膳»。裡面特別提到了中國傳統文化的那“食補”，您對此做了非常細緻的描述。但是您也從中引出了一種對”吃與被吃“的關係的思考，由此來剖析男女兩性間的權力關係，同時也把它引申到廣義的政治和社會權力關係。
李昂：”«春膳»這一章其實要討論到的是一個很殘酷的事情，就是”吃跟被吃”，究竟是誰吃了誰？這是一個非常殘酷的事實。通常都是那個有能力的人吃那個沒有能力的人，對不對？如果是為了生存，我們會覺得合理，就是為了吃飽，所以把別人的生命都吃掉了。 我們吃那些豬啊，牛啊，羊啊，我們也吃蔬菜，吃素食等等。可是如果有更進步的文明的話，你怎麼知道菠菜不會哭，不會流眼淚呢？我們其實不知道。然後我們吃了，因為必須吃，所以你只有吃，對不對？可是我在«春膳»裡面寫的是一個不是為了生存而吃的‘食補’。而這個‘食補’，尤其是性方面的補，是吃掉別人的生命，只為了加強自己的性能力。而這個性能力是為了什麼呢？為了能夠綿延自己的子孫。這是一種佔領！我們都知道很多戰爭的時候，他們會去強姦他們要消滅的那個種族的女人，就是為了把自己的種留下來。所以，這個食補在性方面，是一個非常殘暴的事情。我們更可以看到，食補的通常是誰？是男人在補。 這個也是男女之間的非常不平等的權力關係，我想這個不用說，大家也都知道。因此我必得要講，«春膳»這個章節，其實我選用了一個很好看的小說的方式，來彰顯了這一個，不管是階級之間，或者是不同的國族，或者是男女之間的權力的不平衡關係。”
“可是我要強調一下：我寫的那段小時候跟父親吃野味的時代，那些野味都還不是瀕臨絕種的，是人類還在吃的東西，所以“我”父親的那個長工才會有能力去給他拿來吃掉。跟現在那個保育類的觀念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一定要非常的替我們小時候吃的東西要解釋一下。”
女性：活出自己一片天
法廣：書中有一個人物，“二嬸”。還有一個是和女主人公一起長大的表姐妹，千惠小姐。這兩位在不同時代的女性，有一個同樣的命運：她們都失去了自己的丈夫。但是她們有兩種完全不同的面對喪夫事實的方式。“二嬸”從此一身黑衣，吃素，建“功德堂“禮佛……您在書里寫到：”她禁錮的就不只是魂魄，還有它自身。” 千惠小姐也同樣是從此一襲黑衣，但是她一邊在創業——她其實振興了她家族已經開始有點衰敗的糖果店——，同時一邊在周遊世界，甚至可能在周遊世界的過程中，還享受心動的那一刻……在您看來，當今世界的女性獨立，是不是不僅在於有事業，也在於享受生活，這種享受是物質上的，是精神上的，也是身體上的？
李昂：“寫千惠小姐這一章是我覺得我小說裡面最喜歡的。我覺得我把那個千惠小姐寫成了一種女人的原型，就是說，她們在遭到挫折——她被丈夫被背叛——，可是她用自己的方式真的是活出了另外的一片天。跟另一位女性完全就是禮佛，清齋古佛，這樣來過一生是一個截然不同的事情。 然後這個是很明顯的我在台灣看到的一種進步。你必得要講，我們台灣真的是這樣一步一步地，女人走向了有自己的一片天，而且是勇於追尋，包括愛情。這個千惠小姐很了不起。 她開創了她自己的一片事業，把她們家族已經慢慢沒落的糕餅店發揚光大，來做婚禮的藝術蛋糕，賺了那麼多錢。 尤其是她後來那一種跟男人之間若即若離的關係的那個部分我最愛，因為她等於是給了男人所有的想象空間，可是沒有一個人能夠真的靠近她、擁有她……哇，這個我一邊寫，一邊覺得：這簡直是我們女人最好的榜樣！ ”
中華文化？西方文化？本土文化？新台灣文化！
法廣：您也被看作是女性主義作家。您剛才提到台灣女性的社會地位有了非常大的進步。而且台灣這八年來一直都是一位女總統，這在亞洲國家還是比較少見的，尤其是民選的女總統。台灣應該還是受到了中華傳統文化一些影響。 那麼台灣的女性如何可以這麼快就走出了這種傳統文化的禁錮？
李昂：“啊，我可能要更正一下，就是說我們沒有那麼全部地受中華文化的影響。我會說，在日據時代，台灣已經從日本得到了很多從明治維新以來的西化的過程。然後國民黨來統治，當然帶來了中華文化。可是呢，這個中華文化，我覺得基本上是在教育方面落實得非常成功。你看我們都講這麼好的普通話，對不對？！可是，另外一方面，我覺得非常有趣的是，對於西方文化，不管台灣人或所謂的外省人，就是國民黨帶進來的這些外省人，都在追求。你看，台灣的有錢人把小孩送去日本，或美國或者歐洲去學習，國民黨的這些權貴的子弟很多都送去美國！在至少我的整個成長的過程當中，我看的小說其實都是西方的小說。為什麼呢？因為像魯迅等這些人的小說在當時的台灣是禁書，所以我們根本看不到中國小說。那一些傳統的中國小說，像什麼«紅樓夢»啊，«西遊記»啊，對我這樣當時一個十幾歲的孩子來講，老實說，看不懂那麼複雜的«紅樓夢»的關係。«西遊記»很有趣，«水滸傳»離我作為一個女人又太遙遠了。所以我必得告訴你，那中華文化在我的身上，很抱歉，其實影響不多。所以為什麼台灣可以這麼快的走向了一個女權主義和運動，我想是這麼錯綜複雜的歷史背景造成的。 ”
法廣：說到中華文化。書中女主人公的父親，在日治時期，很拒絕學習日語，但是終其一生，也沒有接受講隨著國民黨到台灣的“北京話”。但是您自小也學習了古詩詞、三字經，而且，您在書中也特別提到國劇，就是大陸所說得京劇，在台灣實際上受到了極大的保護。你在書中說：“台灣人等於是在保存了這個民族的歷史的精髓”。 台灣這些年本土意識不斷加強，意識到自己的在地的多元文化，而不光是一個族群的文化。在這種背景下，中華文化和在地的多元文化之間是怎麼樣一種關係？怎樣傳承？怎樣揚棄？
李昂：“應該這樣子說，我們小時候背詩，我父親教我唐詩，是用台灣話背，而不是用國語。 因為我父親也不講國語，他經歷過日本時代，當然懂得日文，可是他也不講。所以他唯一的語言就是台灣話。他用台灣話教我背唐詩，這個才是最有趣的，而且很好聽喔。比如我念給你聽，你會喜歡的李昂：台灣話背誦唐詩00:20
“所以我除了學校的用我們說的‘國語’的中華文化之外，我還有一個系統是台灣跟中國的關係。這個很有趣。然後，我的教育，我父親送我們六個小孩出國去讀書，去歐洲，去美國。我是被送到美國。我們整個的文化就變成一個非常複雜的混合體。 你看，我剛才用台灣話念給你的那首詩，學校教育教我一套國語的中國文化，我自己看的小說都是西方的，然後我後來又到美國去讀書，所以，我覺得，整個這種錯綜複雜的關係產生了一種我們叫做台灣文化的東西，因為中國文化也不是這樣子，對不對，很簡單的道理。 然後這個特性，我覺得，使得我可以寫像«鴛鴦春膳»這樣一本我個人非常喜歡的小說出來，因為它充滿了多元性，包括你沒有問到、但我一定要講一兩句話的章節，就是在巴黎，她（主人公）碰到了一個在台灣曾經反抗國民黨的黨外運動的重要人士，他曾經自焚，等等：哇。 那個浪漫！ 所以說，我們有這樣複雜的多元文化。 ”
“還要告訴你一個有趣的事情：為什麼我們當時對於國劇，就是你們說的京戲，會這麼樣子的沉迷？包括那個很漂亮的、後來白先勇老師把它做到一個高峰的崑曲。為什麼呢？因為那個年代，我們一直被蔣介石政府教導說：中國大陸正在毀滅這些東西，在“破四舊”，在毀滅固有的文化。而固有的文化在台灣保存下來。我早期跟中國大陸作家接觸的時候，我的古文基礎，我從小不管用台灣話或者用國語背的那些詩詞，都贏過那些中國作家太多太多了，因為他們生長在文革的時候……所以這簡直是一團混亂。 混亂來混亂去，就混亂出了一個我認為就是現在的台灣文化。現在你叫我們完全再走回那個中國文化，我想也不可能了，因為你打開了這樣一個潘朵拉的盒子，不管是毒蛇猛獸或者天使神，或者什麼其它都來了，沒辦法了。就這麼簡單。 ”
法廣：北京方面一直都在強調兩岸“同文同種”。 實際上，在台灣來說，中華文化已經是另外一種形態，它和在地的文化有了一個相當的結合……
李昂：“沒錯。這個結合產生了一個叫做台灣的本土文化。雖然我想每個文化都有光譜的兩端。有人會本土到完全否認被中華文化影響；有人像我一樣站在比較中間，我覺得中華文化的確影響我，可是用一種很特別的方式，包括我爸爸叫我用台灣話背詩。然後呢，有人是極端地認為，台灣完全是在中國文化的影響下。所以，這個光譜非常大。那麼我把它統稱就叫做新的台灣文化了，只好如此。我們有西方的，有台灣的。抱歉，就是在我年輕的時候，台灣原住民的文化不是像現在這樣被我們知道。這個是後來我學習的，我覺得比較可惜一點。“
歷史軸線中“國”的困惑
法廣：這部小說主題是飲食，但是飲食只是一個引線，它穿起了台灣近一個世紀的歷史。 但我從中好像看到有一種“國”的困惑。書中講到從“日據時代”的”殖民母國“的內地，然後到”新的統治者“，”從中國大陸來的祖國“，然後，1971年中華民國不再在聯合國有席位。您在書中說，只有在兩蔣時代的四十年裡，”島嶼曾確實作為一個國家存在，一個有國宴，有單一國劇的國家，但國宴中的‘中華民國’已經不再存在。” 台灣的確現在已經民主化，但是這個國的概念好像始終有一種困惑。幾天前總統馬英九宣布說，他今年不去參加雙十節的慶祝活動，因為執政黨把這個節日寫成了：Taïwan National Day。蔡英文總統經常說的是”中華民國台灣”，也有人說“台灣中華民國”，還有人就只說“台灣”。您怎麼看？這個國的意義是什麼？
李昂：”我必得要說，我是比較認同蔡英文說的‘中華民國台灣’或‘台灣中華民國’，因為這個代表了一個結合各方面的，不管是從中國大陸來的所謂外省人，或者是所謂的本土的台灣人。我想，你的問題可能有一個點，就是為什麼說需要一個“國”這樣的存在？理由我覺得很簡單。我給你舉個很清楚的例子。我們前陣子發起了一個運動，救援一個叫做富察的人（富察，台灣八旗文化出版社總編。2023年前往中國上海時被捕——法廣注）。我們要先講一下富察這個人，我才能夠告訴你，為什麼台灣會現在覺得要有“國”這樣一個概念。很簡單。 因為富察是個中國人，來到台灣後娶了個台灣老婆，辦了一家出版社。他想要拿台灣國籍，就要到中國大陸去把中國籍給退掉。沒有想到他一到中國就被抓了。我們在研究富察這個事件的時候，因為我年輕的時候跟台灣的反對運動，就是這些異議分子站在一起的那個時候，我真的是參與了很多的活動，爭取台灣的民主跟自由。救援富察這樣的人跟我們當年救援被國民黨抓去關起來的這些人，其實是一樣的。我的男朋友施明德，民進黨的前主席，他被關了25年又五個月。那時候我們救援施明德，現在我們救援富察，我們馬上碰到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富察仍然是中國人，因為他拿的是中國的護照。 我們台灣不曉得要處在什麼樣的地位來救援他，我們不知道我們是‘中華民國台灣’，還是‘台灣中華民國’，還是什麼其它身份，就陷入了一種好像有一點說也說不清楚的感覺。尤其是最近加拿大發起了一個聯署，希望聯合起來去救援這些到了中國，然後因為種種原因被消失或者被囚禁的人。已經有七十幾個國家簽署。我們就馬上問自己一個問題：我們台灣不是國家，那我們可不可以被包括在這樣一個救援的行動？如果是，我們自己都很可能碰到問題。我告訴你一個很悲慘的事情：我一直很愛與中國有各式各樣的交流，可是現在連我都不敢去。我們有300多人簽名救援富察，這300多人都不敢去（大陸或香港），因為有一個台灣人在香港轉機的時候，被叫去問話四個小時！所以現在我連香港都不敢去了。這樣的狀況其實是非我所願。 我是很希望能夠像過去那樣，我們兩岸可以有那麼多文化的、不涉政治的，尤其美食等，在各方面的交流，我的中國大陸作家朋友也可以很容易地來台灣。可是這個美景現在都沒有了。所以，我們建立這樣的一個“國”的概念重不重要呢？否則我們不知道自己是誰！ ”
“有些人提出一個概念說，同文同種，所以你就依靠過去中國大陸就好了。很抱歉，目前我實在不想（這樣做），因為我真的怕被他抓去。 富察現在還下落不明，這個真的讓我們害怕。然後每天有那麼多的飛機在台灣周邊環繞。老實說，我是一個不要戰爭的人，可是我都怕萬一中國來攻我們的時候怎麼辦。因此，針對那些覺得我們應該依靠中國的觀點，有人就提出另外一種說法，說也可以讓英國跟美國（合並）嘛，那兩個獨立的國家，也都講英文，也有很多移民是從英國來的啊……老實說，我自己的感覺是，這個問題在現在沒有解答。 很抱歉。因為恐怕還要持續一段時間，可是它造成了台灣很大的分裂，這是我覺得最最不想看到的！ ”
假新聞才是對台灣最大的傷害
法廣：這本書中文版出版的時候，有一個引言，說它“寫在2006年台灣政治最混亂的時刻”。書中在開始的時候，以牢房的牛肉麵，提到了白色恐怖時期。書在結束的時候，女主人公在巴黎見到這位黨外活動人士，感嘆他曾付出的代價。當時在巴黎這段期間，正好也是台灣首次政黨輪替後，陳水扁2004年謀求連任的時候。此後的台灣已經經歷了第二次、第三次政黨輪替。現在又到了選舉的時候。您怎麼看台灣今天的政治環境，和20年前相比——2006年到現在也差不多快有20年——，這種混亂是不是已經平息？還是說它換了一種形式？
李昂：“我覺得這個是我們現在最不樂意看到的，就是說隨着台灣的大選，隨着中共的軍機繞台，台灣整個撕裂了。從統計數字上看，我們仍然有一些人口看得很清楚地想要台灣能夠跟中國合並在一起。 可是大多數的人，包括我，都是那種維持現狀派，因為我們知道台灣獨立不可能，那麼維持現狀就是現在對大家最好的一個辦法。可是我們擔心的是，光是台灣人想要維持現狀也不見得維持得了，因為如果我們沒有能力的話，中國隨時可以像俄羅斯去攻打烏克蘭一樣。這種事情誰都說不準。所以台灣就處在一個完全撕裂的狀況……”
法廣：這種撕裂是否是蔡英文政府的錯呢？
李昂：“我不覺得是蔡英文政府的錯，理由是蔡英文之所以會被選上來，是因為台灣人投了700多萬票給她！所以她代表的是台灣的大多數民意。大多數的民意希望台灣能夠是一個民主自由的國家。可是另外也有一些人，就像我剛剛說的，他們不介意中國現在的獨裁，以及那裡沒有自由和人權，就像富察那事件等好幾個例子，包括我現在連中國、連香港我都不能去，真是很痛心，因為好多好朋友在香港。所以如果蔡英文代表了一個主流民意，而她帶領台灣走到今天這一步，當然不是蔡英文的錯，因為蔡英文代表的是一個民選的總統帶領的台灣的方向。可是這一次的選舉就看到了非常多的撕裂跟鬥爭，包括我自己前陣子也被罵，說我是一個專門寫“華國美食”，就是中國美食的作家！我聽了就哈哈大笑。我說我全世界吃了兩三百顆米其林的星星（米其林星級飯店——法廣注），居然落到說我是專門寫中國“華國美食”！所以，網絡上的假消息，台灣據說是最多的地方，而這些假消息沒有經過查證，就滿天飛，使得我們現在真的都不知道（怎麼辦）。攻擊我的很多都是假消息，可是你要辯白，也很困難，因為每天都有這樣的假消息亂飛。明後天又換了另外一批假消息，或者是這個那個新聞。你辯解也無從辯解。我覺得這個對整個台灣才是最大的傷害。 ”
跟隨世界的律動定錨台灣
法廣：您這本書引言裡面還有一句話，您說您成了“一個竄改自己作品的作家”！但是您說，“最主要的原因是這幾年台灣政局的變化”：當時是2006年、2007年。您是否可以談談這部作品的“竄改”經歷：是因為什麼？是在大陸“竄改”，還是在台灣“竄改”？現在這種情況是不是還有？
李昂：“都不是！很抱歉。我要告訴你，我的‘竄改’是跟着世界潮流在一起。 OK，我們過去大概有二三十年，整個全世界的主流都在走一個全球化。我寫的那部«殺夫»（李昂中篇小說，首發於1983年——法廣注）有大概15個國家的翻譯本。所以我在很多的國家間走來走去，包括旅行：我一年可以有半年時間在全世界到處旅行。 我當然感受到那個全球化的效益。所以在我寫作的過程當中，我會從全球化，這個當時的主流，來看台灣，覺得台灣這樣的政治輪替到底會把台灣帶向更全球化，還是更本土化的地方？所以呢，我與之呼應的這個‘竄改’，很抱歉，不是跟中國有關，而是跟整個全世界的律動有關。我在寫作的過程當中，會用全球化的指標在當時來做一個定錨，要把台灣定位在哪裡這樣的一個問題。 ”
“那現在當然我又篡改了自己一次，在哪裡呢？因為現在地緣政治的關係使得整個全球化裂解，不管在經濟還是在其它各方面。所以隨着世界的潮流，我又要來‘竄改’一次：那我把台灣放在哪裡呢？這就有趣啦。你看我下一本小說，看我把台灣‘竄改’到哪裡去了。 ”
轉載自《法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