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戰的結束曾引發民主終於戰勝了獨裁的歡呼。然而此後的數十年間，民主與專制甚至極權的博弈其實從未停止。這種博弈的張力尤其體現在新聞自由空間面對的種種壓力。從國際非政府組織“無國界記者”年度報告來看，世界各地的新聞自由度正呈現令人不安的倒退跡象。如果說越來越拮據的財政資源導致不少媒體不得不為五鬥米折腰，從而在獨立報道原則上讓步的話，專制政體也正利用資源的誘惑，以軟硬手段誘導媒體為權力服務。“無國界記者”組織在2024年針對俄羅斯啟動 “宣傳信息監控站”調查計畫之後，又將目光轉向中國，於2026年3月推出最新報告，綜合多項調查以及不同地區的學者、智庫、媒體從業人員等多方人士提供的資訊與分析，以多項具體的實例，剖析中國力圖在海外打造媒體新秩序的努力。在今天的公民論壇專題節目中，我們向大家介紹這份報告的部分內容。
“中國環球電視網有效地傳播中國的信息控制模式”
自“無國界記者”組織2002年開始公布對全球近180個國家和地區的新聞自由度排行以來，中國在這個排行榜上的位次一直不斷下滑。2002年還排在第138位，但自2010年起就已經跌至第170位以下。2024年甚至跌至第179位，僅好於排在最後一位的朝鮮。
中國的新聞自由度雖然一直受到詬病，但越來越令“無國界記者”組織擔心的是政治宣傳取代媒體自由的中國模式的對外輸出。該組織早在2019年就推出報告，梳理中國政府試圖按照自己的理念重塑世界媒體秩序的努力。2026年，“無國界記者”的“宣傳信息監控站”調查計畫報告顯示，中國對外宣傳機器的部署已經更加廣泛，在不同地區重塑媒體秩序的戰略推動也形式更加多樣。
中國對外宣傳的最重要工具可以說就是2016年集合不同官方媒體組建而成的中國環球電視網CGTN。“無國界記者”組織報告指出，十年間，這個原本只是集合了不同語言的媒體網絡已經變成了一個在“中央廣播電視總台”旗下運作的多平台國際媒體網絡。報告稱它是一個提供65種不同語言廣播內容的“擴音器”，是語言服務最全的廣播電台。
但中國環球電視網的活動範圍並不局限於廣播電視，也同樣廣泛活躍於社交媒體。“無國界記者”組織報告引述總部設在美國的“自由之家”2020年公布的報告指出，中國環球電視網在全球社交媒體平台上擁有數以千萬計的訂戶
報告指出，中國環球電視網看上去似乎與其它國際信息網絡沒有什麼不同，但實際上它系統性地優先傳達中國政府的指示的角度，而不是就事論事的新聞報道，會刻意掩蓋某些資訊，傳播官方敘事，是中共宣傳機器的傳聲筒。“無國界記者”亞太區辦公室的倡議經理白奧蘭（Alexandra Bielakowska）女士指出，“中國得以藉助中國環球電視網有效地傳播中國的信息控制模式”。
事實上，根據2018年3月中國政府頒發的《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中央廣播電視總台是國務院直屬事業單位，由中央宣傳部領導。對內保留原呼號，但對外統一呼號為“中國之聲”。
利用當地媒體傳播中國官方敘事
非常熟悉亞洲地緣政治議題的巴西記者伊戈爾·帕特里克（Igor Patrick）接受“無國界記者”組織採訪，梳理了中國在拉美地區的媒體戰略以及它對當地媒體的透明與獨立原則提出的挑戰。他指出，鑒於拉美地區媒體市場難以進入，中國的對外媒體戰略從最初主要依靠自己掌握的國際平台與當地媒體直接競爭的戰略，調整為注重與在地媒體分享內容，利用當地媒體已經擁有的聽眾和觀眾，傳播想要傳播的內容。多數情況下，中國國家媒體免費向當地媒體提供文字、照片、視頻，或電視節目等內容。理論上雙方有內容交換，但實際上，這種合作尤其對中方有利。主要目的是重塑國際社會對中國的看法，既要改善中國的國際形象，也要傳播與中國的戰略利益一致的敘事。
而這種免費提供內容的作為在當前傳統媒體都面對資金困難的背景下尤其具有吸引力。伊戈爾·帕特里克在採訪中指出，傳統媒體原本十分依賴廣告帶來的收入，但如今這些廣告收入大部分都轉向了數字平台。他舉例指出，一家墨西哥媒體的領導層就曾因為與一些中國企業簽有廣告合同，而要求下屬刪除了一篇批評中國的文章。雖然這並不意味着這些商業合同必然導致對相關媒體內容的干涉，但那些規模較小的媒體或資金有困難的媒體的確面對這樣的風險。
中國近年也開始投資社交媒體，投資網紅，提供越來越針對當地特殊人群的內容。帕特里克介紹指出，這種情況在拉美各地都有。一般來說，這些社交媒體賬戶開始時，內容主要是文化，美食，生活方式等等。只是間或會涉及政治話題。這種作法使得相關內容顯得與傳統的政治宣傳無關，也就更容易被接受。
伊戈爾·帕特里克在採訪中特彆強調區分公營媒體和國家媒體的重要性，指出，像英國BBC廣播公司或德國之聲廣播公司這些公營媒體雖然都有政府撥款的公共資金支持，但這些媒體保留着編輯獨立性，也經常發表批評自己政府的內容。而中國環球電視網或新華社等都更是國家媒體。他們的功能是傳播與中國政府制定的重點一致的敘事。兩者間的這種不同不僅決定了內容如何生成，而且也決定着這些內容如何被使用。
資金投入伴有編輯方針要求
2025年，“無國界記者”組織的年度報告特別指出，脆弱的資金形勢已經在全球範圍內構成對新聞自由的一大威脅。2026年，該組織“宣傳信息監控站”調查計畫中關於中國外交官與太平洋島國所羅門媒體的一些互動可以說是這種威脅的一個具體案例。
報告指出，所羅門的廣告市場本就十分有限，如今又被社交媒體平台吸走了大部分廣告收入，這使得當地媒體面對諸多結構性的困難。再加上新冠疫情的衝擊，外來資金就成為當地媒體能否存活的重要因素。美國、澳大利亞、中國在當地都有投資。但中資與其它外國資金的一大不同，是中資投入通常伴有涉及編輯方針的要求。曾在所羅門媒體工作15年、如今正在澳大利亞某大學深造的普斯特利·哈布魯（Priestley Habru）告訴“無國界記者”組織，他從仍在當地的同事那裡獲知，一個中國外交使團向當地媒體《群島太陽報》捐贈了一批電腦，該報編輯部隨後就接到指示，要求停止發表關於台灣總統的文章。
需要指出的是，所羅門群島在2019年切斷了與台灣中華民國的外交關係，轉而與北京建交。
從“無國界記者”的報告來看，中國外交官對當地媒體的干涉並不只涉及一家媒體。除《群島太陽報》外，當地另一份大報《索羅門星報》也曾有相似遭遇。而這兩家媒體都依賴來自中國的資金。
“無國界記者”組織也引述一家國際調查報道機構Organized Crime and Corruption Reporting Project的報告指出，《所羅門星報》曾在2022年從中國獲得一筆大約12萬5千歐元的款項，用於報社設施的現代化，最為回報，該報承諾會為中國做宣傳，稱讚中國是所羅門“最慷慨也最值得信任的夥伴”。
免費提供內容+提供全包式旅遊+培訓項目
在這些顯性的干預之外，“無國界記者”組織的報告指出，中國也在向當地媒體提議免費提供內容。已經有地方媒體與中方簽訂了合作協議。
中國在所羅門的媒體戰略也包括向當地的媒體從業人員提供全包式免費旅遊。“無國界記者”組織的報告指出，所羅門群島媒體組織的70名記者會員中，至少有30人接受了這樣的邀請，有些人還去了不只一次。這種全包式旅遊也不只是針對記者。所羅門群島媒體組織（Media Association of Solomon Islands）主席奧法尼·艾勒梅（Ofani Eremae）就向““無國界記者””表示，在他看來，自2019年以來，所羅門90%以上的公關部門負責人以及政府的媒體聯絡負責人都至少曾去中國一次。
組織新聞從業人員免費旅遊或參加所謂的媒體培訓是中國政府近年來擴大在國際媒體影響力的手段之一。一名不願披露姓名的格林納達記者向“無國界記者”組織表示，在他看來，可能格林納達90%以上的在職記者都曾應邀去中國，去了解中國的新聞原則。一名圭亞那記者則向“無國界記者”組織表示，他注意到，每年都有一次或兩次這樣的特殊旅行，不一定只是針對記者，更多的是針對那些在國家媒體工作的人。主要針對那些與圭亞那政府關係密切的媒體。另一名圭亞那記者表示，他認為中國是想改變人們對中國政治制度以及意識形態的看法。而這就要從媒體如何向本國人民介紹中國政策預計中國意識形態開始。
中國政府也經常在當地媒體上發表觀點文章。上述圭亞那記者表示，中國政府會將文章發送給當地媒體，希望能一字不差的原文發表，而不是希望當地媒體以此作為新聞素材。
轉載自《法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