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十字架報》與《費加羅報》近期分別登出有關中國於梵蒂岡於2018年就主教任命問題籤署的“秘密”協議的調查報道，以及對在中國秘密傳道者的苦難的深入報道。這兩篇報道共同的背景，是2026年4月人權觀察發布的最新報告和5月24日“為中國受迫害基督徒祈禱日”。本期的中華世界，我們從這兩篇報道取材，並以十問十答的方式介紹中國天主教界與教徒的真實情況。
1. 這項中梵協議到底是什麼？
2018年9月，梵蒂岡與北京就中國天主教主教的任命問題，簽署了一份臨時協議。協議此後在2020年、2022年、2024年三次續簽，但雙方始終拒絕公開完整文本——這種保密本身，就是六年來爭議不斷的根源之一。簡單地說，協議想解決的核心問題是：誰有權決定中國主教的人選——是教廷，還是中國政府？
2. 為什麼這份協議最近又被重新提起？
2026年4月15日，人權觀察（HRW）發布了一份措辭嚴厲的新報告，指責協議客觀上助長了對中國天主教徒的壓迫。報告基於九位流亡中國天主教徒的證詞整理而成，其中一位2024年才離開中國的地下教會成員形容，這份協議被中共當局當成了“瓦解地下教會最聰明的武器”；有被捕的神父甚至被告知“梵蒂岡命令你們加入愛國會”。這份報告把一個長期存在但常被擱置的問題，重新推到了檯面上。
3. 批評者的核心論點是什麼？
人權觀察亞洲部副主任王松蓮（Maya Wang）的分析是：這項協議非但沒能保護中國天主教徒，反而消解了地下教會賴以生存的“模糊地帶”——過去幾十年裡，地下教會正是靠着這種不被官方完全承認、也不被完全消滅的灰色狀態存活下來的。一旦梵蒂岡與北京建立起官方層面的合作機制，這層象徵性的“保護傘”也就跟着消失了。王梅雅還指出，中國當局採取的是一種綜合性的施壓手法：不只是公開的暴力鎮壓，更包括改變一個人周遭的環境與結構，讓人不得不順從。
4. 支持協議一方又是怎麼看的？
梵蒂岡國務卿帕羅林樞機在2022年8月的表態很能代表這一立場：“如果沒有協議，中國可能再也沒有天主教會了。” 持這種觀點的人認為，協議不是對中共的讓步或投降，而是在一個極端不利的環境下，爭取到的一個極其有限、但確實存在的“行動空間”。新加坡國立大學的中國天主教研究專家米歇爾·尚邦的判斷是：協議八年來的效果“相對積極”，因為它畢竟是在一個充滿敵意、偏執的中國政治環境中運作的。他還提到一個微妙的變化——二十年前北京眼中的“問題群體”是天主教徒（因為他們效忠教宗這個“外國君主”），如今情況幾乎反過來，天主教反倒不再是首要打擊對象。不過，即便如此，按照GCatholic.org和Catholic-hierarchy.org這兩機構的統計，中國教區主教職位仍有約一半處於空缺狀態。
5. 協議簽訂前後，中國的宗教政策發生了什麼結構性變化？
這才是理解爭議的關鍵背景。習近平上台後，“宗教中國化”成為鞏固政權的支柱之一——但在中共的語境里，“中國化”不是文化意義上的本土化或愛國情感，而是要求宗教徹底服從黨的管控。2018年3月，恰好就在中梵協議簽署前幾個月，中國修改了憲法序言，寫入“人類命運共同體”概念；與此同時，國內的宗教事務監管權，從原本相對中性的行政機構國家宗教事務局，被直接畫歸中共的統一戰線工作部管理。
6. 統戰部接管宗教事務，意味着什麼？
統戰部從來不是一個普通的行政部門，它的任務是團結、管控或壓制一切可能脫離黨控制的社會力量——知識分子、民營企業家、少數民族、海外僑民,如今加上宗教團體。據相關研究披露，統戰部下設12個局，其中第12局專門負責宗教事務。自此，“中國化”不再只是一句口號，而是上升為國家政策,有分析甚至認為它正朝着“強制同化進主流文化”的方向發展,手段包括大規模拘禁。也正是在這套體系下，主教任命、神學生培養、日常講道,都被納入了管控範圍：十字架被拆，聖像被習近平畫像取代，彌撒前要唱國歌，教理被重寫，聖經文本也被刪改。
7. 協議的真實條款到底寫了什麼，為什麼沒人能完全確認?
官方文本從未公開,這正是爭議持續發酵的原因之一。在百度文庫等中國大陸平台上，流傳着幾份被標註為“完整版”的簡體中文文本，據《十字架報》採訪的兩位梵蒂岡消息人士認為這些文本“可信”，但他們拒絕正式確認其真實性。這些流出版本傳遞的信息大致一致：中方主張“中國有權管理在中國的天主教活動”而梵蒂岡“未經中方同意不得干涉”；主教候選人須滿足中國的“政治、文化和宗教要求”，做到“愛國愛教”，不得損害“國家利益”或“社會穩定”。同時，也有版本提到，羅馬可能通過一個“聯合委員會”參與主教人選的協商，這意味着教會的辨別權並未完全讓渡。換句話說，從北京的角度來看，協議是把天主教納入統戰部主導的治理體系的一種機制；就梵蒂岡的角度而言，這是一種生存策略——用最低限度的聯繫，換取宗座繼承的延續性。
8. 對普通神父來說，協議落地後實際面對的是什麼樣的兩難?
這是問題最痛的地方。北京方面要求神職人員進行“民事登記”，核心是簽署一份被稱為“憲章”的文件，神父需在文件中承諾尊重中國教會“獨立、自治、自律”三原則，以及黨的領導。據一些受訪神父透露，中共長期散布的說法是協議“要求登記”，這種說法本身就促使不少地下教會神父選擇妥協。梵蒂岡方面，其實在2019年6月發布過牧靈指導，允許神父在簽署時附加書面或口頭聲明，表明自己不放棄教義忠誠，也明確表示不簽署同樣應被尊重。不過，一位與地下教會關係密切的法國神父的評價卻相當尖銳：這種安排實際上等於說“既然教宗似乎站在他們那邊，那就沒理由再抵抗了”，簽字與否最終都被捲入了一種道德兩難——繼續地下生活近乎窒息，登記又像是某種程度的投降。
9. 有哪些具體的鎮壓事例?
2025年是打擊力度明顯加強的一年。據《費加羅報》調查報道，浙江一位知名家庭教會黃姓牧師，因“非法經營”在住所外被捕——十年前他就曾因官方以城市規畫名義拆除1500到2000個十字架的運動而入獄。同年7月，警方在東部地區出動300到400人對70餘名基督徒展開聯合行動；10月，一場全國性行動針對近30名錫安教會相關人員，兩天內在11個城市完成抓捕。資深牧師之女格蕾絲·金·德雷克塞爾向媒體描述，她患重病的父親被拘留期間不準服藥,只能睡地鋪，還遭受長時間審訊和剝奪睡眠；代理案件的律師在被約談“喝茶”後紛紛放棄案件，部分律師執照被吊銷。2025年12月聖誕節前，浙江雅陽的錫安教會（長期拒絕拆十字架、掛國旗、裝監控、禁止未成年人示拜）遭上千名警力包圍，超過200名信徒被捕。福建閩東教區主教郭文昌的境遇也頗具代表性——2018年根據協議安排，他放棄“地下”主教身份轉任輔理主教，此後牧職持續受阻，被迫流落街頭，2020年辭職，目前被軟禁在家。
10. 官方教會內部和信眾之間因為協議出現了什麼樣的撕裂?
這恰恰是協議最難評估的一面——它造成的分裂不只是“教會vs政權”，更是教會內部“登記vs不登記”的相互懷疑：登記在冊的神父被懷疑背叛信仰，堅持地下活動的神父及其所在堂區則面臨被報復的風險。這種分歧還帶有世代差別色彩，經歷過上世紀五十年代迫害、文革浩劫的老一代信徒，對“屈服”二字格外敏感,而年輕一代面對的現實壓力——特工反覆約談、護照被沒收（2025年12月起所有神職人員的護照及往來港澳台的旅行證件均被收繳，出境需提前至少一個月書面申請並附詳細行程，回國後七天內還要提交任務報告）——也讓選擇變得更加艱難。受訪者中一位牧師的總結頗具代表性：“如果換作是我,我不知道自己會怎麼做。”
總而言之，這兩份調查報道共同指向一個無法簡單下判斷的現實——那就是，中梵協議既不是天主教在中國的救命稻草，也不完全是對中共的屈膝投降。它更像是在統戰部主導、“宗教中國化”全面收緊的大背景下，梵蒂岡用極其有限的外交空間,換來的一種脆弱的、充滿代價的延續策略。而這份協議是否值得續簽、如何續簽，直到今天，依然是教會內部和外部觀察者激烈爭論的問題。
轉載自《法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