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月前，突然接到美東、美西兩個姪女兒的電郵，她們父親張灝突然過世。雖然知道他身體有一些狀況，卻仍然感到意外，內心傷痛不已。自從融融姐姐兩年多前去世以來，姐夫張灝就處於一種恍惚不安的狀態。他們夫婦鶼鰈情深、相濡以沫半個世紀，傷懷的是總有一人先走。「俱往矣！」他常嘆道。黃昏人生必然要面對親愛之人一個個離去，早走的比較幸福，晚走的必然要面對孤獨落寂，能以平靜淡然之心，為自己人生畫上句號者，鮮矣。
早年師從自由主義哲人殷海光
張灝（1937-2022）是治史學之人，早年在台大，他師從殷海光（1919-1969），殷先生作為當時台灣稀有的自由主義派學者，又是「五四型」的知識分子，其理想主義色彩濃厚，言詞犀利，大膽善辯，自然就吸引了一批苦悶而心中有抱負的青年學子，張灝就拜在他的門下。
後來張灝在哈佛求學時期，思想上經歷了幾次巨大的時潮和學潮衝擊，在苦研西方社會學、史學甚至神學的過程中，又返身在傳統中國文化哲學裡尋尋覓覓，中國近、當代的時代巨變，讓他對於近代思想史特別感到興趣。
張灝以他的梁啟超研究和他所提出的「幽暗意識」理論，在學術上奠定了紮實的根基，影響了幾代青年學者的研究思考方向。但是張灝從未忘記殷先生對他的啟蒙，他在殷師逝世40年的紀念會上說，當年台灣社會並非只是經濟和物質的貧乏落後，而是精神上一片灰暗蕭條，殷先生就如天上的孤星，如一顆北斗星，向人們指引著道路，激勵溫暖著人心。
六十年代台灣的異議份子
五、六十年代，桀驁不群的殷海光不斷撰寫政治評論文章，發表在《自由中國》和香港的雜誌上，批評國民黨的「黨化教育」和箝制思想的作法，按現在的說法，他是個典型的異議份子，這在當時是非常危險的。
到了六十年代中期，殷先生被國民黨政府形同軟禁，不但不能繼續傳道授業，禁止出版演講，停止他的經濟來源，並且將他禁閉家中。他的家門口巷子，總有一輛出租車停在那兒，車上的司機敞開車門，讀著英文報紙，此人不僅監視殷家人的一舉一動，也讓進出他家的學生訪客明白，只要踏入殷家，自己就在警備總部登記有案了，如此殺雞儆猴手段，使得這位名聲響亮的哲人門可羅雀，渺無人跡。不久就傳出他罹患胃癌的消息。
張灝早些時已經出國，而我正在台大外文系就讀，他讓我這個小姨子代他去拜訪恩師。記得那是個酷熱的初夏，我抱著一大束紫色的劍蘭，摸索著找到殷府在溫州街的家。小小紅門外，果然有一輛紅色出租車停著，監視的警衛人員是日夜兩班到，從不缺席的。
進了門，花木扶疏，院中小道上迎向我的就是滿頭灰髮、清癯瘦長的中年殷海光。說明來意，他和妻子夏君璐兩人很親切地讓我進入他們的日式榻榻米房子。不記得我們說過些什麼話，只是當時的視覺印象和氛圍在我腦海裡刻下極深的印象。殷先生的形象就如幽靈，輕飄飄地，想來病魔已經纏身有年了。果然，一兩年之後他就去世了。
關於張灝的治學，已經有很多人做過專題分析和梳理，我雖然常有機會跟他談論多方面的內容，但是畢竟外行。本文只是聊記一些他和融融生活上的瑣事，讓讀者略為了解一個嚴肅學者的另外痴憨純真的一面。
哈佛書呆子用茶壺煮飯
融融是張灝的學妹，但是她還在台大歷史系唸書時，他就已在哈佛就讀了。張灝書香家世，父親是「萬年老賊」的「民代」立法委員，家中生活優渥，茶來伸手飯來張口，全不知民生疾苦。張公子到了美利堅，就不得不自食其力了。
他讀書期間，最苦日常生活的溫飽問題。據說，開始他怕燙，就用一隻茶壺煮飯；想吃個炒蛋，手上拿著顆蛋左看右看，不知從哪一頭敲開，只好打電話問同學。這些糗事早在同輩中流傳，卻是苦了我那美人姐姐。融融是個遠庖廚的小女子，但是碰到這麼個不食人間煙火的書呆子，也不得不放下身段，洗手作羹湯了。
賢妻敲得鍵盤，下得廚房
跟一個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書生在美國過日子是很辛苦的，在這個什麼事都需要親力親為的國家，除了「自由」是免費的，其他所有事情必須自己動手，否則得雇用人工來打理，年輕學生是負擔不起的。生活上的小事，釘個釘子，裝個燈泡，院子剪草，冬季鏟雪就都落在融融身上。
張灝平日大半時間是在一種「入禪」境界，坐在椅子上一動不動地「靜思」。他的書房裏面，書架、桌子、椅子、地上全堆滿了書籍和文稿，這是他的精神世界，也是肉身的「窩」，他蹲在裡面，久而久之就孵出一個個思想結晶。
張灝頭特別大號，四肢不甚發達，五穀不分、四體不勤，缺乏運動，但是很聽命醫生叮囑，他每天都在屋內、院中或門前的步道上「徒步」，風雨無阻。他的健康經過幾次巨大挑戰，卻能化險為夷，這都虧了賢妻的照拂侍候。
融融雖然是家中的主心骨，裡外照應得周全，卻是位喜愛看書思考、有個性有脾氣的女性，張灝最愛跟親友們「誇口」：「家有惡妻」！然後得意地傻笑，其實他做夢都會笑醒，融融不僅人美心善，既是他的「衣食父母」，也是學術助理。早期是打字，後來是打電腦，妻子總幫他查資料，寫註解，趕報告。連書信往來往往也假她之手。
大時代打下了民族情結的烙印
張灝對於自由主義和民主的信念幾經起伏，曾經他也受到民族主義情緒的渲染，被文革熊熊烈火所震撼感動，但是很快認識到人在權力鬥爭中，人性會如何扭曲而不自知，這跟他後來發展出「幽暗意識」之說，有著很大的關聯。
他生於抗戰期間，小時候經歷過日本人的轟炸、逃難，因此民族情結很深，對許多抗戰歌曲十分留念，像「松花江上」、「長城謠」，有時跟友朋相聚，高歌那些壯懷激烈的曲子，甚至能催人淚下。
民族情結對他的學術研究和思考也不無影響。記得他對鄧小平的改革寄予厚望，雖然他對共產極權是絕然抗拒否定的，他認為毛澤東沒有讓中國人站起來，但鄧小平做到了。可以想見往後八九的天安門屠殺，對他造成何等巨大的打擊，真可說是再度經歷了一個知識分子的幻滅。
然而我總能約略感覺到他對民主制度的缺點和批評，造成他對中國式的專制獨裁給予了某種程度的寬容，跟我這種「零容忍」有所區別。
知識人應有的謙卑
劉曉波曾為我那本譯文小書《快樂的異鄉人－喬治·格魯沙詩文選》寫序－－「反抗者的謙卑」，曉波寫道：「每次面對前蘇聯和東歐的異見人士，作為中國異見人士的我，不免臉紅。因為無論是知識的結構還是寫作的成就，無論是視野的開闊還是思想的深度，無論是反抗的良知還是人格的健全，皆是我難以企及的。」「讀格魯沙先生的詩文，讓我最為感懷的和震撼的，不是他的先鋒文學的寫作技巧，也不是他對極權文化的洞見，而是一種反抗良知的謙卑－－不是對蠻橫官權的謙卑，而是對人本身的弱點和界限的清醒意識，進而是對反抗者自身的道德、智慧、反抗言行的清醒評估。」
張灝讀了這些話很受感動，特別提出來，似乎要提醒我，在進行反抗時，也要時時反躬自省本身的弱點和不足。我不免對自己在跟他辯論「時局」時的張牙舞爪，咄咄逼人，感到慚愧。他雖也是滔滔雄辯，但總是留有餘地，保持謙謙風度。
「非我族類」的連襟
其實我故去的先生馬漢茂Helmut Martin跟張灝真是很能談心的朋友，既是連襟又是同行，張灝把漢茂介紹給別人時常說：「這位是敝人的妹夫，非我族類，但是精通漢語，算是『熟番』，嘿嘿。」張灝喜歡聽聽「熟番」的辯論邏輯，這畢竟跟中國人的思路和分析方式不同，而且漢茂雖是文學專業，但對梁啟超在中國現代化進程中扮演的角色很感興趣，也曾寫過這方面的論文。
張灝對德國的漢學研究有點持批判態度，認為要不是鑽在故紙堆中，就是跟當朝政治太接近，這種看法和漢茂是不謀而合的。每當我們從歐洲去美國探訪他們時，他倆往往深夜暢談至東方之既白。
黃昏人生見真情
近些年來，融融生病，此時張灝顯出了他的真性情，他耐心細緻地照顧病妻服藥進食，陪她散步，牽著她走路。每兩年回台灣開中研院院士會議，融融總是同行，只有最後幾年，他總會先送她到西部女兒家安頓好，才隻身前往台北。兩個女兒為安慰母親，送了一隻小狗來，三女兒被取了個日本名字：Michiko道子。張灝稱這毛孩兒「三閨女」，疼愛有加，餵水餵食，事必躬親。
他說，以前都是融融照顧我，現在她退休，輪到我來接棒了。雖然他具體的生活能力頗差，但是初衷不改，一片真心，不離不棄，卻是令人感動的。融融離世，張灝形單影隻，女兒把他接到美西離自家不遠的安養院裡安頓下來，每日探望。我也經常越洋電話問安。如今，「俱往矣」！他跟融融兩人水乳交融，形同一體，沒有了她，他安能獨存。宇宙之大，有多少維度我們不知，但願他倆在某一個維度裡再度重逢，結伴同行。
台灣《民報》首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