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月前,突然接到美東、美西兩個姪女兒的電郵,她們父親張灝突然過世。雖然知道他身體有一些狀況,卻仍然感到意外,內心傷痛不已。自從融融姐姐兩年多前去世以來,姐夫張灝就處於一種恍惚不安的狀態。他們夫婦鶼鰈情深、相濡以沫半個世紀,傷懷的是總有一人先走。「俱往矣!」他常嘆道。黃昏人生必然要面對親愛之人一個個離去,早走的比較幸福,晚走的必然要面對孤獨落寂,能以平靜淡然之心,為自己人生畫上句號者,鮮矣。
早年師從自由主義哲人殷海光
張灝(1937-2022)是治史學之人,早年在台大,他師從殷海光(1919-1969),殷先生作為當時台灣稀有的自由主義派學者,又是「五四型」的知識分子,其理想主義色彩濃厚,言詞犀利,大膽善辯,自然就吸引了一批苦悶而心中有抱負的青年學子,張灝就拜在他的門下。
後來張灝在哈佛求學時期,思想上經歷了幾次巨大的時潮和學潮衝擊,在苦研西方社會學、史學甚至神學的過程中,又返身在傳統中國文化哲學裡尋尋覓覓,中國近、當代的時代巨變,讓他對於近代思想史特別感到興趣。
張灝以他的梁啟超研究和他所提出的「幽暗意識」理論,在學術上奠定了紮實的根基,影響了幾代青年學者的研究思考方向。但是張灝從未忘記殷先生對他的啟蒙,他在殷師逝世40年的紀念會上說,當年台灣社會並非只是經濟和物質的貧乏落後,而是精神上一片灰暗蕭條,殷先生就如天上的孤星,如一顆北斗星,向人們指引著道路,激勵溫暖著人心。
六十年代台灣的異議份子
五、六十年代,桀驁不群的殷海光不斷撰寫政治評論文章,發表在《自由中國》和香港的雜誌上,批評國民黨的「黨化教育」和箝制思想的作法,按現在的說法,他是個典型的異議份子,這在當時是非常危險的。
到了六十年代中期,殷先生被國民黨政府形同軟禁,不但不能繼續傳道授業,禁止出版演講,停止他的經濟來源,並且將他禁閉家中。他的家門口巷子,總有一輛出租車停在那兒,車上的司機敞開車門,讀著英文報紙,此人不僅監視殷家人的一舉一動,也讓進出他家的學生訪客明白,只要踏入殷家,自己就在警備總部登記有案了,如此殺雞儆猴手段,使得這位名聲響亮的哲人門可羅雀,渺無人跡。不久就傳出他罹患胃癌的消息。
張灝早些時已經出國,而我正在台大外文系就讀,他讓我這個小姨子代他去拜訪恩師。記得那是個酷熱的初夏,我抱著一大束紫色的劍蘭,摸索著找到殷府在溫州街的家。小小紅門外,果然有一輛紅色出租車停著,監視的警衛人員是日夜兩班到,從不缺席的。
進了門,花木扶疏,院中小道上迎向我的就是滿頭灰髮、清癯瘦長的中年殷海光。說明來意,他和妻子夏君璐兩人很親切地讓我進入他們的日式榻榻米房子。不記得我們說過些什麼話,只是當時的視覺印象和氛圍在我腦海裡刻下極深的印象。殷先生的形象就如幽靈,輕飄飄地,想來病魔已經纏身有年了。果然,一兩年之後他就去世了。
關於張灝的治學,已經有很多人做過專題分析和梳理,我雖然常有機會跟他談論多方面的內容,但是畢竟外行。本文只是聊記一些他和融融生活上的瑣事,讓讀者略為了解一個嚴肅學者的另外痴憨純真的一面。
哈佛書呆子用茶壺煮飯
融融是張灝的學妹,但是她還在台大歷史系唸書時,他就已在哈佛就讀了。張灝書香家世,父親是「萬年老賊」的「民代」立法委員,家中生活優渥,茶來伸手飯來張口,全不知民生疾苦。張公子到了美利堅,就不得不自食其力了。
他讀書期間,最苦日常生活的溫飽問題。據說,開始他怕燙,就用一隻茶壺煮飯;想吃個炒蛋,手上拿著顆蛋左看右看,不知從哪一頭敲開,只好打電話問同學。這些糗事早在同輩中流傳,卻是苦了我那美人姐姐。融融是個遠庖廚的小女子,但是碰到這麼個不食人間煙火的書呆子,也不得不放下身段,洗手作羹湯了。
賢妻敲得鍵盤,下得廚房
跟一個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書生在美國過日子是很辛苦的,在這個什麼事都需要親力親為的國家,除了「自由」是免費的,其他所有事情必須自己動手,否則得雇用人工來打理,年輕學生是負擔不起的。生活上的小事,釘個釘子,裝個燈泡,院子剪草,冬季鏟雪就都落在融融身上。
張灝平日大半時間是在一種「入禪」境界,坐在椅子上一動不動地「靜思」。他的書房裏面,書架、桌子、椅子、地上全堆滿了書籍和文稿,這是他的精神世界,也是肉身的「窩」,他蹲在裡面,久而久之就孵出一個個思想結晶。
張灝頭特別大號,四肢不甚發達,五穀不分、四體不勤,缺乏運動,但是很聽命醫生叮囑,他每天都在屋內、院中或門前的步道上「徒步」,風雨無阻。他的健康經過幾次巨大挑戰,卻能化險為夷,這都虧了賢妻的照拂侍候。
融融雖然是家中的主心骨,裡外照應得周全,卻是位喜愛看書思考、有個性有脾氣的女性,張灝最愛跟親友們「誇口」:「家有惡妻」!然後得意地傻笑,其實他做夢都會笑醒,融融不僅人美心善,既是他的「衣食父母」,也是學術助理。早期是打字,後來是打電腦,妻子總幫他查資料,寫註解,趕報告。連書信往來往往也假她之手。
大時代打下了民族情結的烙印
張灝對於自由主義和民主的信念幾經起伏,曾經他也受到民族主義情緒的渲染,被文革熊熊烈火所震撼感動,但是很快認識到人在權力鬥爭中,人性會如何扭曲而不自知,這跟他後來發展出「幽暗意識」之說,有著很大的關聯。
他生於抗戰期間,小時候經歷過日本人的轟炸、逃難,因此民族情結很深,對許多抗戰歌曲十分留念,像「松花江上」、「長城謠」,有時跟友朋相聚,高歌那些壯懷激烈的曲子,甚至能催人淚下。
民族情結對他的學術研究和思考也不無影響。記得他對鄧小平的改革寄予厚望,雖然他對共產極權是絕然抗拒否定的,他認為毛澤東沒有讓中國人站起來,但鄧小平做到了。可以想見往後八九的天安門屠殺,對他造成何等巨大的打擊,真可說是再度經歷了一個知識分子的幻滅。
然而我總能約略感覺到他對民主制度的缺點和批評,造成他對中國式的專制獨裁給予了某種程度的寬容,跟我這種「零容忍」有所區別。
知識人應有的謙卑
劉曉波曾為我那本譯文小書《快樂的異鄉人-喬治·格魯沙詩文選》寫序--「反抗者的謙卑」,曉波寫道:「每次面對前蘇聯和東歐的異見人士,作為中國異見人士的我,不免臉紅。因為無論是知識的結構還是寫作的成就,無論是視野的開闊還是思想的深度,無論是反抗的良知還是人格的健全,皆是我難以企及的。」「讀格魯沙先生的詩文,讓我最為感懷的和震撼的,不是他的先鋒文學的寫作技巧,也不是他對極權文化的洞見,而是一種反抗良知的謙卑--不是對蠻橫官權的謙卑,而是對人本身的弱點和界限的清醒意識,進而是對反抗者自身的道德、智慧、反抗言行的清醒評估。」
張灝讀了這些話很受感動,特別提出來,似乎要提醒我,在進行反抗時,也要時時反躬自省本身的弱點和不足。我不免對自己在跟他辯論「時局」時的張牙舞爪,咄咄逼人,感到慚愧。他雖也是滔滔雄辯,但總是留有餘地,保持謙謙風度。
「非我族類」的連襟
其實我故去的先生馬漢茂Helmut Martin跟張灝真是很能談心的朋友,既是連襟又是同行,張灝把漢茂介紹給別人時常說:「這位是敝人的妹夫,非我族類,但是精通漢語,算是『熟番』,嘿嘿。」張灝喜歡聽聽「熟番」的辯論邏輯,這畢竟跟中國人的思路和分析方式不同,而且漢茂雖是文學專業,但對梁啟超在中國現代化進程中扮演的角色很感興趣,也曾寫過這方面的論文。
張灝對德國的漢學研究有點持批判態度,認為要不是鑽在故紙堆中,就是跟當朝政治太接近,這種看法和漢茂是不謀而合的。每當我們從歐洲去美國探訪他們時,他倆往往深夜暢談至東方之既白。
黃昏人生見真情
近些年來,融融生病,此時張灝顯出了他的真性情,他耐心細緻地照顧病妻服藥進食,陪她散步,牽著她走路。每兩年回台灣開中研院院士會議,融融總是同行,只有最後幾年,他總會先送她到西部女兒家安頓好,才隻身前往台北。兩個女兒為安慰母親,送了一隻小狗來,三女兒被取了個日本名字:Michiko道子。張灝稱這毛孩兒「三閨女」,疼愛有加,餵水餵食,事必躬親。
他說,以前都是融融照顧我,現在她退休,輪到我來接棒了。雖然他具體的生活能力頗差,但是初衷不改,一片真心,不離不棄,卻是令人感動的。融融離世,張灝形單影隻,女兒把他接到美西離自家不遠的安養院裡安頓下來,每日探望。我也經常越洋電話問安。如今,「俱往矣」!他跟融融兩人水乳交融,形同一體,沒有了她,他安能獨存。宇宙之大,有多少維度我們不知,但願他倆在某一個維度裡再度重逢,結伴同行。
台灣《民報》首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