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黨的十一中全會的大砍大削震動全國時，筆會沒有扮演什麼角色。在此雲翻雨覆的日子裡，哈弗曼、海姆和我被傳喚到內政部去見部長，迪科爾少將。三人都在同一個上午，每人間隔一小時，哈弗曼第一，我最後。我在門衛那裡報到，稍後來了一個制服畢挺的人接我進去。上樓，昏暗的走廊，海姆迎面背光走來，他也由一個著制服的人陪同。海姆比平時腰彎得更低，大衣和夾克都敞開著，看上去就如一個在步道上緊隨著他同胞的破碎老猶太人，這景象令我赫然。很顯然他剛跟內政部長談過話，這也是我即將面對的。為了掩飾我的恐懼，我站住，裝出輕快爽直的樣子問道：「哈囉，史蒂芬，怎麼樣啊？」他還是低著頭，看著自己的腳，喃喃說了一個字，我卻聽不清楚。現在我失去了恐懼，恐懼佔據了我。
我們繼續穿過部裡的迷宮，陪同的人敲開女秘書辦公室的門。她再開啟一扇包了隔音材料的門，進入一間大廳一般的房間，高高的窗戶上掛著厚重的窗簾，屋後方一角，部長坐在一張巨大的書桌前。他讓我坐在桌邊的椅子上，隨即就連珠炮似地唸出一串誇大其辭的聲明。後來我才知道，這份警告他也一字不差地對哈弗曼宣讀過，我猜想對海姆也一樣。我只能猜測，因為海姆從此就都躲避著我們。這份內政部的文件是一個標準格式的虛無威脅。他警告我，如果再跟西方媒體做採訪，就會自食其果。其實我跟海姆打的面照比部長的訓話更加令我感到恐怖。當我跟哈弗曼事後交換和比較這次的經歷時，他笑著說：「他們沒輒了，不知拿我們怎麼辦。」
聖誕節的前幾天，博格瓦爾街五號莫倫湖邊哈弗曼家電話鈴響了。海姆打來的。哈弗曼後來告訴我他們的對話內容，我的心都哽住了。「嗨，羅伯特。」「天啊，史蒂芬，還好你終於來電話了。我們都很好奇，你在蠢貨內政部長那裡經歷了什麼？」海姆回答：「羅伯特，我要正式告訴你，我現在要跟你斷絕聯繫。你別以送聖誕禮物的藉口到我家來看葛爾楚德和我。」羅伯特歡快輕鬆地說：「好傢伙，史蒂芬，他們都沒輒了，你不用擔心嘛。別提什麼聖誕節，你先想想…」海姆回應：「謝謝，我已經想過了。」電話掛斷了。一段長久、深刻而愉快的友誼就此中斷。
十一中全會的後果很嚴重，我再也不能在任何地方演出，哈弗曼一個字都不能發表了。十二月時，他最後在科學院作為光化學部門主任的工作被即時解聘。到了一九六六年三月，他甚至被科學院掃地出門。我的哲學系教授沃爾夫剛‧海瑟為了他的勇敢行為也受到清算。哲學所現任主任是姓雷的教授。
這位雷博士要求將海瑟開除黨籍，取消他的系主任和大學教授的職位。我這位老師好不容易總算保住了教授頭銜，但是不准他繼續教那門危險的熱門課程——哲學史。宣傳部門在我頭上扣上屎盆子，幾個星期以來，鋪天蓋地，長篇累牘地誣衊我個人和我的詩文的文章出現在《新德意志報》、共青團機關報《青年世界》、共青團學生報《論壇》和《柏林晚報》上。最荒謬的是，他們痛批我的作品，而我這些作品卻哪兒都沒被刊載過，純粹是卡夫卡式的荒誕。我在東德沒出過一本書一張唱片。他們攻擊我的「懷疑主義」和「無政府主義哲學」，我的詩歌很「色情」，我「政治上很變態」，我的詩「惡毒攻擊反法西斯防護牆」、反人民、反青年人、反「我們邊防將士」…我那首「對社會主義德國說『是』」的歌，簡直是垃圾。
西方世界許多知名文化人士，如奧地利的讓•阿眉芮、亨利希‧波爾、彼得·魏斯等，都批評官方這種對付我的作法。西方媒體也有反應，文學評論家馬塞‧雷希－冉尼茨基以「詩人不是糖果袋」為題，在《時代週報》上推崇我的詩作。文學團體「四七社」的創始人漢斯－維爾納‧里希特故意邀請我參加一九六六年四月在美國普林斯頓舉行的會議。
在東邊呢？史蒂芬‧赫爾姆林很熱情地向我保證，如果「他們繼續這麼
幹」，並且逮捕我的話，他會立刻毫無保留地向東西方發表（抗議）聲明。克雷莫爾也表態：「比爾曼的才氣和天賦值得被正視。」詩人君特‧庫勒爾特要求《新德意志報》發表他的反駁文章：「社會主義文學已經犧牲掉太多詩人，不能再像賀布克那樣繼續傷害客觀和理性的原則了。」尤瑞克‧貝克也寫了類似的抗議文章給該報。曼福瑞德‧克魯格寫了篇團結聲明，被警告要跟國家敵人比爾曼保持距離。他拒絕了，因而也被禁演出，他的名字被限制在公眾界出現。
我在勞動人民的祖國被黨打上國家敵人的烙印之際，《新德意志報》有位副總編輯君特•克茲雪爾，也在這場運動中寫了份內的仇恨文章：這個比爾曼跟法西斯結盟，出賣自己在奧斯維辛被殺害的父親——達格貝爾‧比爾曼。這根奧斯維辛的大棒又當頭對我掄下來，很是傷疼了我。當我唸這篇文章給哈弗曼聽時，不覺悲從中來，流下眼淚。哈弗曼卻笑了：「克茲雪爾？這都是共產黨內從納粹黨衛軍裡面改頭換面的一批官兵，是當年喊希特勒萬歲的德國人，是烏布利希和宣傳部的白癡們把他們改裝成了斯大林份子。」
史塔西還真不怕幹髒活，他們把蓋世太保關於我父親的檔案也挖出來，並且仔細地過濾。他們想找出一些刺人的弱點，要把矛頭針對我。高層幹部還用更厲害的武器對付我：我的母親，他們的同志艾瑪。他們向漢堡那非法的德國共產黨幹部提出要求，讓比爾曼的母親表態，跟混帳兒子劃清界線。他們要她這麼說：「我為兒子感到羞恥，他出賣了我們的事業。」
幸好艾瑪看法不同，這是我的福氣。在漢堡的一個共產黨人集會上，她對同志們甩出三句響噹噹的話：1. 我的沃爾夫是共產黨人，你們是反共產黨人；2. 我的沃爾夫是革命份子，你們是反動份子；3. 我兒是青年詩人，你們是群老豬玀。聽來像是一個沁人心肺的段子，實則是一個徬徨無助的同志的感嘆心聲，令人悲傷的黑色幽默，是因革命受到背叛而生出的無法紓解的憂戚。
艾瑪為她那三個絕妙好句已經付出了沈重的代價：她深愛的丈夫在奧斯維辛被殺害、弟弟卡里一九五二年在漢堡港口意外喪生，現在又失去了她的妹妹洛特和姪女兒希爾德和伊爾瑟，這母女三人都堅持黨的路線。自此，我們家庭出現了一條無法彌補的裂隙。
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