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陳奎德
座談人：夏業良教授，經濟學家與政治評論家
1、習近平：「反向的戈爾巴喬夫」
就個人秉性和意識形態而言，習近平與戈爾巴喬夫是很不一樣的人，甚至截然相反。但饒有意味的是，習近平目前面臨的局勢與戈巴喬夫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末期面臨的局勢卻有某種相似之處。
1）戈爾巴喬夫改革的背景及後果
背景：
戈爾巴喬夫接手蘇聯時，那是一個狀態很差的超級大國。當時，勃列日涅夫開啟的阿富汗戰爭陷入困境，俄軍進退失據。而兩伊戰爭又把油價打得很低，從而使蘇聯的外匯收入大大縮水。此外，美蘇的軍備競賽導致了巨額的國防預算，而國民經濟卻毫無生機。更嚴重的是，在戈爾巴喬夫執政的第二年1986 年就發生切爾諾貝利事件，這一核災難顯示，重大改革是必要且緊迫的。最初，他也開始嘗試先在經濟領域進行改革，結果遇到了很大阻力。因此，他得出的結論是必須先進行政治體制改革。
過程及其結果：
於是，戈爾巴喬夫，作為蘇共總書記，第一次吹出了新的政治音調。透過這些新的旋律，他使蘇聯人民清楚地體認到：蘇聯的計劃經濟，由於國有制的低效率以及軍事工業的拖累，困境已經日益嚴重，積重難返，已面臨破產的邊緣，已經再也無法提高老百性的生活水準，已經不能支撐與美國的星球大戰計劃相對抗的龐大的軍費開支，已經不能向海外盟友提供過去那樣的援助了。
戈爾巴喬夫推行的開放政策允許相當的言論和新聞自由。它不同於幾十年來共產黨的陳詞濫調，而是「新思維」、「公開化」、「透明度」、「開放」、「重建」……成了他的主要音符。他推行了一系列政治改革，黨內民主化措施和成立人民代表大會，開始直接選舉，修改憲法，廢除蘇共執政黨地位，改變一黨專政。1989-90年，當許多東歐國家放棄馬克思列寧主義時，戈爾巴喬夫拒絕進行軍事干預。在1990年3月14日蘇聯舉行了總統選舉，戈爾巴喬夫當選為首位也是末位的蘇聯總統。8月19日政變後，最高蘇維埃停止了蘇共的活動，戈爾巴喬夫結束了共產黨在蘇聯的統治，最終在1991年年底導致了龐大的共產帝國蘇聯解體，使第一次冷戰在主戰場結束。
2）習近平：作為反向的戈爾巴喬夫
2013年，習近平稱蘇聯的解體是「深刻教訓」：
「最後戈爾巴喬夫輕輕一句話，宣布蘇聯共產黨解散，偌大一個黨就沒了，」習近平這樣說。「最後竟無一人是男兒，沒什麽人出來抗爭。」
戈爾巴喬夫的反轉木偶——習近平
有鑒於此，習近平所做的一切，幾乎都是對戈爾巴喬夫的反向操作。戈爾巴喬夫若向西，習近平必朝東；對戈爾巴喬夫的「新思維」，習近平代之以 「黨領導一切」的毛式舊思維；對戈的「公開化」 「透明度」，習代之以黑箱操作的「七不講」和全球最嚴厲的長城防火墻及言論監控；對戈的「開放」，習代之以「閉關鎖國」及「清零封城封區」。
習近平「把戈爾巴喬夫所做的一切視為一本什麽事情不應該做的教科書」，倫敦大學國王學院的政治歷史學家凱裏·布朗說。
於是，在實際上，戈爾巴喬夫已經成了習近平政治行為的咒符，成了他念念不忘的「逆教條」，支配了習的思維模式和行為方式，習成了惟妙惟肖的反向戈，不得越雷池一步。他完全失去了自己自主思考自主設計自身政治方針和戰略的任何想像力和自由度，完全變成了一個戈爾巴喬夫的反轉木偶，變成了一個文明的悲天憫人的政治家的反面——野蠻反智殘民以逞的戰狼暴君。這樣一位在中國的任何災難現場都不敢親臨的「男兒」，真是既可笑又可憐。
2、習近平遭遇「戈爾巴喬夫時刻」
習近平上臺後的十年，特別是最近五年，對戈爾巴喬夫的「新思維」進行了全方位的反向操作——加強意識形態控制，重申黨在整個國家的壟斷地位，使中國回到獨裁統治——這一切都是為了讓中國擺脫與前蘇聯類似的命運。
弔詭的是，與其初衷相反，習近平這種逆向行為的結果，竟然殊途同歸，它驅使當下中國的境遇快速走向了1989—1991年的前蘇聯的內政外交的類似處境，甚至中共的內外交困局面的艱難度還超過了當年的蘇聯。時至今日，習近平已是天怒人怨，千夫所指，成為人類公敵。而當年與美國西方處於冷戰狀態的前蘇聯的戈爾巴喬夫，其周遭環境並不像當今的習這樣糟糕。
在經濟領域，雖然在其上任之初，接下了鄧江胡時代因被納入世貿組織加入美國主導的國際經濟秩序而獲得起飛的財富遺產，但由於未能履行入世的承諾沒能成為市場經濟國家，由於盜竊知識產權等破壞世界經濟秩序的行為而引發了美國與西方的警覺、抵制與脫鉤，更由於習近平的國進民退、打擊民營企業、以及房地產泡沫，投資一帶一路，並向非洲撒錢，免除他國債務；瘋狂擴軍備戰以及野蠻的清零防疫等政策，迅速掏空了中國經濟，使之高速下滑，指向中國經濟的明斯基時刻。其危機深度，更甚蘇聯晚期。
在政治領域，習近平殫精竭慮企圖恢復終身制， 開改革開放的倒車，用嚴刑峻法整肅黨內黨外異見人士，大肆推行對自己的個人崇拜宣傳，竭力恢復毛式對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直接控制。由於習害怕像前蘇聯各加盟共和國的離心力可能將西藏、新疆、內蒙古等在歷史和民族上具有鮮明特色的地區分裂出去，害怕一國兩制的香港對中國走向自由與法治的示範作用，於是嚴酷鎮壓香港民主力量，摧毀50年不變的「一國兩制」承諾，粉碎了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地位，並對新疆維吾爾人和西藏人施行大規模監禁和壓迫的的危害人類罪行。
在外交領域，習以所謂「東升西降」為依據，破壞二戰以來確立的中國也在其中獲益的自由主義國際政治與經濟秩序，不遵守加入世貿組織時的承諾，利用低人權和廉價勞力優勢並大規模竊取知識產權，損害了全球經貿體系並導致以美國為首的西方抵制、制裁與脫鉤，在南海填海整軍備武咄咄逼人，威懾臺灣的自由民主體制及其高科技，在武漢新冠爆發之初隱瞞人傳人疫情，致使瘟疫傳遍中國傳遍全球；最近施行的全球獨一無二的清零封城的嚴酷政策，致使中國幾十城市上億人陷入集中營式的大監獄中，把外國影響力連同空氣中傳播的病毒一起拒之門外。與俄羅斯總統普京結成了「不封頂」的反西方的夥伴關系，支持俄國侵略烏克蘭戰爭， 致使中、俄、朝實質上成為邪惡「軸心國」聯盟，導致對世界尤其是印太地區的地緣政治與安全的嚴重威脅，受到美英日澳以及歐盟等民主陣營和國際主流社會的空前圍堵和孤立，成為一只世人側目窮兇極惡的紅色戰狼。
從上述經濟、政治、外交等諸方面看，習近平幫派把持下內憂外患的中共，其自絕於本國各階層人民以及自絕於主流國際社會的程度，已經超越了前蘇聯晚期戈爾巴喬夫時代的困局了。實際上，無論當時蘇聯內部民怨沸騰的程度，還是外部與美歐等西方國家關系的敵對程度，都比當下習近平政權還要稍好一點。習越是想擺脫蘇聯命運，其倒行逆施卻使他迅速走向了那個不可逃避的命運。
兩個73年
比較這兩段歷史，有一個意味深長的數字：戈爾巴喬夫的蘇聯陷入深度困局的1990年，距離其最初建政的1917年，是73年；習近平的中共陷入當下困局的2022年，距離其最初建政的1949年，也是73年。這個數字，是啟人思索，值得玩味的。
這就是習近平正在遭遇的—「戈爾巴喬夫時刻」。
3、身後命運：習近平 vs 戈爾巴喬夫
作為一個前蘇共領導人，戈爾巴喬夫去世後的待遇確實是所有前共產黨領導人裏面最高的 — 全世界無論是東方國家還是西方國家的領導人都致以悼念。 這不僅僅是外交姿態和外交禮節。盡管戈是一位共產黨領導人，但他對人類的貢獻是載入史冊，無可動搖的。
然而習近平呢，他身後會享有如此哀榮嗎？
恐怕連他自己都不會有此奢望了。
轉載自《自由亞洲電台》中國透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