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青年文化節、外婆茉伊梅、現實社會主義的愛情
一位西德的友人把古巴的卡洛斯‧普埃布拉那首「直到永遠，指揮官」的歌詞和錄音，悄悄送到我香榭街的家中。我在吉他裡彈出拉丁美洲的和諧韻律，以自由體翻譯為德文，內容跟古巴少有關係，更多是涉及東德的：「指揮官切‧格瓦拉」－「你沒有變成大佬」…我那時候還並不知道這個迷戀革命浪漫主義的切，是個說大話的殺人兇手。
一九七三年七月底在東柏林舉行了第十屆世界青年大會。僅東德就有數百萬的人會湧來這裡，另外還有兩萬五千名來自世界一百四十個國家的訪客。整整九天都有計畫中的大型活動，九十五個舞台都開放給那些危險的迷幻音樂：披頭士和搖滾樂。作為意識形態的平衡，那些東德紅色的宣傳歌手也都出場。
馬克思－恩格斯廣場上的主要舞台上掛著一幅巨大的橫幅，上面寫著：東德青年向世界各地的青年致意。西德方面也派出一個八百人的代表團，多半是從各地左派的青年和學生組織中選出來的人，也有社會民主黨青年團和德國工會組織的代表。
我把切‧格瓦拉歌曲的東德版本錄音寄到文化部，同時也寄了一份給世界青年大會的舉辦組織。我還附了一封信說，我想以這首歌來參加世界青年大會。我很想利用這個機會撕掉被封口了八年之久的那個口罩。作家史蒂芬‧海姆從一九六五年被禁以後，現在早已從嚴厲的隔離區裡被解放出來了。他願意做我的調解人，要跟部長面談為我說項。但是面談的結果很令人失望，這位文化官僚對海姆說，「東德並不願向比爾曼開戰」，而是「比爾曼一直要跟東德爭吵」，這得看他自己要如何在東德生存下去。
這個談話之後不久，國家主席昂納克親自把海姆叫到中央委員會去。他居然在世界青年大會召開的前一天挪出時間，緊急召見海姆面談文化政策中的若干問題，讓海姆覺得這是當局出於恐慌，要進行預防措施。他們要海姆阻止比爾曼在世界大會上做出一鳴驚人的舉動。
令人尷尬的是，我手中根本就沒有什麼值得一鳴驚人的牌。我只跟大會上一些人有約，像瑞典電視台要拜訪我，巴黎的「世界報」要採訪我。我的朋友，西柏林學運領袖魯迪‧杜契克要過來為我安排一場對西德社會民主黨青年代表團的演出。但是在邊境上，杜契克就被東德這邊拒絕入境了。
統治者害怕精神的交流會引發爆炸。由於這樣的原因，史塔西的幾千名同志們參加了在柏林中心舉辦的各種討論會，緊張待命。年輕的就打扮成共青團的人，年紀大的就充作「自己人」。穿便衣的史塔西人員受上級的命令，把危險的傳單都沒收，不動聲色地 把「異議人士」清除出場。在不驚動眾人的情況下盡皆逮捕，反正絕不能在階級敵人的電視鏡頭前出現打人的場景。雖然那時候我們還沒有具體的事實和數據，卻都能感受到這種緊張的氣氛。全國的人民軍隊擁有一隻精銳部隊、一個前鋒營和直升機中隊，他們都進入增強的警戒狀態。大約兩千名東德市民被「預防性」地先關了起來，還有三千名已經事先有效地被控制了。另外兩千五百名人被監視居住並縮短了向警局報備的期限。八百名市民必須離開東柏林，四百七十七名被關進精神病院，五百個人被強迫旅遊。大約兩萬人必須接受史塔西的談話，藉此阻止他們去參加世界青年大會。經過如此的預防措施，所以「只有」二十四名參加大會的人被逮捕。
東德的仙納杜拉（Sinatra）－曼福瑞德‧克魯格（Manfred Krug 1937-2016）是演員、歌唱家，也是個異議人士，不過尚被東德當局容忍，能在1973年7月底在東柏林舉行的第十屆世界青年大會上登台演出。圖：jugendopposition.de
首都這些日子以來擠滿了人群，東德展示了一個鐵絲網後面的開放型國家。豐富多彩、自由、友善。泛非的女神米瑞安‧馬卡貝在阿來克斯演出了音樂會。我們東德的仙納杜拉（Sinatra）－曼福瑞德‧克魯格被允許演唱他的爵士歌曲和美國熱門歌曲，歡樂爵士團一個接一個音樂會趕場子。三名被閹割的西德共產黨歌手跟東德的太監「十月俱樂部」同台演唱，通過麥克風吶喊著忠於黨的鐵鎚與鐮刀的八股。我不知道加拿大的咆哮歌手裴瑞‧弗里德曼是否已經返回。美國民謠歌唱家、俄國吟唱詩人、智利歌手也都應聘而來。還有革命浪漫主義異國風情歌唱者、民族舞蹈團和蘇聯的溫情合唱團，面向世界的閘門都開啟了。每隻訓練過的狗都可以跟馴服的獅子老虎一同跳火圈，只有狼孩兒比爾曼不行。至少該讓我在隨便什麼舞台上對著群眾吼吼那首剛進來的切‧格瓦拉之歌呀。
在歡慶結束的前夜，我沒帶吉他，混進嘈雜的人群中。一個來自法國的客人到我家來，我在廚房裡給他唱了幾首歌，他用他那頂寬邊的波希米亞風帽作為入場券付給我了。我就戴上這頂傢伙出門去也。我站在世界時鐘旁邊的亞歷山大廣場上，在這時鐘下，東德老百姓能看到他們去不了的世界各國不同的時刻。我把頭上那頂來自巴黎的黑帽子摘下來。於是乎兩個戴藍色頭盔的、共青團的女孩和一個男孩跟我搭話了。「你是比爾曼嗎？」我們開始談話了，一大堆年輕人，包括年紀大的人都圍上來。我們的聲量自然提高了，讓站在第四圈外的人也能聽到。我腳下的石塊變成了舞台，我的膝蓋在顫抖著，我為大家唱了切‧格瓦拉之歌。圍繞著我的群眾圈子愈來愈大，人們熱烈地開始交談討論。我又唱了一首歌，只用雙手擊掌伴奏。這種街邊的演劇唱歌無伴奏也一樣能奏效，這是真實強烈的聲音啊，我的自信增加了。有一個人開始攻擊我：「比爾曼，你是個壞榜樣，你在西方傷害了我們，你在煽動他們反對東德。」讓我感到舒心的是那些共青團的年輕人為我辯護：「他的歌並不是煽動，是反映真相。」一個穿著夾克，上面別著超大黨徽的退休人員說：「反革命都是這樣開始的，在匈牙利和布拉格都是如此，我們需要的是批評，不是煽動！」「對！對！」一個青年嘲諷地說：「還需要世界和平哩！」那個年紀大的還繼續鼓噪說：「如果讓比爾曼演出的話，這對東德會有某些後果的！」這給我提供了一個言語修辭的開端：「是啊！」我冷笑道：「這一定會有後果的。」大家笑起來，紛紛站到我這邊來。由於老者的話聽起來是發自肺腑，這讓我禁不住要開玩笑了：「最糟糕的是，你們真相信自己說的謊話。」我譏諷這個老人把他逼到邊緣，他憤怒地擠開人群走了出去。我這即席的街邊戲還繼續演著。
「你幹嘛在西方階級敵人那裡出版呢？」一個西方來的女人責備我。「因為我們在東邊根本聽不到他的歌曲啊！」一個東邊的人大聲喊到。「你要是聽不懂比爾曼說的是什麼，就閉上你的嘴吧！」「嗨，讓比爾曼來說說，我們要再聽一次切‧格瓦拉之歌。」這些討論很粗獷、明朗又偏執。最後我又扯開嗓子
唱了切‧格瓦拉之歌，然後就像來的時候一樣，戴著帽子獨自回家了。我的喉嚨都啞了，心裏卻感到滿足。經過了八年的禁聲，這是我第一次在東德的公開場合「演出」，整整兩個小時。令人驚訝的是，當時站在世界時鐘下面的群眾十分堅定，帶有批評精神的人還是占大多數。
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