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台灣
11月初，帶著中國可能對台灣發動軍事侵略的焦慮，我開始了為期一個月的台灣之行。有時我甚至有一種不祥的預感，即將在11月26日舉行的地方選舉，即九合一選舉，可能是台灣最後一次的自由選舉。
這是我第四次去台灣，與之前的三次不同，這次我要做一個更長的旅行，我想與台灣人交談。這是我以前沒有認真做過的。
在美國眾議院議長南茜-佩洛西八月初訪問台灣之前、期間和之後，中國在台灣四周進行了迄今最大規模的軍事演習，中國軍方海軍軍艦和飛機跨越台灣海峽中線並首次出现在台灣東岸外海，數十架戰鬥機飛入台灣的防空識別區，並在台灣周圍發射導彈。根據中國軍方的說法，演習包括協調封鎖、海上攻擊、陸地打擊和空戰。此後，中國在台灣四周的的軍事活動一直沒有停止過。
自去年11月以來，不斷有國際主流媒體開始描述軍事戰略家認為中國犯台可能採取的方式。
10月，習近平打破共產黨的任期規定，獲得第三個任期，繼續擔任中國最高領導人，並且在政治局佈滿了惟命是從的人。他在中共20大報告中說，「解決臺灣問題、實現祖國完全統一…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然要求」。在二十大期間，習近平將何衛東將軍破格提昇為中央軍事委員會第二副主席，而何衛東曾是負責對台軍事行動的東部戰區司令員，是八月份對台軍事演習的指揮官。正如軍事分析家所指出的，中國新一屆的中央軍事委員會的組成表明了習近平對台動武的意圖。
在10月份的一個場合，美國國務卿布林肯說，中國已經做出了一個「根本決定，即台海現狀不再是[中共]可以接受的，北京決心以更快的時間表尋求統一」。
還有一件事在加劇我的焦慮：美國公眾對美國和中國之間可能發生的軍事對抗準備不足。我想像與鄰居在門口的草坪上聊天時談到台灣衝突，格雷夫人會大聲驚叫：「台灣在哪兒啊？」 我不敢和鄰居做這種草坪聊天。我必須去台灣一趟，既為自己，也為美國人。
沸騰的民主，如常的生活
我在一個清晨落地桃園機場。在台北一家小餐館吃了一頓熱豆漿配油條和芝麻燒餅的早餐後，我們三人(兩個台灣朋友和我)驅車前往東海岸的花蓮。在台北的街頭以及沿途，在街頭的看板上，在公共汽車的兩側，在飄揚的旗幟上，乃至在稻田旁的鄉村道路上，我們看到了五顏六色的競選廣告，各路候選人在即將舉行的投票中競爭市長、縣市議員、縣長、鄉長、里長等各層級的公職。
在花蓮，我們拜訪了一位無黨籍花蓮縣議會議員候選人；一位民間環境保護倡導組織的負責人；一位隱居在海邊山上的畫家，他和他的朋友們曾經扛著攝像機，記錄下了1980年代後半段至1990年代初台灣風起雲湧的社會運動；一位從事原住民文化研究的原住民教授；一位「陸配」台灣公民；一位多年在歐洲議會從事政策研究、現在在東華大學執教的歐洲人。
在路途和空檔中，我們觀看了數個議員和鄉長的競選造勢會，訪問了候選人競選辦公室，觀看了候選人街頭拜票的情景。我們拍下了藍色的海，花東縱谷的稻田，靜靜流淌的秀姑巒溪，和雲霧繚繞的中央山脈。
花東五日似乎為我們後續的行程定下了基調。在接下來的三個多星期裡，我們在台北、台中、台南走訪了政府辦公室、候選人總部、民間機構，觀看了更多競選造勢活動，參觀了與台灣歷史與民主化進程有關的博物館；我們與更多台灣人進行了交談，他們包括在台灣開始從事基本民防培訓的民間機構執行長；1990年代初野百合運動和2014年太陽花運動的領導者；從大陸回到台灣的台商；新當選的市議員；市長競選辦公室主任；被中國大陸判刑的「顛覆國家政權罪」的政治犯；政治學教授和台灣文學教授；香港反送中行為藝術家；台灣抗爭歷史記錄者；社區公民教育活動者；退役軍官；台大學生領袖；社區改造和創業者；書店店主；國際新聞編輯；計程車司機等。
走在台灣的城市和鄉村，你感覺不到戰爭的威脅。我試圖在台灣人身上尋找某種危機與憂慮的症候，看到的卻是禮貌與和氣，甚至無憂無慮。我也不知道我期望看到台灣人是什麼樣子。戰爭與和平就是一線之隔，在戰爭發生前，台灣人除了過著規律如常的生活，還能是什麼樣子呢？
備戰與避戰
但我也很快發現了與戰爭相關的跡象。在花蓮火車站，戰鬥機兩架一組，連續幾組，從頭上轟鳴而過。在台南和台東，戰機的影子或聲音隨時可以看見聽見。當地人說，戰機頻繁在頭上飛過已成為常態。在台北很多居民樓的門牌下，你多半會看到市政府做的防空設施標識和庇護人數的容量規定。在不止一個民間機構和政府部門，人們在做與抵禦虛假資訊有關的工作。這樣的資訊或來自中國，或來自台灣社會內部，旨在製造混亂，製造分化。
不到一年前，一位國際關係研究者、一位社會運動活動者、一位民進黨年輕從政者，分頭創立了兩個民間備戰項目，一個叫「黑熊學院」 (Kuma Academy)，一個叫「壯闊台灣」(The Forward Alliance)。這兩個項目正在對公民開展現代戰爭常識、緊急避難和緊急救助的基本訓練，加強整個社會承受戰爭的能力和韌性。為此項目發起的群募取得了成功，更是得到了一位億萬富翁的巨額捐款支持。報名出乎意料地踴躍。
在新北運動場旁邊的一個咖啡館，剛剛當選新北市年輕的民進黨議員林秉宥告訴我說，在國軍服役時他是特種兵，現在還在參加特種兵訓練。他也是一位具有高級學位的台海關係研究者，對中共在台灣的統戰和滲透有深入研究。
一位計程車司機說，他五十歲了，已不是參戰的年齡，但是如果國家需要，他會上戰場。「台灣是我的家，我沒有其它地方可去，」他說。
台灣的兩個主要政黨對如何應對來自中國的戰爭威脅表現了涇渭分明的態度。在台南一個十字路口站街的民進黨候選人支持者拉著一條橫幅，「票投親中國的，就是鼓勵習近平犯台」；一位國民黨議員則在電視上舉出一個「票投民進黨，青年上戰場」的標語牌。
前總統馬英九在選舉前兩天11月24日，在臉書發文表示，蔡英文政府應記取烏俄戰爭的慘痛教訓，主動避戰謀和。在回答如何應對戰爭風險時，台北市長候選人蔣萬安的競選經理說，「通過與中國對話」，迴避戰爭。
我難以想像那會是怎樣一種「謀和」的對話。沒人希望打仗，但是台灣需要滿足什麼條件，才讓中共放棄對台灣的主權野心和軍事威脅呢？
香港之後，無人再相信什麼一國兩制。台灣近年的民調一次次顯示，百分之八十以上台灣人不接受與中國統一，半數以上的台灣人主張獨立建國。「台灣已經是一個獨立的國家，具有一個獨立國家的所有要素，」 我一次一次地聽到台灣人這樣說。
可惜的是，我未能面對面傾聽更多來自藍營的人講述他們想法。一位年輕的國民黨政治新秀同意接受我的訪談，但是我的提問需交給黨部審批。審批的結果是不行。
當我們按約定在高雄見到了一位退役海軍上校時，他熱情地驅車帶我們上了壽山，參觀了「忠烈祠」，俯瞰了高雄港。下山後又請我們去吃了「高雄最好吃的sundae.」 但他卻迴避了給我一個恰當的訪談，拒絕回答我的大部分問題。他對China Change 網站的內容表示了反感和輕蔑。不過關於台灣的前途，他在言談中做了強烈的表達：「我寧願接受最殘暴的暴君秦始皇的統治，也不讓台灣獨立。」
民進黨在這次地方選舉中失利，有人說是民眾對民進黨提出的「抗中保台」的拒絕。我不瞭解台灣的地方政治，難以置評。也許「抗中保台」不是適合地方選舉的綱領，但是台灣人如果覺得投一個黨會面臨更大的戰爭風險、投另一個黨則比較安全，那真是太不瞭解中共和習近平對台灣的意圖了。這樣的認知令人憂慮。
馬英九總統似乎把烏克蘭受到俄羅斯侵犯視為烏克蘭犯下的一個錯誤。但我交談過的台灣人似乎並不這樣看。他們非常關心俄烏戰爭的動向，大多數人從烏克蘭人的英勇抗敵中汲取了力量和信心。
黑熊學院共同創始人和執行長何澄輝先生告訴我說，「想要和平一定要備戰，不是避戰。」 他說，「台灣這麼多年來花了非常高的代價逐步獲得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是無法用犧牲尊嚴或屈膝去換來的。面對這種狀況，你唯一只有自己堅強起來，準備好備戰這件事情。」
他說，民間能不能承受戰爭這件事情非常重要，「甚至是最重要的。」
我同意。台灣人知敵知我、不畏強敵的抵抗意志是對來犯敵人最大的威懾，也是尋求國際社會支持最大的動員。
威權時代與本土認同
作為一個在中國長大、在中共改革開放初期成年的人，台灣民主轉型進程中的每個日期似乎都有一種熟悉感，因為那些年份 ──1979，1987，1989，1990 ──等等，對我們這代中國人也是意義重大的時代，歷歷在目，猶如昨天。但是隔著一條海峽，台灣與中國過去四十多年來的歷史線恰似兩條平行線，一條走向了更加強權的一黨暴政，不僅對台灣而且對整個自由世界秩序構成了威脅；一條走向了政黨輪替的民主自由制度。
在228國家紀念館，陳家豪博士為我們介紹了國民政府從日本接管台灣後1947年2月28日在全台範圍內進行的第一場血腥鎮壓和台灣人的英勇反抗，包括武裝反抗。許多普通台灣人和台灣本土精英在228事件中被殺。這一歷史事件在蔣介石威權時代一直是台灣社會最大的歷史禁忌，不許公開討論，直到1980年代初台灣民間才開始不斷出現對228事件的研究以及平反的呼聲。紀念館在2006年獲得行政院批准，2011年2月28日正式開館營運。
除了亡者的照片、當年的新聞圖片和敘述，以及一面死者紀念牆外，碰巧的是，紀念館正在舉辦台灣畫家李石樵(1908 – 1995)的油畫展。其中兩幅價值過億的大油畫，1946年畫的《市場口》和1947年畫的《建設》，是早期台灣族群關係的一個直觀寫照。在這兩幅畫中，身份與階層對比強烈，外省人是衣著摩登和精緻的上等人和管理者，台灣人是市場裡的小販和建築工地上鑿石、抬石的苦工。
通過威權時代國家機器的宣傳而建立起來的對本土人的偏見，至今仍然存在於一些老年人和中年人心裡，存在於許多家庭老一代和年輕一代的代溝中。在台北讀派書店，我採訪了李明哲。他1975年出生，因在中國的社交媒體上傳播民主思想而在2017年入境中國時被以「顛覆國家」指控被捕和判刑五年，今年春天獲釋回到台灣。李明哲在一個標準的外省人家庭長大，在台灣八十年代末的民主轉型中獲得了本土意識啟蒙，而他的母親則認為當年的那些黨外運動活動者是「極壞的人」。五月，李明哲告訴立法院說，「我是外省第二代，卻是台灣第一代。我是台灣人，我對台灣有權利，也有義務。我愛台灣，我屬於台灣。」
然而，我的一個舊識、一個台灣本土人卻說，「有一種說法，說國民黨是穿皮鞋的，民進黨是穿草鞋的。」我無言以對，只說，見到你很高興，我不跟你吵架。
在景美人權園區，也就是四十多年前審判1979年美麗島事件黨外人士的軍事法庭和監獄，參觀者有成隊的學生團體，我則加入了七、八個零散的參觀者。他們當中有三、四個是中學生，帶著筆記本來，完成學校佈置的作業。一個年輕女士說她對做講解員有興趣，想來體會一下。我是唯一一個有白髮的人，我說我來自美國，出生長大在中國，我反對中共極權，我想看看國民黨威權時代的監獄和法庭。
解說員帶著我們從一間間牢房走過。他給我們看了當年的犯人戴的沉重的鐵鑄腳鐐。一個年輕人把腳插進去試了一下。我插話說，「你們知道嗎，中國還有政治犯，反對和批評共產黨的人還在一個個被投入監獄，判以重刑；他們還在戴這樣的腳鐐，遭受比台灣威權時代還要野蠻的酷刑。」
解說員栩栩如生地描述了當年獄警把犯人帶出去槍決時，在淩晨的寂靜中腳鐐拖地發出的聲音。
在威權時期被關押的政治犯受難者中，各種族群的人都有，外省人、台灣人、華僑、原住民。在諸多罪行中，隨國民政府撤退來台的人偷偷給大陸的家人寫信是 「通匪罪」；倡導本土認同、獨立建國是最高罪「叛亂罪」。「我們保留了這樣的園區，保留了這樣的場景，讓不同族群的人都可以來園區瞭解這段歷史，共同保有我們得來不易的自由、民主、人權、法治的生活方式，而不要回到那個威權的白色恐怖年代，」解說員說。
在台灣東南部外海的綠島（原名火燒島），我參觀了國家人權博物館。那裡是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末關押政治犯的另一處監獄，牢房和納粹集中營的構造幾乎一模一樣。在那裡的受難者牆上，我尋找著我能認出的名字。有些是我之前知道的：施明德、呂秀蓮、陳菊…；有些是這次行程中第一次聽說的：高俊明、黃廣海…. 直到1990年5月，最後一名政治犯王幸男才從綠島的監獄獲釋。
在屏東萬巒鄉的一個庭院裡，我們採訪了台灣的「八九一代」 — 1990年野百合學運的發起人之一、當時的大二學生周克任。那一場學生運動的四大訴求是廢除國民大會，廢除戒嚴時期的臨時條款，召開國是大會，制定政經改革時間表。在北京，1989年的民主抗議以屠殺告終；而時任台灣總統李登輝則對學生的訴求做出了積極回應，使台灣民主轉型繼解嚴之後又向前邁出了突破性的一步。
在淡水河畔，三十四歲的吳濬彥這樣開始他的談話：「我想先從我們這一代的政治觀念、我們的歷史觀來談。我出生於1988年，….我上國一的前兩年學校才有了台灣社會、歷史、地理的課程。更早的時候，我們要去背中國的地理，各個省在哪裡，中國有哪些少數民族等等，對我們台灣本土非常陌生。」 在2014年的太陽花學生運動中，吳濬彥是第一個翻牆進入立法院的年輕人。學生們佔領了立法院，最終阻止了未經充分民意討論、會導致台灣與中國過於密切的《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的通過。他們是台灣新一代的抗爭者和捍衛者。
在台中，陳彥斌先生和他領導的新文化協會多年來記錄著台灣人的抗爭史。他講述了1980年發生林宅血案時，當時在服兵役的他，捧著報紙，滴落的淚水濕透了報紙的情景：「什麼樣的政權會這樣狠毒？」
他對面的牆上，掛著一副鄭南榕的照片。他說，一個名叫廖景昌的貨櫃車司機，每次來都會在這幅照片前深深鞠躬。陳先生帶著我們從舊台中火車站出發，沿著台灣大道（原中港路），行走了1988年鄭南榕在台灣各地倡導「台灣新國家運動」時帶領民眾在台中遊行的路線。
同樣是在台中，兩個孩子的年輕媽媽、好民文化行動理事長林芳如向我們講述了在社區耕耘、促進更多人關心和愛護台灣民主的工作。我請她在工作室的綠板上寫下「好國好民」四個字。它來自鄭南榕的一句話：「我們是小國小民，但我們是好國好民。」 她的字，清峻端正，像她的人那樣美好。
「一念之間」
「台灣的民主如此年輕。」此行中我不知道自言自語了多少遍。雖然是顯見的事實，但卻是第一次刻骨銘心進入我的意識。它同時隱含著一個深深的憂慮：台灣的民主夠堅強嗎？
其實，中國對台灣的戰爭已經開始。它包含很多構件，其中一個是欺騙。黑熊學院執行長何澄輝先生說，「近年來全世界的研究機構都發現，台灣是遭受中國認知戰攻擊、也就是虛假資訊干擾最嚴重的地方。台灣社會中隨時充斥著各種虛假資訊。」 《大西洋月刊》不久前發表的一篇文章裡開篇所引述的那個離奇的故事，並非孤例。
「一國兩制」已經徹底破產，但是還不斷有人在台灣販賣不同版本的一國兩制，如所謂的「中華邦聯制」，說台灣可以成為中國的一個特區，可以「保全民主」，甚至軍隊。這樣低劣的、說不通的「主張」，絕不是誠實的個人主張，而是中共的一種騙術，我好幾年前就在海外的中共大外宣中看到過。
就連Elon Musk也參與了傳達這種只可能源自中共的蠱惑。
另一個是恐嚇。中國在對台灣持續進行更頻繁、規模更大的軍事滋擾。這種狀況還會繼續下去。這不僅是一種軍事恐嚇，更是對台灣人的攻心戰，與各種版本的 「一國兩制」蠱惑遙相呼應。
在離開那天的傍晚，前往機場前四個小時，我走訪了在台灣的最後一處 — 鄭南榕紀念館。那是他擔任總編的《自由時代》週刊雜誌社原址，在民權東路一座居民公寓樓的三樓。1988年底，《自由時代》刊登了《台灣共和國憲法草案》後被政府查禁。次年一月，他收到台灣高等法院檢察署簽發的「涉嫌叛亂」的法院傳票。他拒絕出庭應訊，以抗議政府對於台灣獨立運動的言論自由壓制。
鄭南榕將自己自囚於總編輯室。「國民黨不能逮捕到我，只能夠抓到我的屍體。」71天後，警察來了。1989年4月7日，當前來拘捕他的警察在門外試圖鋸開公寓的鐵門時，鄭南榕在總編輯室自焚身亡，時年41歲。當時台灣已經解嚴近兩年。他留下了一份遺書，題為《獨立是台灣唯一的活路》。
外面下著大雨。總編輯室還保留著原樣。他的工作台，台上的物品和煙灰缸，一張行軍床，一個沙發，一台傳真機，每件東西都燒得變了形，燒成了黑灰色，窗櫺燒成了木炭。
當年帶領警察前來拘捕鄭南榕的台北市警察局中山分局刑事組組長侯友宜，是現任新北市市長，被看好的2024年國民黨總統候選人。
台灣民主真的還很新啊。一代人還沒有走完。威權時代，人還在，底盤還在。吳濬彥說，「你知道嗎？台灣有很多地方，還從來沒有過民進黨人當選。」我不知道。
《自由時代》在1989年6月10日出刊的題為《北京大屠殺，台灣二二八》的「編輯室報告」中寫道，「中國政權嗜血統治的本質，也再次提醒台灣人民，絕不能與中國統一，去接受那種嗜血的統治。」
1989年11月11日，《自由時代》宣佈停刊。最後一期的封面文章是《中國會武力犯台嗎》。關於勝利的定義，作者賴義雄博士 (Dr. Robert Y. Lai) 寫道，「心戰對台灣而言相當重要，勝敗全繫於台灣人民一念之間。只要有決戰、守土的信心，敵人就無法屈服我意志。」
這句話對今天的台灣何其適用！
隨著民進黨在這次地方選舉中的失利，「抗中保台」這個詞似乎受到了一些台灣人的嘲笑，甚至有人在其中推波助瀾。作為地方選舉中的競選綱領，是否最佳，可以辯論和檢討；但是對於台灣的前途和未來，這是大是大非問題。旅居台灣的日本政治評論家矢板明夫Yaita Akio日前說，「抗中保台，對台灣每一個政治人物來說，都應該是最重要的責任。」
我要加一句：台灣不是政治人物的台灣，台灣屬於台灣人民，抗中保台應該是全台灣人的最起碼的共識和決心。
※作者為ChinaChange.org網站創辦人與主編
轉載自《上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