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兩天，新華社，人民日報都在突出報道中國 戰“疫”進入新階段，讚頌黨中央“因時因勢優化疫情防控”，從這些洋洋灑灑不惜萬言的報道中，幾乎找不到習近平總書記三年抗“疫”的法寶—動態清零不動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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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夜之間，好像“清零”一詞變得非常討人嫌，黨中央直接掌控的媒體都不太願意提及這一總書記習近平“親自指揮親自部署”的象徵，這是在僅僅幾周前都似乎不可能發生的事，即使發生也會是以“動態清零”取得決定性勝利這樣的話語下發生的，為什麼清零政策就這樣連黨媒都唯恐棄之不及，突然間大家都“進入新階段”了？
自北京急轉彎，法國媒體和輿論不斷就中共領導人突然轉向發出疑問，因為這一轉向轉得昏天黑地，中國每日幾千萬人染疫，火葬場排長隊的屍體來不及火化，卻不見官方公布真實的新冠死亡數字，人們湧向藥店，搶購供不應求的退燒藥，醫院人滿為患，重症病號也找不到床位，為什麼一個國家在毫無準備，讓人民陷入大恐慌的情形下突然決定轉向，而不是利用“清零封鎖”的幾年時間，告訴人們病毒的特性，為人民生產夠足夠的藥品，醫院準備好更多的重症床位，給人們提供有效的疫苗，讓他們獲得一定程度的免疫力，為什麼？無數個為什麼都得不到解答。
法國世界報社評質疑，在經過差不多三年的清零政策之後，北京為什麼突然轉向，明知接種率不足，集體免疫力幾乎不存在，而讓國家一下子陷入空前的大傳染恐慌中，引發醫院擠兌殯儀館人滿為患？且在疫情資料不透明，染疫人數爆炸性增長的背景下，宣布1月8日開放邊境？歐美紛紛提出對來自中國的遊客進行檢疫。世界報對中國當局譴責歐美的做法“不可接受”、警告會採取反制的反應感到“震驚”，尤其對一個三年來幾乎沒有對遊客發放簽證，並對入境人士採取嚴格隔離的國家作出這樣的反應感到震驚，而且，中國雖然於1月8號宣布取消隔離，但對入境人士仍要求提供48小時檢測陰性證明，這不就是強迫他人要執行”按我說的做，而不是按我做的做 ”的荒謬原則嗎？
曾出版三卷本『共產主義世界史』(«Une histoire mondiale du communisme»)一書的歷史學者梯耶利・沃爾(Thierry Wolton)在費加羅報撰文尋索中共政權如此倉促行事的動機：是因為11月底反對清零政策的白紙運動嗎，大約不是。因為抗議者的人數、喊出的爭取自由以及反對習近平的口號，會使當局擔心出現危險的反叛之風，但警察的鎮壓和當局掌握的電子監控手段使控制反叛甚至扼殺這一抗議成為可能；那麼，習近平與黨內部分成員在嚴酷且經濟代價昂貴的清零政策上產生了分歧？一如1958年發動大躍進的毛澤東，讓農民拋棄農田充當臨時工，結果造成三年大饑餓，餓死3000-5000萬人，毛被迫讓出總書記位置擔任榮譽性的國家主席？但是，在20大獲得全權的習近平看不出受到了威脅。
是否由於經濟衰退？作者認為這是一個比較嚴肅的假設。三年全方位封鎖讓中國與世界隔絕，後果是貿易崩潰，在國內，生產力暴跌，儘管令人懷疑的中國官方統計數字也認為本年度經濟增長率大約在3%左右，這意味着在全中國失業率會暴增。再加之房地產超過3000億美元的巨額債務，如果經濟機器仍然處於停滯狀態，這些債務將是無法消化的。如果經濟出了問題，中共將失去所有殘餘的信用，因此對中共而言事情變得非常緊迫，急轉彎，否則會讓國家沉陷於危機之中。但是，明知病毒會對疫苗接種不足的人群，特別是老年人群造成傷害，卻取消所有限制性遏制措施，這是一種犬儒主義的躺平的做法。在西方人看來，冒這樣的風險是不可思議的；而在共產主義領導人心中，這樣的計算並非絕不可能。
作者認為，中國人口老年化讓當局無計可施，到2030年，老年人口將超過3億。儘管習近平說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但從共產主義的角度看問題，他們其實並不在乎人民的生命。突然解除清零犧牲數十萬老人的想法不會嚇到習近平和他的同志們。從中國目前的處境看，中國一號領導人呼籲保護人民生命顯示出某種虛偽性。
作者認為另外一種更加厚顏無恥的犬儒主義假設也不能徹底排除，習近平宣稱的他的國家在未來幾年領導世界的夢想已經被這一流行病嚴重破壞了。清零政策的後果導致習近平夢想實現的前景倒退，而資本主義民主國家在疫情衝擊弱化後已經學會了管理這一健康危機。北京通過解除限制，冒着病毒感染大量中國人口而變異的風險，通過開放邊界，冒着由於缺乏足夠的疫苗屏障來防止這些變異而引發新的世界健康危機的風險，也許找到了一種將時鐘調回中國時間的方式。將世界其他地區帶回到三年前，那時習近平的夢想似乎仍有可能實現。這一假設是不可思議的？但是作者認為西方很難衡量中共當局對西方的仇恨，通過長期宣傳馬列主義意識形態灌輸的對資本主義制度的仇恨，對於這個政權而言，它更傾向於倒退，而不是希望迎頭趕上。既然不能成功地重新發動內部的經濟增長，讓世界陷入一場新的健康危機，中共政權總可以希望讓世界前進的步伐減緩。
法國戰略基金會學者、中國問題專家邦達茲(AntoineBondaz)在一組推文中說，很難回答北京為什麼突然放開，讓新冠病毒大感染，而不是採取漸進的措施去應對。他認為有四個假設，一，疫情於12月已失控，當局不能承受清零政策造成的失敗後果，那麼，乾脆放開病毒大流行；二，中國經濟已處在一個困難時期，必須試着重新推動，要鼓動消費，必須讓日常生活正常化，也必須迎接疫情風暴，籍此希望經濟能夠重新振作，但是中國經濟的結構性問題並不完全歸因於清零政策；三，以白紙運動為代表的空前的人民抗議運動讓當局害怕，但人們的不滿並不僅僅因為清零政策，而且，突然取消清零引爆大量死亡，並不能讓人民的不滿消失；第四個可能是，20大之後，習近平必須要帶來改變，走出困境，以應對潛在的更嚴重的問題的到來。但邦達茲認為，這些都不能解釋當局為什麼沒有拿出一個漸進式的走出疫情的戰略。
轉載自《法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