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傳統中國的社會裏，男女不平等不是「問題」,是普遍的事實，習以為常，與生活環境裏的價值觀沒有沖突，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沒有問題」。當時女人的最基本的社會角色是生子，而且嫁「出」去之後，生的是另外一個家人的孩子，不是自己娘家的。一個家庭的神聖責任是繼續祖先的「香火」。「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嚒！續香火的法子呢？找別家的女子進來服務。因此，從出生以來，女子本身的價值被認為是次要的。
所有的其他的男女不平等的現象（例如在教育上重男輕女，或說「女子無才便是德」，甚至給女孩兒裹腳）多多少少都跟這種「男孩兒將來是我們的，女孩兒將來是人家的」基本概念有關。
去年十一月看到中國年輕人在上海，北京，成都，武漢等城市上街用「白紙」向極權政權提出抗議，我注意到了一個有意思的事實：女的比男的多。回想1989年在北京看到學生要求民主，示威，絕食，喊口號，男的似乎不是少數。後來看到了幾篇報道，的確，2022年的街頭示威者，「被喝茶」的，被抓的，送到監獄的，是女的比男的多。
問了幾個年輕的中國女性知識分子能不能解釋這個現象，她們認為女權主義和反集權意識是有關聯的。我聽了很感興趣。共產黨一直聲稱自己提倡男女平等，但是現在年輕女權者似乎尤其反對它。我回顧了中國一百多年的女權主義的歷史，發現基本上有兩種：從上往下的，以及從下往上的。中共的是前者，白紙抗議是後者。
從晚清到民初，受西方影響的「新」文化在中國生了根。「新」項目之一是「新女性」，也是社會不能馬上接受的一個新挑戰。新女性上學，謀職，跳舞，看電影，留短發，等等。沈從文的小說裏描寫的「女學生」是一種奇特的，有吸引力的，卻又要被提防的謎。有人想遏制她們，可是也有人佩服。秋瑾是女英雄。易卜生的「娜拉」的勇氣是值得敬佩的。慢慢出現了一些願意把自己稱為「女權主義者」的女性。丁玲的母親是一個。丁玲自己也大膽地解剖了現代女性的主觀意識。這些都可以說是自發的，「從下往上」的女權主義。
1949年共產黨當權，它的意識形態包括「婦女解放」一條。1950 宣布的「婚姻法」強調男女平等，在找對象，結婚，離婚，分財產，以及禁止暴力等方面想保護女方的權利。中共的改革是一種「從上往下」的改革。是否能保證所有的條款一夜之間能夠實現？當然不是。中國1950年婚姻法的社會效應類似於美國最高法庭1954年有關「隔離而平等」的教育違憲的決定：把高尚的理想陳列出來，讓社會慢慢地，潛移默化地向理想發展。
1950之後，中國的社會往「男女平等」的理想進步了一些。可惜的是，在共產黨以內，兩種歪曲理想的現實因素也介入了。
一個是傳統的重男輕女的概念在共產黨內繼續起作用。比如，中共組織了一個「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各省各市有代表，有活動，但中央領導都是男的。又比如，1961年，名導演謝晉拍了一部「紅色娘子軍」的電影，後來編為革命芭蕾舞，文革期間成了「革命樣板戲」，浩浩蕩蕩地提倡女權，對不對？ 不對。 冷靜地分析這個「樣板」還是男人做主導。那些娘子軍都很活潑，可愛，甚至有點孩子氣，但領隊，有經驗，有智慧的人還是男英雄。娘子軍的角色定位是：受訓，學會怎麼聽話。
今天，全國婦聯主席是女的，但共產黨的中央委員會95%的成員還是男的。24位政治局委員當中，24人都是男的。
第二個在五十年代歪曲理想的因素是毛澤東的野心。美國用核武器毀滅日本的廣島以後，毛一直很嚮往能把核武器拿到自己的手裏，而且想到了辦法：把大量的糧食賣給蘇聯，換取核武器技術。問題是，大量的糧食從哪兒來？毛想到的是中國需要一次「大躍進」，以便「多快好省」地促進生產。而且女人可以幫忙！毛的那句有名的話—「婦女能頂半邊天」－—跟女權的理想毫無關系。這口號來自五十年代大躍進來，是毛號召婦女投入生產的口號。往後的許多天真的西方人把這個口號理解為毛的女權主義，是毛替女人說話，這完全是無知的一廂情願。實際上，毛一輩子不把女性放在眼裏，根本沒有考慮過「平等」。
總而言之，共產黨「從上往下」促進男女平等，「婚姻法」應該算是個良好的出發點，但很快被傳統的重男輕女意識和毛澤東的個人野心給拖累了，導致了一種跛腳的女權主義。但是，最近在中國的街上出現的女權意識是不同的。有了網絡，有了國際影響(比如美國的#MeToo運動),最近幾年的女權意識是「從下往上」的，恢復了晚清和民國時期的先例，與共產黨的跛腳女權主義不同。
這裏頭隱藏了上面提到的有意思的問題：女權主義與反集權主義有沒有內在關聯？因為不只是中國，最近在伊朗也出現了女性帶頭的反集權運動。我覺得有關聯。女權主義的對手是霸道的男性權威，中國和伊朗的霸道權威也都是男性。因此，是不是女青年比男青年更容易體會到反霸道的必要？「從下往上」提出抗議，是不是激情從性別領域轉到民權領域比較容易？如果目標是打倒極權主義（而不是「多快好省」地生產糧食），也許毛的話最後還是準確的：婦女能頂（至少）半邊天。
轉載自VO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