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傳統中國的社會裏,男女不平等不是「問題」,是普遍的事實,習以為常,與生活環境裏的價值觀沒有沖突,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沒有問題」。當時女人的最基本的社會角色是生子,而且嫁「出」去之後,生的是另外一個家人的孩子,不是自己娘家的。一個家庭的神聖責任是繼續祖先的「香火」。「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嚒!續香火的法子呢?找別家的女子進來服務。因此,從出生以來,女子本身的價值被認為是次要的。
所有的其他的男女不平等的現象(例如在教育上重男輕女,或說「女子無才便是德」,甚至給女孩兒裹腳)多多少少都跟這種「男孩兒將來是我們的,女孩兒將來是人家的」基本概念有關。
去年十一月看到中國年輕人在上海,北京,成都,武漢等城市上街用「白紙」向極權政權提出抗議,我注意到了一個有意思的事實:女的比男的多。回想1989年在北京看到學生要求民主,示威,絕食,喊口號,男的似乎不是少數。後來看到了幾篇報道,的確,2022年的街頭示威者,「被喝茶」的,被抓的,送到監獄的,是女的比男的多。
問了幾個年輕的中國女性知識分子能不能解釋這個現象,她們認為女權主義和反集權意識是有關聯的。我聽了很感興趣。共產黨一直聲稱自己提倡男女平等,但是現在年輕女權者似乎尤其反對它。我回顧了中國一百多年的女權主義的歷史,發現基本上有兩種:從上往下的,以及從下往上的。中共的是前者,白紙抗議是後者。
從晚清到民初,受西方影響的「新」文化在中國生了根。「新」項目之一是「新女性」,也是社會不能馬上接受的一個新挑戰。新女性上學,謀職,跳舞,看電影,留短發,等等。沈從文的小說裏描寫的「女學生」是一種奇特的,有吸引力的,卻又要被提防的謎。有人想遏制她們,可是也有人佩服。秋瑾是女英雄。易卜生的「娜拉」的勇氣是值得敬佩的。慢慢出現了一些願意把自己稱為「女權主義者」的女性。丁玲的母親是一個。丁玲自己也大膽地解剖了現代女性的主觀意識。這些都可以說是自發的,「從下往上」的女權主義。
1949年共產黨當權,它的意識形態包括「婦女解放」一條。1950 宣布的「婚姻法」強調男女平等,在找對象,結婚,離婚,分財產,以及禁止暴力等方面想保護女方的權利。中共的改革是一種「從上往下」的改革。是否能保證所有的條款一夜之間能夠實現?當然不是。中國1950年婚姻法的社會效應類似於美國最高法庭1954年有關「隔離而平等」的教育違憲的決定:把高尚的理想陳列出來,讓社會慢慢地,潛移默化地向理想發展。
1950之後,中國的社會往「男女平等」的理想進步了一些。可惜的是,在共產黨以內,兩種歪曲理想的現實因素也介入了。
一個是傳統的重男輕女的概念在共產黨內繼續起作用。比如,中共組織了一個「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各省各市有代表,有活動,但中央領導都是男的。又比如,1961年,名導演謝晉拍了一部「紅色娘子軍」的電影,後來編為革命芭蕾舞,文革期間成了「革命樣板戲」,浩浩蕩蕩地提倡女權,對不對? 不對。 冷靜地分析這個「樣板」還是男人做主導。那些娘子軍都很活潑,可愛,甚至有點孩子氣,但領隊,有經驗,有智慧的人還是男英雄。娘子軍的角色定位是:受訓,學會怎麼聽話。
今天,全國婦聯主席是女的,但共產黨的中央委員會95%的成員還是男的。24位政治局委員當中,24人都是男的。
第二個在五十年代歪曲理想的因素是毛澤東的野心。美國用核武器毀滅日本的廣島以後,毛一直很嚮往能把核武器拿到自己的手裏,而且想到了辦法:把大量的糧食賣給蘇聯,換取核武器技術。問題是,大量的糧食從哪兒來?毛想到的是中國需要一次「大躍進」,以便「多快好省」地促進生產。而且女人可以幫忙!毛的那句有名的話—「婦女能頂半邊天」-—跟女權的理想毫無關系。這口號來自五十年代大躍進來,是毛號召婦女投入生產的口號。往後的許多天真的西方人把這個口號理解為毛的女權主義,是毛替女人說話,這完全是無知的一廂情願。實際上,毛一輩子不把女性放在眼裏,根本沒有考慮過「平等」。
總而言之,共產黨「從上往下」促進男女平等,「婚姻法」應該算是個良好的出發點,但很快被傳統的重男輕女意識和毛澤東的個人野心給拖累了,導致了一種跛腳的女權主義。但是,最近在中國的街上出現的女權意識是不同的。有了網絡,有了國際影響(比如美國的#MeToo運動),最近幾年的女權意識是「從下往上」的,恢復了晚清和民國時期的先例,與共產黨的跛腳女權主義不同。
這裏頭隱藏了上面提到的有意思的問題:女權主義與反集權主義有沒有內在關聯?因為不只是中國,最近在伊朗也出現了女性帶頭的反集權運動。我覺得有關聯。女權主義的對手是霸道的男性權威,中國和伊朗的霸道權威也都是男性。因此,是不是女青年比男青年更容易體會到反霸道的必要?「從下往上」提出抗議,是不是激情從性別領域轉到民權領域比較容易?如果目標是打倒極權主義(而不是「多快好省」地生產糧食),也許毛的話最後還是準確的:婦女能頂(至少)半邊天。
轉載自VO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