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阿米（Shlomo Ben-Ami），以色列前外交部長，托雷多國際和平中心副總裁
1795年，德國哲學家康德曾寫道，永久的和平可以透過外交或「滅絕性戰爭」（即消滅各方只留下大片墳墓）來實現。從歷史上看，人類往往更青睞後者，至少直到戰爭的蹂躪迫使交戰國達成和解之前，而即便在那時，也需要大無畏的領導才能結束流血衝突。
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身為戰時領導人的勇氣是不容否認的，但他同樣受困於政治環境。面對無情入侵的俄羅斯軍隊，其政治（或許還有身體）生存取決於他能否堅定致力於擊潰俄羅斯。
當戰爭要過渡到和平時，輿論往往比政治領導人更好戰。儘管像烏克蘭這樣的愛國戰爭往往能團結國家，但在戰時尋求不完美的和平，本質上會造成分裂，而且常被視為某種背叛。
但尋求有分歧的和平或許是背叛選民的唯一高貴方式。正如戴高樂的名言：「在政治領域，要麽背叛自己的國家，要麽背叛選民。我寧願背叛選民。」1962年3月，戴高樂簽署授權阿爾及利亞獨立的埃維昂協議時，實踐了自己的格言。幾個月後，他僥倖躲過了反撤軍軍官的暗殺。
以色列鷹派前總理夏龍同樣是非典型「叛徒」。2005年，夏龍曾嘗試阻止以色列人著魔似地在占領巴勒斯坦的領土上建立囤墾區，並拆除在加薩地帶和西岸的囤墾區。但夏龍此舉等於背叛了其右翼選民，也背叛了當時他整個政治生涯的基本原則。
1998年為愛爾蘭帶來和平的耶穌受難日協議，則是「叛國式」和平的另一案例。數十年來，忠於新教的裴斯萊最大噩夢就是坐在麥金尼斯這樣的天主教共和派激進分子對面。但在2007年，這兩位仇敵同意加入一個共享權力的政府，而且還相處的十分融洽，以至於被媒體稱為「愛笑兄弟」。
約旦國王阿布都拉一世和已故埃及總統沙達特恐怕就沒那麽幸運。兩位領袖都敢於冒天下之大不韙，尋求與以色列建立和平，並為此付出生命。雖然埃以和平在1981年沙達特遇刺後倖存了下來，但1951年阿布都拉遭暗殺，使以色列和約旦延遲40年才得以實現和平，也對以色列-約旦-巴勒斯坦聯合解決衝突的希望造成致命的打擊。英國首相丘吉爾在得知阿布都拉遇刺後，曾哀嘆失去了一位「向以色列伸出和解之手的」明智國王。
以色列總理拉賓決意要實現和平「無視恐怖的存在」，也讓他付出了生命。拉賓於1995年遭右翼極端分子暗殺，他在1993年簽署奧斯陸協議時，並未背叛其中左翼選民，但他同樣拒絕被變化無常的民意所要脅，在當選前一天 ，拉賓向戈蘭高地的以色列居民保證，「即使真有和平，也很難想像我們會離開。」但幾個月後，他與敘利亞總統老阿塞德就一項和平協議舉行談判，該協議承諾，以色列將從這個具有重要戰略意義的地區撤軍。
砲火硝煙下的和平外交更是充滿爭議。例如，以色列前總理巴拉克遭暗殺，並不是非因為他願意向巴人作出讓步，但2000年爆發血腥的二次起義導致他下台。
拉賓和巴拉克的宿敵、巴勒斯坦領導人阿拉法特因為擔心民眾的背叛，從未真正致力於和平進程。正如他一再告訴時任美國總統的柯林頓，「你是不是想參加我的葬禮？」阿拉法特代表一項正義的事業，但他不願支持一個必然是不完美的和平協議，嚴重阻礙巴人尋求自決的進程。
可以肯定的是，烏克蘭的正當性不亞於巴勒斯坦。但它想要的結局——即無條件擊敗俄羅斯——或許同樣難以實現。與此同時，俄羅斯殘酷無情的攻擊使烏克蘭民眾反對任何形式的和平談判，這會讓澤倫斯基更難達成不受歡迎的妥協。
烏克蘭戰爭已經可悲地複製了一戰期間在天寒地凍的前線陷入對峙僵局，隨著俄羅斯總統普丁越來越絕望，俄羅斯越來越可能在烏克蘭使用核武，並將美國和北約直接拖入戰爭。接下來，俄羅斯的戰略盟友中國很可能將入侵台灣，並引發災難性的全球衝突。
烏克蘭領導人必須記取1980年代兩伊戰爭的教訓。這場1980年爆發、持續8年之久的衝突，估計奪走100多萬條人命，直到伊朗呼籲停火，而事實證明，這是一個挽救伊斯蘭共和國免於毀滅的明智決定。
過去一年來，澤倫斯基已成為令人難以置信的戰爭英雄，但他現在面臨一個痛苦的困境，因為不完美的和平是結束戰爭的唯一途徑，澤倫斯基——或者最好是普丁——早晚得作出政治背叛行為。
（本篇翻譯由PS官方提供，責任編輯：楊淑華）
轉載自《上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