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德瑞克（Dani Rodrik）哈佛大學甘迺迪政府學院國際政治經濟學教授, 國際經濟學會主席
開發中國家愈來愈擔憂美國會背棄多邊貿易體制，在地緣政治緊張局勢加劇之下，中低收入國家的政策制定者，擔心該體制崩潰可能使他們淪為大國政治的人質，並損害本國經濟前景。
他們的擔憂並非毫無根據：過去幾年美國貿易政策發生巨大變化，一系列在前總統川普領導下看似雜亂無章的措施——制裁中國企業、增加關稅以及對世界貿易組織爭端解決機構的致命破壞——在現任總統拜登治下，已成為廣泛且清晰的戰略。
這一旨在重塑美國全球經濟角色的戰略，包含兩個必要條件：首先，美國目前將中國視為主要地緣政治對手，並將中國的科技升級視為國安威脅。正如拜登政府對中國企業全面限制出售先進晶片和半導體製造設備所展現的那樣，美國願意犧牲國際貿易和投資來挫敗中國的野心，還希望其他國家仿效。
第二，美國決策者希望透過專注於強化供應鏈、創造良好工作機會、推動清潔能源轉型等政策，來彌補過去幾十年來對國內經濟、社會和環境的忽視。美國似乎樂於獨自追求這些目標，即便其行動可能對其他國家造成衝擊。
這方面的最佳範例是拜登政府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氣候轉型立法——《通膨削減法案》。歐洲等許多國家都對該法包含3700億美元的清潔能源補貼感到光火，因為這些補貼都在偏袒美國生產商。對此，世貿組織前秘書長拉米（Pascal Lamy）最近呼籲，開發中國家與歐盟共組成一個沒有美國參加的「南北」聯盟，「創造一個不利條件迫使美國人改變立場。」
當然歐洲也有自己的單邊主義行徑，只是比美國更溫和而已。歐盟的碳邊境調整機制（Carbon Border Adjustment Mechanism）藉由對鋼鐵和鋁等碳密集型進口產品徵收關稅，來維持歐盟內部的高碳價，以安撫那些處於競爭劣勢的歐洲企業。但這也使印度、埃及和莫三比克等開發中國家更難進入歐洲市場。
因此開發中國家確實有很多需要擔心的問題。當美國和歐洲試圖孤立中國，並制定支持本國新議程的政策時，就不太可能考慮較貧窮經濟體的利益。對於低收入的小國來說，多邊主義仍是抵禦大國專斷行為的唯一保障。
但是開發中國家應認識到這些單邊政策是出於合理的關切，而且往往是為了滿足全球所需。例如氣候變化顯然是對人類的一種存續性威脅，如果美歐政策加速綠色轉型，那麼較貧窮國家也會受益。中低收入國家不應譴責這些政策，而是該尋求使其能夠效仿這些做法的技術轉讓和融資，像是要求歐洲國家將碳邊境調整機制的收入，提供給開發中國家的出口商，以協助這些企業投資綠色技術。
更廣意的來說，開發中國家必須記住其經濟前景首先是由本身政策決定的，只要不出現1930年代那種全球保護主義，它們很可能不會失去進入西方市場的機會。此外南韓和台灣等出口導向型國家，在1960和1970年代創造了經濟奇蹟，當時已開發國家的保護主義力度，遠超過當前甚或可預見的未來。
出口導向型工業化模式確實已失去了活力，但其原因與全球北方的保護主義政策關係不大。由於當今的製造技術是技能和資本密集，後來者很難模仿亞洲四小龍的成功（我將這種現象稱之為「過早的去工業化」）。未來的發展模式必須依靠服務業和中小型企業，來打造一個繁榮的中產階級，而不是靠工業出口。
已開發國家重新關注於建立靭性、公平的國內經濟，也可以使全球經濟受益。比起那些被超全球化的不公平勢力所困擾的社會，具有凝聚力的社會更可能支持國際貿易和投資。正如多項研究所表明的那樣，工作機會消失和區域經濟衰退，往往會催生族群民族主義政治。
在2019年的一封 《致下一代的信》中，時任國際貨幣基金總經理、現任歐洲中央銀行總裁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對單邊主義的興起表示哀歎，並強調1945年後各項妥協的好處。她寫道：「布列登森林體系開啟一個全球經濟合作的新時代，各國透過互助來幫助自己。」但事實恰恰相反：任何成功的全球制度，包括布列登森林體系，都必須依賴自助人助的理念。
總而言之，當涉及到實現穩定和可持續成長時，開發中國家必須自問能做什麼來改善自身經濟前景，而不是問世上最富有的國家能為它們做什麼。
（本篇翻譯由PS官方提供，責任編輯：楊淑華）
轉載自《上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