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曾是亞洲最繁華的城市之一，如今卻陷入了深深的悲觀情緒之中。
股市低迷，房價暴跌，移民加劇了人才流失。當地居民趨之若鶩的一些大熱餐館、水療中心和購物中心位於邊境另一邊的中國內地城市深圳。
經濟學家、摩根士丹利亞洲區前主席斯蒂芬·羅奇長期以來對香港的樂觀一直廣為人知，他在《金融時報》最近發表的一篇評論文章中寫道：「香港完了，這樣說我很難過。」香港政府需要重振經濟並提升其國際形象，卻在很大程度上把重點放在了國家安全方面。
本週二，港府以異乎尋常的速度通過了一攬子更新及全新的安全法案，旨在遏制外國影響和不同政見，對叛國罪和其他政治犯罪可處以終身監禁等刑罰。
這些法律可能會阻止更多的外國企業在香港投資，而這些企業在香港的存在本已經日漸萎縮。萎靡情緒之所以籠罩香港，部分原因與這座城市作為中國與西方之間橋樑的地位有關，如今香港的經濟增長受到內地經濟衰退以及中美緊張關係的拖累。
但香港問題的核心是身份認同危機，北京支持的香港官員將這個曾經自由自在的城市推離西方，改為接受習近平主席領導的中國自上而下的政治文化和民族主義熱情。「出於各種原因，人們非常不滿，」資深民主政治人士和前立法者、現在YouTube頻道主持訪談節目的劉慧卿說。「當然，當局不會公開承認這一點，但我認為他們是知道的。」
香港曾是英國殖民地，1997年回歸中國統治後，曾被承諾從北京那裡獲得一定程度的自治權，享有內地所沒有的自由。但在2019年大規模反政府示威席捲香港長達數月之後，北京於2020年對香港實施了一項全面的國家安全法，當局利用這項法律對民主反對派進行了猛烈鎮壓。
在中國共產黨看來，西方勢力試圖破壞中國主權，於是煽動了抗議活動。北京支持的香港特首李家超曾是一名警官，他將香港描述成一個仍被外國顛覆勢力圍困的城市。他表示，新的安全法將消除此類威脅，成為「香港繁榮穩定最堅實的基礎」。
李家超和中國官員認為，這樣的法律早就應該出台了。香港的小憲法《基本法》要求香港在50年內保留自己的政治和經濟制度，但它也要求香港根據其第23條通過自己的安全法。2003年，香港政府首次試圖制定根據第23條的法律，但在數十萬居民走上街頭抗議、擔心立法會限制公民自由後，政府放棄了這一計劃。官員們現在表示，有了安全法，政府可以專注於其他需求，比如振興經濟。但目前尚不清楚的是，在北京的控制如此公開的情況下，香港能否保持推動其繁榮的活力和生機。
新規定還引發了有關界限如何轉變的問題。「習近平知道，第23條將損害香港作為金融中心的聲譽，」華盛頓詹姆斯敦基金會的中國政治分析師林和立說。「他知道，中國政府需要香港進行外國投資、外匯交易和股票上市。但他是一個完全意識型態化的領導人。對他來說，更重要的是展示自己的權力，展示自己的力量，削弱香港的所有反對派。」
如今來到香港，透過表面向內深入，可以看到一個與打壓前充滿活力、有時喧鬧的政治文化截然不同的城市。現在，政府的批評者和反對派議員都在監獄裡受苦。支持民主的傳媒大亨黎智英正因國家安全指控受審。獨立新聞機構被迫關閉。公務員和公立學校教師被要求宣誓效忠並通過國家安全測試。
在這種新環境下，即使是體育也無法擺脫政治的影響。上個月，足球明星梅西因傷缺席了一場與本地球隊的表演賽，引發了香港的強烈抗議。政府宣傳了這場與國際邁阿密隊舉行的比賽，聲稱這場比賽有助於激發這座城市的激情，許多門票高達數千元。但梅西一直坐在替補席上，失望的球迷、官員和中國官方新聞媒體認為他被美國利用，參與了一場讓香港難堪的陰謀。梅西後來在社群媒體上發布了一段影片，否認了這些指控，並表達了他對中國的喜愛。一些互聯網用戶說，這段影片看起來像是被強迫拍的一般。
批評梅西最尖銳的聲音之一來自香港政府高級顧問、資深親北京議員葉劉淑儀。「香港人討厭梅西，討厭邁阿密國際，討厭他們的背後黑手，因為他們故意冷落香港，」她在前身為Twitter的X上寫道。圍繞梅西的爭議是官方氣氛日益敏感的一個突出例子，但這絕非特例。
葉劉淑儀還批評了經濟學家羅奇在《金融時報》上發表的「香港完了」的評論，稱他忽視了這個金融中心經濟困境的實際原因，她將其歸咎於聯邦利率上調等美國的政策。還有一些高級官員指責羅奇危言聳聽。（羅奇為香港《南華早報》撰寫了一篇評論文章，作為對這種反擊的回應，在文中他提出香港缺乏活力，無法克服北京日益收緊的政治控制、與美國的地緣政治緊張以及中國經濟增長的長期下滑。）
羅奇寫道，「活力和無拘無束的樂觀精神曾經是香港最顯著的特徵與最大的資產，如今已被漸漸消耗。」香港官員現在經常抨擊外國政府、外交官和新聞媒體對香港政策的任何批評。即使是來自香港建制派內部的聲音也未能倖免。當一名親北京的議員抱怨警察開出了太多的罰單時，香港特首李家超指責他的行為是「軟對抗」。當局用這個詞來形容對政府陰險、被動的反抗。李家超稱，這種反抗包括抱怨香港過於關注國家安全。
官員們表示，第23條立法旨在根除這種「軟對抗」，並填補中國直接實施的國家安全法留下的空白。這些法律主要針對五個方面：叛國、叛亂、破壞活動、外部干涉、竊取國家機密和間諜活動。法律專家和行業組織說，這些法律的措辭寬泛，往往含糊不清，給在香港經營或尋求在港投資的企業帶來潛在風險。
本月，政府不得不急忙否認有關它正在考慮將禁止Facebook和YouTube作為立法一部分的報導。香港浸會大學新聞學副教授王向偉曾任《南華早報》總編輯，他於週一在該報發表的一篇觀點文章中寫道，「信息的自由流動對香港保持亞洲金融中心的地位至關重要。」這種不確定性導致一些外國公司開始像對待內地一樣對待香港。他們開始使用一次性手機，並限制當地員工訪問公司的全球數據庫。
香港人馬克·李（音）說，他的城市看起來和感覺上越像內地，他就越想移民海外。這位36歲的私人教練說，過去幾年裡，他在WhatsApp上的集體跑步和健身課程群組的200名用戶中約有四分之一離開了香港。他不願意生孩子，因為他擔心香港的公立學校制度，這些學校要求進行國家安全教育。「如果香港已非我城，則難以不走了，」馬克·李說。他還表示，這些變化感覺就像「千刀萬剮」。
轉載自《紐約時報中文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