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哪，這些戀殖的人為何揮舞那面旗幟，他們真的應該多了解自己的國家！」
生活在歐美開放社會的那些馬克思主義者搖晃著手中的香檳，一次又一次傲慢的「指導」被壓迫者應該怎樣去做「正確的」事。
香港基本法第23條在香港本地輿論的大量爭議聲中被北京的政治傀儡通過，這導致本月大量流亡在海外的香港僑民及其同情者們自發的在世界各地聚集在街頭，共同哀悼香港漸行漸遠的自由。
而與此同時，那些平時在自由世界「極具反抗精神」的馬克思主義者當然也沒有閑著，他們同樣積極的站出來擺弄起他們的「批判後殖民主義理論」，吹毛求疵的伺機尋找一個機會對香港示威者施加他們的「批判性思考」。
這些「批判性思考者」最終將目光匯聚在香港示威者手中的龍獅旗，欣喜若狂的向全世界人民展示香港示威者和整個香港民主運動的「戀殖」證據。而後他們據此推導出這樣一個結論：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對香港民主運動的鎮壓是一場弱勢邊緣文化對強勢文化殖民的有力反擊。
大談壓迫與反抗的馬克思主義者總是以慣有的黑色幽默引經據典的為世間一切暴政進行無條件辯護。他們的學歷優越感為他們塑造了一個狹隘的世界觀使之在象牙塔裏故作優雅和理性，以左翼意識形態偏見和精英主義傲慢評判著世間一切事物的是非曲直。
從2014年雨傘革命到2019年反送中運動，在「Quora」這樣有著「中產階級品味」的問答平台上從來不缺少華裔小布爾什喬亞左翼知識分子和白人古馳共產主義者對香港示威者頤指氣使的評判，他們以一種對待勞苦大眾慣常的傲慢態度煞有介事的數落著香港示威者「戀殖」的「罪行」。而那被冒犯的香港示威者卻總是選擇一種謙卑的辯解或無聲的沈默予以回應，就仿佛他們真的有做錯什麽一樣。
與西方社會的接近並未給予那些馬克思主義者悲天憫人的憐憫之心，卻使這些人染上了不平等話語權所賦予的「上等人」傲慢。這種傲慢讓他們不屑於以同理心和平等的視角去理解暴政下人民的苦難和鬥爭方式，卻自以為是的借由不平等話語權向世界詮釋他們所理解的「正義」。
因此，為民主抗爭的香港示威者、塔利班統治下的女性，以及哈馬斯槍口下戰栗的同性伴侶，這些恰好先天性站錯了隊的被壓迫者，總是既缺乏來自左翼媒體的賦權，又被其意識形態偏見隨意評判和定義。究其原因，僅僅是因為那壓迫他們之人並非是「臭名昭著」的「西方帝國主義」，而是被政治正確所禁止思考和批判的東西。
世間最殘酷的不平等之一便是話語權的不平等，這樣的不平等使壓迫者能夠隨意定義一切事情的真相，而被壓迫者卻必須卑微的辯解自己的行為，小心的抗議著暴政的殘酷與不公，以免打碎「批判性思考者」的道德優越感，而招致鋪天蓋地的詆毀與汙蔑。
共產主義意識形態自誕生起，對世界不同地區所造成的系統性種族滅絕、壓迫和奴役早已累計波及超過上億人，美國的左翼「精英」人士卻仍然穿著印有切格瓦拉頭像的T恤衫，揮舞鐮刀錘子旗走在自由的土地上喊著「壓迫與反抗」，行使著他們的「自由權」。而在香港這個正在被共產主義權力所腐蝕的地方，人們卻無法享受這樣的自由權力，即便他們揮舞的那面旗幟既不比切格瓦拉更血腥，亦不比鐮刀錘子更殘忍。
馬克思主義者總是說香港在英國統治下飽受殖民主義壓迫和奴役，亦從未實現一個21世紀的民主制度。後半段的事實的確是如他們所言，1997年之前或之後，香港皆未能奢侈到建立一個現代的民主制度。
但香港自脫離清帝國統治以來便一直為東亞大陸上其他地方的居民展示著一種前所未見的生活方式：它讓這座城市的居民變得像「鬼佬」一樣嬌貴而難伺候，再也不能忍受野蠻殘暴的法律，忘記了自己曾經也是那個可以隨意被「聖人」草芥人命的芻狗；它讓這座城市的居民變得像「鬼佬」一樣種族歧視，歧視那叫人必須匍匐的專制君主，羞辱暴君為人民定下的三叩九拜傳統；它讓這個城市的居民變得像「鬼佬」一樣叛逆，以至於他們常常肆無忌憚的協助逃離專制政權或馬克思主義暴政的革命者，保存點燃紫禁城和紅色皇帝龍袍的火種。
倘若1997年之前的香港真的如馬克思主義者所言是一個在殖民主義壓迫和奴役下暗無天日的城市，那麽又是什麽使1841年一塊不到萬人的土地，最終在1997年變成了一座將近650萬人口的移民城市呢？而倘若馬克思主義者真的如他們自詡的那般是被壓迫人民的解放者，為什麽當他們為中華民國治下的人民帶來共產主義天堂後，被他們所「解放」的人民卻要冒著死亡的風險，穿過他們設下的槍林彈雨和鐵絲網，遊過深圳河，來到香港這片被殖民統治壓迫的城市呢？
香港示威者背負著一面舊日的旗幟在為一種新的生活方式而抗爭，而自由世界的馬克思主義者則用他們新潮的廢話維護古老的東方專制。左翼小布什喬亞知識分子構建了許多缺乏可證偽性的宏大敘事批判理論，使人們提及全球的苦難便條件反射般地將之與所謂的西方帝國主義或殖民主義後遺癥建立聯系。
然而，既然我們已經提到了苦難這個話題，那我們就不得不提及那從黃河流域到博斯普魯斯海峽的人民在歷史上所經歷過的苦難。那是來自於根植本土文化暴政統治所造成的，由專制政府所實施大規模屠殺、奴役和種族滅絕為特征的一種苦難。可悲的是，這種暴政在大多數人類歷史社會中竟是如此普遍，以至於忍受其苦難的人民甚至忘記了如何去定義苦難本身。
我們心善的馬克思主義同志們從他人的苦難中看到了機會，便恰逢時機的站出來騎劫被壓迫者的話語權定義他人的苦難。馬克思主義者站在受害者累累白骨上吹噓著那些兇手血跡斑斑雙手所建立的燦爛文明是如何的人道和進步於西方現代文明。他們用無數婦孺和奴隸的鮮血寫下「尊重多元化」的謊言，卻向戰栗著的人民說：「看哪，這就是愛與和平。」
馬克思主義者的反殖民主義和反帝國主義籍口是如此方便地成為洗白暴政的工具，連受害者都迫於道德指控猶豫是否要起身駁斥這個借口背後的胡扯。因而，我們聰明的左翼小布爾什喬亞知識分子很快的發現只要給任何事物貼上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標簽便能達到使人敬而遠之的效果。
他們便以道德相對主義邏輯和安東尼奧·葛蘭西同志的文化霸權理論為根基，發明或挪用了諸多像是「民主帝國主義」這樣形而上學的名詞，將之變為他們「多元化」的法蘭克福學派廢話一部分，只為構建一套「一元化」邏輯的謊言。
這套謊言明裏暗裏暗示世人，民主、自由和人權這些概念亦是西方文明強加於世的文化殖民壓迫。左翼精英們將這謊言以一種說教的方式傳播，去「指導」生在不自由國度的人應該樹立起習近平同志所倡導的「文化自信」擁護暴政和獨裁統治。
但是正如香港示威者用實際行動對習近平所謂「文化自信」做出的強硬回應。像我這樣「戀殖」的亞洲人怎可能重新去接受一種匍匐在東方的專制君主面前搖尾乞憐的生活方式？同樣生而為人，我們又憑什麽去以一種卑微的姿態向那些共產主義暴君和享受白人特權的左翼洋大人下跪磕頭？
好在這世上大部分事情都會有一個可以令雙方皆為滿意的折中方案。馬戛爾尼使團的故事告訴我們，如果一個「鬼佬」不滿意下跪磕頭這種具有人格侮辱性質的禮節，那麽另一種被叫做單膝下跪的西式禮節亦可以被好客的東方專制者所容忍。
然而，鑒於我是一個「戀殖」的亞裔假鬼佬，我猜無論是傳統的東方專制君主還是現代的共產主義僭主都不會允許像我這樣沒有白人特權的亞洲人獲得與「鬼佬」相同的禮儀豁免。所以我們必須將「鬼佬」的單膝跪禮改進為跪姿射擊，其最難能可貴的地方在於，很少有人能一輩子中接受兩次來自我們如此程度的跪禮。
我向來相信，這個世界的每個人不應因為一種與生俱來的特征或成長環境而被區分為高低貴賤。那些生在西方習慣於消費自由卻獻媚於暴君的極左青年世代，並不比那些生活在狹小組屋裏卻熱愛自由的香港年輕人高尚。那些玩弄著後殖民主義詭辯和法蘭克福學派廢話的馬克思主義小布爾什喬亞亦不比在中共監獄裏的異見人士勇敢。
如果有人想接受「戀殖」亞洲人像傳統那般的「磕頭」禮，那就請去未來共產暴君倒台的那個新國家和共產主義暴君一起接受我們最新的「下跪禮」好了。
而那之後，龍獅旗將會自由且不被評判的飄揚，飄揚在未來自由的新香港！
而在那之後，象征革命資本主義旗幟必將獵獵飄揚，飄揚在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權廢墟上！ 原諒我，因為我的「戀殖」病使我不能向你磕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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