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報》編按:六四天安門事件即將35週年。本報與國立清華大學《當代中國研究通訊》合作策劃專題,第一篇由中央研究院陳宜中研究員執筆,以清晰而敏銳的政治史眼光,探討1989年發生天安門血腥鎮壓的來龍去脈。本文不僅檢視歷史,更指向當前中國政治局勢。不少人認為習近平背離了鄧小平路線。然而,陳宜中有力地論證,習近平目前推進的「總體國家安全」和全方位社會控制,此種「攻勢維穩主義」的基石正是鄧小平所奠定。要言之,「六四體制」和習政權在抓緊政權、勇於鬥爭、控制社會方面乃是一脈相承。本文對中共政權的政治本質透徹剖析,是當代認識六四事件的必讀著作。
鄧小平與六四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因病去世,大學校園開始出現悼胡的大小字報。17日,中國政法大學約數百名學生率先遊行到天安門廣場,稍晚北京大學等高校約數千名學生,也從校園前往廣場。在上海、湘潭、西安,學生也走出校園,遊行到政府機關抗議。在各地的大小字報和遊行口號中,除了悼胡的內容外,也出現了一些更政治性的措詞,如「打倒腐敗政府」、「反對專制」、「反對獨裁」、「要民主」、「要自由」、「四項原則是禍國之源」、「鄧小平下台」等。由北大歷史系學生王丹所擬、18日遞交給人大常委會的請願書,則提出了7項要求:
一、正確評價胡耀邦同志的是非功過,肯定胡耀邦提出「民主、自由、寬鬆、和諧」的觀點;二、徹底否定「清除精神汙染」、「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等政治運動,為在運動中蒙受不白之冤的公民平反;三、修改憲法,取消「反革命罪」;四、允許民主辦報辦刊,新聞自由;五、增加教育經費,改善知識分子待遇;六、保證人民生活水準穩定提高;七,正確評價這次悼念活動,公布學生的要求。
18日傍晚,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劉延東和幾位全國人大代表,接見了王丹等學生代表,並收下請願書。
22日胡耀邦追悼大會結束後,趙紫陽按既定行程出訪北韓。孰料就在趙出發之後,李鵬在24日主持政治局會議,把學運「定性」為「一場有計畫、有組織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政治鬥爭」,並決定在中央成立「制止動亂小組」。25日上午,鄧小平在自家召見楊尚昆和李鵬,說了一席很重的話:
這不是一般的學潮,是一場動亂。就是要旗幟鮮明,措施得力,反對和制止這一場動亂。……這些人的目的是推翻共產黨的領導,使國家和民族喪失前途。……「四個堅持」中有一個人民民主專政,這個手段要用起來。……要發一篇有分量的社論。這還不夠,還要抓緊立法。準備迎接一場全國性的鬥爭,堅決把動亂壓下去。
此與鄧在1986年12月30日關於「專政手段」和「流血事件」的談話,幾乎如出一轍。顯而易見,鄧已經動了殺機,不排除要開殺戒。
以鄧小平的談話為據,《人民日報》在26日發表社論《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新華社並發出通稿,在全國所有報紙的頭版頭條刊出。該社論聲稱:
這是一場有計畫的陰謀,是一次動亂,其實質是要從根本上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這是擺在全黨和全國各族人民面前的一場嚴重的政治鬥爭。
「人民日報」在頭版頭條發表社論「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名確定性這場學運是一場動亂。
在「四二六社論」發布的前夕,天安門學潮的規模約成長到數萬名學生,還不算大。學潮之所以升級,後來之所以出現百萬市民上街聲援學生、進而主動圍堵進京部隊的場景,其最大「責任」無疑落在鄧小平的身上。在中共語境下,一旦被定性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動亂」,就是沒有妥協餘地的「敵我矛盾」,就是要被打倒、被「專政」的對象。學生之所以再三要求政府撤回「動亂」定性,要求政府承認這是一場「愛國民主」運動,與此息息相關。由於「動亂」之說源自於鄧小平,解鈴還須繫鈴人,這就不是趙紫陽能獨自決定的。雖然趙後來嘗試勸退學生,並保證不秋後算帳,但只要「動亂」定性不變,「清算」正是其題中之意。
「四二六社論」未能嚇阻成功,反倒激起北京數十所高校學生的「四二七大遊行」。據估至少有超過10萬名學生參與(也有20萬或50萬之說),且有不計其數(上達百萬)的市民群眾開道、在道路兩旁助威。這是北京市民態度轉變的關鍵時刻,不可能不讓鄧小平感到震驚。
「四二六社論」未能嚇阻成功,反倒激起北京數十所高校學生的「四二七大遊行」。(美聯社)
5月13日,學生絕食團進入天安門廣場,口號是:「不是動亂,立即平反!馬上對話,不許拖延!為民絕食,實屬無奈!世界輿論,請支援我們!各界民主力量,請支援我們!」6日,「北京工人自治聯合會」宣告成立。17日和18日,北京市民發起聲援學生的示威遊行,人數據估在百萬人以上(也有數百萬之說)。其參與者來自各行各業,有普通市民、工人、機關職員、黨員、基層幹部、軍警等,不一而足。5月19日宣布戒嚴後,北京市民又傾巢而出,開始築路障以阻止軍隊進城。楊繼繩指出:
鄧小平等本想利用軍隊來平息愈演愈烈的學潮,但事與願違,群眾不怕軍隊。沒有人組織,沒有人號召之下,豐台、六里橋、沙子口、呼家樓、古城、清河等所有軍隊進城的路口都被群眾堵住,在各個路口都設有路障。作為路障的有公共汽車、有馬路上的鋼鐵隔欄、有木頭。在一些幹道上,馬路中間的鋼鐵隔欄被推成「之」字形,使整條馬路被封死。軍隊無法進城執行戒嚴任務。戒嚴令宣布不讓遊行,不讓集會,不讓演說。現在廣場上學生照樣集會,還有大量外地學生湧進北京。參加遊行的人比原來還多。演說者的言論愈來愈激烈。在這種情況下,政府面臨兩難選擇:軍隊不進城,取消戒嚴,黨和政府的威信掃地,反對政府的人也會得寸進尺;強行進城,勢必造成大規模流血。
6月3日傍晚,當局以北京已出現「反革命暴亂」為由,命令戒嚴部隊在隔天黎明以前完成清場。
楊繼繩所謂的「兩難選擇」,主要是鄧小平和李鵬造成的。「四二六社論」無助於和緩局勢,反倒激化了衝突――這是第一個失算。下達戒嚴令時,未料到北京市民竟會冒死抵抗――這是第二個失算。在連續兩次誤判了以後,看似只剩下「硬幹或撤退」的選擇。
但即使要清場,開槍殺人也絕不是唯一選項。說到底,中共戒嚴部隊並不是非用AK47不可。這是一個百分之百的政治「選擇」――儘管其幕後細節至今仍未水落石出。錢理群指出:
鄧小平在黨內元老支持下,為維護毛澤東留下的「一黨專政」遺產,不惜在首都對手無寸鐵的學生、工人、市民開槍――這是毛澤東都不敢採取的極端手段,他在文革中就說過:「誰去鎮壓學生運動?只有北洋軍閥。凡是鎮壓學生運動的人都沒有好下場」。
所謂「鄧小平路線」
鄧小平對六四鎮壓的「定調」是:這是捍衛共產黨領導的必要之舉,完全無錯之有。之所以出現「動亂」,並不是因為「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錯了,而是因為「四個堅持」未得到貫徹,遂讓「資產階級自由化」分子有可趁之機。
6月9日,鄧向戒嚴部隊的高幹表示:
這場風波遲早要來。這是國際的大氣候和中國自己的小氣候所決定了的,是一定要來的……他們的根本口號主要是兩個,一是要打倒共產黨,一是要推翻社會主義制度。他們的目的是要建立一個完全西方附庸化的資產階級共和國。……我們永遠也不要忘記,我們的敵人是多麼兇殘,對他們,連百分之一的原諒都不應有。
關於「四個堅持」:
兩個基本點,即四個堅持和改革開放,是不是錯了?我最近總在想這個問題。我們沒有錯。四個堅持本身沒有錯,如果說有錯誤的話,就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還不夠一貫,沒有把它作為基本思想來教育人民,教育學生,教育全體幹部和共產黨員。這次事件的性質,就是資產階級自由化和四個堅持的對立。四個堅持、思想政治工作、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反對精神汙染,我們不是沒有講,而是缺乏一貫性,沒有行動,甚至講得都很少。……教育和思想工作太差。
6月16日,「平息暴亂抓到底。這是個好機會,一下子就把全國的非法組織取締了,這實在是好事情」。10月31日,「以後遇到動亂的事,我們還要戒嚴」。
沒有安定團結的政治環境,沒有穩定的社會秩序,什麼事也幹不成。穩定壓倒一切。
12月1日,「這次動亂使我們更加認識到穩定的重要性」,「今後如有需要,動亂因素一出現,我們就採取嚴厲手段盡快加以消除」。
鄧小平對六四鎮壓的「定調」是:這是捍衛共產黨領導的必要之舉,完全無錯之有。(美聯社)
鄧小平在六四事件後的諸多談話,蘊含著解讀「六四體制」的豐富線索。以下所概括的,只是其中的若干要點。
第一,鄧一以貫之地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和「改革開放」。例如,在1992年的南巡講話中,他露骨地表示「計畫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姓資姓社,主要看「是否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在深圳,既然公有制是主體,三資企業沒什麼好怕的。
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防止「左」。右的東西有,動亂就是右的!把改革開放說成是引進和發展資本主義,認為和平演變的主要危險來自經濟領域,這些就是「左」。
針對左,鄧強調改革開放應該「大膽地試,大膽地闖」。
關於1991年8月19日蘇共保守派的流產政變,鄧在幾天後的祝壽會上表示:「中國還沒有能力去管人家的事情,即使有能力也不能管」;「蘇聯的教訓證明,中國走有自己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是正確的。這個特色的關鍵就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面對蘇聯解體,中共應「冷靜觀察,穩住陣腳,韜光養晦,絕不當頭」。
第二,鄧在反覆強調經濟發展、經濟增速(所謂「發展才是硬道理」)的重要性時,再三重申須「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和「防止和平演變」。
在整個改革開放的過程中,必須始終注意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十二屆六中全會我提出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還要搞20年,現在看起來還不止20年。資產階級自由化泛濫,後果極其嚴重。……在苗頭出現時不注意,就會出事。
在「資產階級自由化」之外,「和平演變」一詞也多次出現在鄧的六四後談話,包括前引的南巡講話。1989年7月28日中共中央發出的第七號文件,稱「整個帝國主義西方世界」透過支持、煽動中國國內的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欲「和平演變」掉中國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實際上,這就是鄧小平本人的見解。
第三,儘管鄧小平對「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情有獨鍾,但這個提法是有誤導性的。把「經濟建設」說成是「中心」,並把「改革開放」說成是「經濟建設」的必經之途,難免給人一種印象,即鄧小平是一位相對純粹的經濟發展主義者、國家發展主義者。但進一步看,以經濟建設/改革開放實現富國強兵,藉此確保、鞏固中國共產黨的一黨專政於不墜,才是他的真實立場。換言之,「堅持共產黨的領導」才是鄧小平路線的「體」。鄧和陳雲等老幹部之間的經濟思想差異,主要是對「用」的想法不同。在「體」的問題上,鄧始終是一位毛派。但在「用」的層次上,他堅持市場化導向的經濟建設/改革開放。因為在他看來,唯有如此才能為一黨專政續命。關於此,最精采的詮釋來自於錢理群:
在鄧小平這裡,「四項基本原則」實質上是「體」、是根本的;而「改革開放」實質上是「用」,是服務、服從於前者的。當兩者間出現強烈緊張時,其真正的「中心」便會清楚顯現出來,這就是維護黨的絕對權力。其所以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是因為只有生產力發展了、人民收入增加了,才能鞏固黨的執政地位、獲得統治的合法性。
第四,鄧把「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反精神汙染」和「反和平演變」框限在意識型態領域,拒絕將其延伸到經濟領域。「四個堅持」應「作為基本思想來教育人民,教育學生,教育全體幹部和共產黨員」,即加強「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但千萬不能把經濟上的改革開放,關聯到資產階級自由化、走資本主義道路、西方精神汙染、和平演變等。誰要是聲稱「資產階級自由化」、「精神汙染」和「和平演變」的主要危險來自經濟領域,誰就是犯了「左」的錯誤。
前文指出,1983年的清汙運動被鄧小平叫停,是因為胡趙告訴他,若再繼續(讓頑固派、左派)擴大清汙,就會波及經濟改革。可以說,這一直是鄧的某種「停損點」,也是他跟陳雲等頑固派的基本分歧。在政治上,鄧和頑固派一樣,都堅決捍衛共產黨的領導,都堅拒政治自由化。但鄧為了搞活經濟,為了推進市場化導向的經濟改革,反對把意識型態鬥爭擴及經濟領域。
鄧小平始終是一位毛派。但在「用」的層次上,他堅持市場化導向的經濟建設/改革開放。(美聯社)
第五,針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及其帶頭者,專政手段不可或缺,「不靠專政就抵制不住資本主義的進攻」。
依靠無產階級專政保衛社會主義制度,這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基本觀點。……對人民實行民主,對敵人實行專政,這就是人民民主專政。運用人民民主專政的力量,鞏固人民的政權,是正義的事情,沒有什麼輸理的地方。
這本是鄧小平的一貫主張。但在六四鎮壓後的肅殺氛圍下,他公開(在南巡講話中)從敵我矛盾、從「無產階級專政」去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繼續說要「對敵人實行專政」,這就起到了強烈得多的震攝作用、恫嚇作用。
第六,反腐是重中之重。要「嚴厲打擊經濟犯罪」,要「抓緊懲治腐敗」,要「搞廉潔政治」。懲治腐敗,「至少抓一二十件大案」。而且「不是搞一天兩天、一月兩月,整個改革開放過程中都要反對腐敗」。
但這依然是一種運動式反腐(而不是制度性反腐),其手段不外乎是週期性的嚴打、抓大小老虎等。
第七,鳥籠式的「政治體制改革」被打入冷宮,幾乎只剩下「廢除領導職務終身制」一條。鄧在六四後強調,「在政治體制改革方面,最大的目的是取得一個穩定的環境」。
〔美國〕說我們只搞經濟改革,不搞政治體制改革,這不對。我們的政治體制改革是有前提的,即必須堅持四項基本原則。
話雖如此,鄧不再提十三大報告中的政治體制改革方案。或更確切地說,他似乎只關心廢除終身制和建立退休制度。1980年8月「從制度上保證黨和國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以及1986年9月「不改革政治體制,就不能保障經濟體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經濟體制改革繼續前進」等說法,已被拋在腦後。
第八,提出所謂的「核心」論,把江澤民確立為「第三代領導集體」的「核心」。1989年9月,鄧「一退到底」,並提出十四大起不再設立「中央顧問委員會」,也就是要求其他元老跟他一起退休。這有助於強化「江核心」的權威,讓江澤民更能放手去幹。但當然,鄧希望的是江放膽去推動經濟改革。當他懷疑江的改革意志不堅定時,他(在南巡講話中)揚言誰不改革「誰就會被打倒」。這才又把「江核心」拉回了改革開放的軌道。
鄧小平曾在1980年8月公開質疑「第一書記」的集權。六四事件後,他則比以往都更強調「黨中央的權威必須加強」。他雖主張「要形成集體領導」,但更在意「這個集體要有個核心」。這就又回到了「第一書記」的高度集權(若非完全獨裁)。
那麼,鄧小平建立了可穩健運行的接班制度嗎?答案是否定的。握有黨政軍大權的「江核心」,「選擇」了尊重鄧小平的意志,讓被鄧隔代指定的胡錦濤大致順利地接了班。胡是一位相對弱勢的總書記,任期屆滿就全退。但在習的接班過程中,已出現若干波折。習之所以能夠迅速地集大權於一身,進而在2018年廢除國家主席的連任限制,與鄧的「核心」論的內建弱點是有關的。「領導集體」對「核心」的制約,畢竟只是一種軟約束而非硬約束。一旦遇到野心旺盛的、想成為政治強人(甚至人類領袖)的接班人,此種軟約束就不難突破。
攻勢維穩主義
六四鎮壓,無疑是一場空前的、巨大的悲劇。
林根(Stein Ringen)貼切地指出,中國的1980年代「本是充滿了希望的年代」。但「在事件中被屠殺的,除了數目不詳的人之外,還有希望本身;一夜之間,希望被絕望和空蕩所替代」。
人民被告知,自由的生活是他們無權希望的一件事,是他們應該要忘記的一件事……對於樂觀的那一代,這是天崩地裂,也是當代中國的一個轉捩點。獨裁體制再次得到確立,而且中國人知道獨裁會持續下去。對於不想當烈士的任何人來說,一夜之間,唯一可行的現實就是苟安求全。天安門事件的影響一直都在:虛無的物欲、道德的淪喪、玩世不恭、不痛不癢、認同混亂,在今天的中國文化及社會生活中氾濫成災。
從六四鎮壓分娩而出的「六四體制」,在1992年鄧小平南巡之後,的確如他所期望,迅速增強了中國的「綜合國力」,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但這種政治鐵腕下的經濟發展、富國強兵道路,正因其近乎於絕對的政治壟斷,正因其全力壓制人民參政議政的權利,正因其以黨權、以國權完全壓倒了民權,幾乎內建了體制性的腐敗、「權貴資本主義」的暴走,以及弱肉強食的社會達爾文主義,連同極端的貧富兩極分化。
六四鎮壓,亦是中共「攻勢維穩主義」的濫觴和基石。
對「穩定」的強調,並非始於六四。穩定,毋寧是鄧小平在1979年3月30日提出「四個堅持」的題中之意。但正如鄧自己所說,「四個堅持」在六四以前並未充分貫徹。此前的三波「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主要是懲罰那些已經冒出頭來的、特定的自由化分子。在1980年代「解放思想」的大氛圍下,再加上胡趙的保護作用,「自由化」思潮仍有一定的活動空間。相對於今日的習近平統治,那甚至是頗大的空間。
六四是一個關鍵的轉捩點。六四以前那種比較被動的、守勢的穩定主義,鄧小平認為是不足的。他在六四後說,要貫徹「四個堅持」,得從「教育」抓起,必須進一步強化對「娃娃」的思想政治工作。被鄧確立為第三代領導「核心」的江澤民,則從鄧的權威性談話中,歸結出一種以「防止和平演變」(鄧本人的說法)為重心的、更積極進取的穩定方針――所謂「把一切不穩定因素消滅在萌芽狀態」。六四鎮壓,帶動了「思政工作」的進一步升級,這包括「愛國主義教育」和「國恥教育」的展開。既有天主教教宗支持團結工聯的前車之鑑,宗教團體的管控也刻不容緩。為了防止中國被宗教勢力和平演變,江澤民啟動了預防性的措施,起初是針對天主教和基督教教會。雖然他沒有預料到1999年4月25日法輪功學員包圍中南海的上訪事件,但秋後算帳極其嚴厲。習近平則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在2015年7月9日起對人權律師的大規模逮捕中,把曾經替法輪功學員辯護的律師一網打盡。
在胡溫時期,隨著市場化經濟改革的繼續推進,社會經濟生活中的自由空間有所增加。這反映在半自由化媒體(如南方報系)、互聯網公知、NGO和維權運動的興起。從某個角度看,這是鄧小平拒絕把意識型態鬥爭擴及經濟領域的某種後果。正如同鄧小平在1983年沒有把「清除精神汙染」貫徹到底,無論是江澤民還是胡錦濤,都還沒有(或還來不及)完全堵死在灰色地帶成長起來的「準自由化」意識、言論和相關活動。但這並不表示他們不想這麼幹。在胡溫時期,尤其胡溫後期,隨著中共財政能力的上升,由政法委主導的維穩體系更上層樓,維穩經費也急遽攀升。《死磕正義:709案和中國的人權政治》的作者白信指出:胡錦濤和周永康在「維穩」之外,還「提出了『社會管理創新』,開始探索以社區網格化為社會控制、以撲滅公民社會為目標的所謂治理模式創新,即動員政府和社會部門、向政法系統大量投入資源、加強社會控制,例如從2004年開始試驗城市網格化治理模式」。在胡溫後期,「2011年茉莉花革命爆發,茉莉花革命樣式的和平演變開始成為中共政權最顧慮的事。如胡錦濤2011年2月19日在中共黨校的講話所示,顏色革命以及公民社會成為中共在蘇聯崩潰後新的噩夢,防範互聯網和公民社會革命也成為中共最大的擔心」。
2013年5月,習近平才上任半年左右,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了不公開的內部文件《關於當前意識型態領域情況的通報》,即所謂的「七不講」政策。「七不講」是指:普世價值不要講;新聞自由不要講;公民社會不要講;公民權利不要講;中共的歷史錯誤不要講;權貴資產階級不要講;司法獨立不要講。此後,還又加上了憲政不要講。回頭來看,這是習近平把「攻勢維穩主義」進一步升級,邁向中國特色歐威爾式國家安全和社會控制的第一步。
晚近,有不少論者聲稱習近平背棄了鄧小平的改開路線,並把「習近平會不會、能不能重回改革開放?」當作一種批評習的談資。對此,筆者並非沒有同情的理解。筆者在1993年去上海旅遊時,曾花了100美金住在外灘的和平飯店一晚。那個床似乎是民國時代留下的,中間突出,兩邊向下凹陷,一不小心就會滾下去。要是你全盤否定鄧小平的改開路線,你是不是也得否定和平飯店的改頭換面?這是不少人的疑問。影響所至,認為鄧小平即使血腥鎮壓了八九民運,但仍功大於過的人,至今為數甚多。筆者雖不同意這個立場,但可以理解人們對改善經濟生活的渴望。
習近平以「亮劍」和「戰狼外交」敗壞了鄧小平積極經營的中美友好、中日友好,並以上海封城式的大白暴政,虐待、恐嚇了所有「屁民」,還連帶地「消殺」不少毛小孩。這顯然偏離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鄧路線,且已經、正在付出高昂的經濟代價。無論鄧小平如何高舉「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和「防止和平演變」的大旗,他拒絕把意識型態鬥爭引入經濟領域。他不做帝王夢、拒斥個人崇拜,這從今日低得可憐的政治道德標準來說,或也稱得上是政治強人難能可貴的美德?
習近平以「亮劍」和「戰狼外交」敗壞了鄧小平積極經營的中美友好、中日友好,並以上海封城式的大白暴政,虐待、恐嚇了所有「屁民」,也偏離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鄧路線。(美聯社)
但在習鄧之間,並不是只有斷裂性,而是也有化不開的連續性。習近平時代的極度政治緊縮、精益求精的高科技社會監控,及其愈來愈倚重以恐懼(人民的自我審查、自我恐嚇)進行統治的治理創新,可能是鄧小平未曾預料到的。但不能不說,它正是奠基於六四鎮壓及其從出的攻勢維穩主義。因此,關鍵或不在於習近平要不要、會不會、能不能重返早就結束了的鄧小平路線,而是應當在批評習的同時,也要對鄧小平路線的根本局限性(尤其是它對一黨專政的頑固執著,對「民權主義」的不屑一顧等)進行更通盤的檢討。
因六四而流亡海外的王超華曾說,「中國當代政治,建基於六四屠城」。六四鎮壓已屆35年,但至今像是夢魘一樣,糾纏著中國的統治者和統治階級,亦使中國人民至今難以擺脫「堅持共產黨的領導」的鄧小平魔咒。歸根究柢,只回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是不夠的,而是終究得在政治上有所突破。其首當其衝的第一步,不外乎就是公民起而奪回免於恐懼的自由,起而奪回公民議政參政乃至人民當家作主的權利/權力。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中國民主自由的未來,有賴於重振1989年天安門抗爭的精神」。
轉載自《上報》作者為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