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鮮戰爭在非洲吹響號角，狼煙從西非竄入東非，中國遠洋漁船貪婪攻城掠地，挾帶着國家機器的雄厚金援，加上當地政治勢力的勾結共謀，讓東非沿海居民成了俎上魚肉。
這一場漁業陰謀在《不義的浪潮》（Tide of Injustice）報告中無所遁形。今年4月，英國非政府組織“環境正義基金會”（EJF）公佈了這份重磅調查報告，追查中國漁船在西南印度洋的掠奪和非法捕撈活動，同時揪出“慣犯”。報告甚至發現，在西非聲名狼藉的中國船隊更換名稱“洗白”身份後，又在東非重出江湖。
船隊洗白轉戰東非
“2022年初，我們發現一支在西非岡比亞犯下多起非法捕魚罪行的中國籍船隊GORDE，轉移陣地到東非的馬達加斯加重起爐竈，當時它持有的中國籍證書和船檢證書都是僞造的文件。”環境正義基金會東亞經理邱劭琪說，“我們揭露了不法行爲之後，GORDE船隊大概沉寂了一年左右，然後據稱船隊歷經幾次的轉換所有權，在2024年更名後，又再度得到馬達加斯加的捕魚許可證。然而因爲它不良的歷史，其實也讓人懷疑這個船隊在馬達加斯加經營的正當性是否合法合規。”
西非漁場飽受中國船隊蹂躪摧殘，東非也步入後塵，沒躲過這一場掠奪戰，“非法、不報告、不受管制”（Illegal, Unreported, and Unregulated，簡稱IUU）的漁業活動持續橫行西南印度洋。
邱劭琪以GORDE船隊爲例指出，這個例子顯示出在非洲有非法捕魚紀錄的中國漁船非常容易透過轉換所有權或是轉換船籍，跑到另一個國家繼續捕魚或者從事非法行爲。雖然這個案件顯現出非政府組織能夠協助各國政府在偵查和預防非法漁業行爲上提供一些額外且有力的證據，然而最根本的是非洲沿岸國家急需跨國和跨區域機構合作，建立透明的平臺或溝通管道，公開這些可疑和高風險漁船或是違法漁船的所有權、捕魚和違法歷史等資訊，讓各國政府和利益關係人能夠很快獲取相關漁船的記錄，進而評估是否核發捕魚許可證，這樣才能更有效地解決非法漁業問題。
根據中國農業農村部的最新統計，中國遠洋漁船總數量約2,551艘。不過，總部位於英國的“海外發展研究所”（ODI）在2020年發表的一份調查報告顯示，中國遠洋船隊的規模可能高達16,966艘船，比原本認爲的規模高出5至8倍；而且有近1,000艘中國遠洋船隻被發現在海外註冊，當中一半以上懸掛非洲國家的國旗。海外發展研究所的研究員古提雷斯（Miren Gutierrez）指出，“中國遠洋漁業異常蓬勃發展，而且難以監控與控制。”
環境正義基金會的調查報告也提出了相同的見解，“這數字遠被低估了，我們很難說到底低估了多少，但是各種資訊顯示各個數字需要被質疑。”邱劭琪表示，“例如可能是在當地設立空殼公司，掛當地的國籍，表面資料似乎是當地的漁船。但是如果仔細追查後面的實質受益人或擁有人，很可能都是中國漁船。這種變成是黑數，比較難去追查，所以我們建議各國政府要公開實質受益人的資訊。”
中資企業勾結政壇
環境正義基金會在馬達加斯加和莫桑比克的調查發現，許多政商關係良好、持有中國護照的華僑在當地成立漁業公司，並在當地利益可觀的漁業中扮演重要角色，其中還有不乏利用政治操作而取得合法捕撈證的公司。這種手段使得中國公司在與當地漁業公司競爭時佔盡優勢，或是可能透過黑箱手法取得捕撈許可證。
此外，莫桑比克總統家族也捲入連環的黑箱作業疑雲。《不義的浪潮》調查報告揭露，Motil Moçambique Lda.是一家在2017年5月註冊的公司，所有權屬於莫桑比克現任總統的兒子Florindo Nyusi。這家公司獲得捕撈許可證，捕撈配額包括蝦（120公噸）、海螯蝦（30公噸）、螃蟹（30公噸）、魚類（30公噸）、頭足類（24公噸）和龍蝦（24公噸）等。然而該公司似乎旗下沒有任何漁船，儼然是空殼公司。在該公司註冊一個月後，捕撈許可證被轉移給南京潤洋漁業公司（Nanjing Runyang Fishing Corporation）。這違反了莫桑比克漁業法第44條規定 — “不得轉讓捕撈許可證”的原則。
在透明度差、監管和執法薄弱，加上貪腐的政治體制下，東非墜入非法漁業的深淵。中資漁業公司則遊走灰色地帶，甚至踩在紅線上作業。環境正義基金會進一步檢視在西南印度洋從事IUU捕撈和犯下人權侵害的中國船隊發現，中國政府也撇不開“共犯”的角色。
老大哥是金主也是幫兇
邱劭琪指出，違規排行榜的前三名是山東省中魯遠洋漁業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大洋世家股份有限公司和中水集團遠洋股有限公司。其中，中魯遠洋和中水集團是上市公司；浙江大洋世家曾經兩度嘗試上市，一次失敗，一次自行撤回。這三家公司的主要業務都是金槍魚（又稱鮪魚）捕撈，印度洋是他們最重要的漁場，而且中國政府以不同的形式和比例獲取這三家公司的營業利潤。山東省政府是中魯遠洋的最大股東；中水集團則是中國國務院國資委直接管理的唯一一家大型綜合農業類央企，2023年爲了壯大該公司在非洲的事業，透過板塊重組把利潤高的東非拖網事業和金槍魚事業合併至上市公司；至於大洋世家，中國政府則透過國有事業單位和控股公司持有大洋世家的部分股份。
不只是身爲股東，中國政府還“大撒幣”扶植遠洋漁業公司，持續給予豐厚的補助和實行減稅。“我們從這三家公司的年報證明，中國政府間接成爲非法漁業的幫兇。例如，中魯遠洋每年的利潤很不穩定，2019年的補助佔總利潤約22%，而且2021年的全部利潤都來自政府補助。”邱劭琪分析，“中水集團雖然是國有上市公司，營運狀況一直非常慘淡，譬如在2021年基本上是靠政府出手補助而賺錢。所以，政府補助是這些公司重要的資金來源。”
此外，在“一帶一路”和“藍色經濟”雙重模式護航下，中國政府野心勃勃地擴大遠洋船隊的勢力範圍，強化中國在非洲的影響力和經濟利益，而東非沿海國家人民卻難以從中獲益，往往淪爲被剝削的弱勢族羣。
藍色經濟是一場騙局
邱劭琪表示，中國政府對非洲的大外宣不論是強調“海洋命運共同體”、“中非命運共同體”或“藍色夥伴關係”，都是着重平等、互惠、雙贏的正面口號，不過再對比中國的大內宣敘述，例如遠洋漁業是建設“海洋強省”及“海洋強國”不可或缺的一環，或者更直接強調遠洋漁業是穩定糧食安全的“菜籃子”政策支柱，也是豐國富民的“藍色糧倉”等，這些頻繁用於中國政府公文和新聞稿的語言，對內宣傳鼓勵的都是向外奪取和發展，以維持中國的政治野心和糧食安全，跟互惠雙贏的大外宣說法差異很大。
《不義的浪潮》盤點中國奪取東非海上糧倉的案例顯示，馬達加斯加有高達70%的螃蟹銷往中國，螃蟹出口行業主要把持在少數的中國參與者手上，他們在不透明的條件下獲取獨家出口許可證，同時跟漁民壓低收購價格，坐大難以動搖的壟斷地位。
從捕撈、加工到漁業建設，中國無不坐收漁利。邱劭琪指出，東非各國如肯尼亞、坦桑尼亞和馬達加斯加等，是習近平提出“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戰略的最終站。中國政府利用“一帶一路”投資或貸款給非洲國家興建港口和漁業基礎建設，中國漁業公司也拿到豐厚的政府補助投入興建和開發工程，這一切看來都非常正向。但是，中國中央或地方政府也積極鼓勵將漁獲運回中國，補充數千、數百家水產加工廠的原料。事實上，遠洋漁獲回運是各省主要的工作目標之一，漁獲進入加工流程提高附加價值，身價纔會上漲。然而，在非洲的中國漁業基地幾乎都以初級加工爲主，這使得當地社羣很難在中國漁業公司的經營模式中受惠。
邱劭琪表示，《不義的浪潮》報告發布後，環境正義基金會仍未收到中國政府或企業的回應。不過，針對今年初有關浙江大洋世家的調查報告，大洋世家在受訪的新聞中強調，可以證明所有的作業都是合法。但目前，該公司仍未提出任何證據。
東非沿岸國家被推上危機浪頭，藍色經濟觸礁變調，不斷翻出棘手的非法漁業和人權侵害問題。這其中，區域漁業組織扮演着重要的領航角色。環境正義基金會建議，印度洋金槍魚委員會會員國要提高區域內的國民守法意識，支持延繩釣船上的觀察員覆蓋率在2025年達到20%；並且加強管制冷藏運輸船，逐漸廢止海上轉載漁獲；同時要改進鯊魚和大型海洋哺乳類動物的保育措施；以及提高在這個海域工作的船員的勞動權益標準等。另外，市場國在進口環節上要設立防控非法漁獲的機制，確保全球供應鏈的透明度，利用市場力量向中國施壓，使其對漁業管理框架進行必要的改革。
與此同時，西南印度洋沿海國家加強漁業監管也刻不容緩。環境正義基金會指出，這些沿海國家在覈發捕撈許可證前，應詳細調查中國漁業公司及船隻的背景並公開相關資料，針對違法行爲的懲處要有嚇阻效果，同時批准並執行所有爲漁船和船員工作條件設定的相關國際協議；而藍色經濟投資都要確保透明，且要有環境影響評估；此外，西南印度洋的港口國應有效執行聯合國糧農組織的《港口國措施協議》，對於合理懷疑從事非法捕魚或相關違法行爲的中國船隻應拒絕該船進入港口，或是檢查該船及採取其他適當行動，預防非法捕魚行爲。
中國政府更是責無旁貸，環境正義基金會建議，中國應批准並實施國際勞工組織的《漁業工作公約》及其他相關的國際勞工組織公約，以解決虐待勞工的問題；必要時，要更新國家法律框架，確保中國公民、自然人或法人能爲海外非法捕撈活動和人權侵犯負責；中國也要致力消除有害補貼，政府不得提供補貼、貸款或其他資金形式給有非法捕撈和其他違規紀錄的漁業公司，並持續更新和公佈遠洋漁業船舶的違法行爲和制裁等信息。報告還敦促中國政府改革相關審查制度並提高透明度，以此徹底解決中國遠洋漁船濫用換旗的問題。
轉載自RFA， 責編：陳美華 何平 網編：伍檫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