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個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改革開放使得中國經濟得以迅速擴張。習近平就任國家主席以後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更帶動了新一波中國企業的海外投資熱潮。2022年，中國已經是全球第二大對外投資國。但是，中國實力的快速成長也帶來國際地緣政治環境的改變。中國企業承接的投資項目在全球各地鋪展開來之際，也面對越來越多的風險和越來越多的質疑。香港科技大學榮休教授丁學良先生自90年代起就實地考察中國的海外投資行為，對中國海外投資所面對的挑戰與風險有着近距離和獨到的觀察。在今天的公民論壇節目時間，我們就電話邀請丁學良教授同大家談談中國海外投資面對的多重風險以及與這些風險與中國模式、與近年中國內政外交的關係。從丁學良教授的分析來看，中國企業海外投資項目近年來遇到的種種困難事實上反映着過去四十多年間中國特色的發展模式被壓制和掩蓋了的問題與代價。
中國海外投資的五大主要風險
隨着中國國內產能的迅速提高，中國資金開始越來越多地走向海外，胡錦濤時代的“走出去”，習近平上任後的一帶一路都從國家政策上對海外投資起到推動作用，中國不僅迅速成為境外凈投資國，並且也在最近幾年成為全球最大對外凈投資國中的一員。但這些政治推動下中國海外投資項目常常缺少正常的商業評估，因此越來越多地面對各種遠超出簡單的商業範疇的風險。丁學良教授按照時間順序，歸納中國海外投資面對的多種風險交織：
丁學良：我們可以按照時間排一個序列。 最早的時候，在九十年代中後期，這些海外投資風險主要是內部風險，也就是中方的地方政府，把一部分資金或實物運到海外投資，但對這些資產的管控當時既沒有經驗，也沒有很好的規章制度。 因此最早擔憂的是內部監控的風險，也確實發生過有些事情。我當時調研的時候就曾經發現，中國的地方政府在境外開的公司，在那個國家和那個地區登記註冊的時候，使用的是個人的名字。那問題就來了：真正的所有者是中國某一個地方政府或者是某一個地方政府的某一個部門，比如商業局、外貿局，但是在海外的（註冊）所有者，也就是這個法律上最重要的要素，實際上是個人，是外派人員！ 這就等於是資產轉手了嘛。 當時還不叫腐敗，就是資產轉手了，也就是國有資產流失了。當時用的這個（國有資產流失）概念還蠻準確的。
然後在這個過程之中，新的風險出現了。 就是你到海外去投資的項目做得比較大的時候，因為沒有充分的研究投資地具體的經濟、社會、法律、文化、宗教等環境，引起了糾紛。 有些項目進行到一半，進行不下去了！ 這種情形並不是到現在為止就解決了，沒有。因為現在中國在海外投資的地點很不一樣，在東南亞一個國家吸收的經驗，到非洲國家去。未必能夠解決你在非洲遇到的問題。 這是第二大類f風險。
第三大類遇到的問題，就是恐怖主義。 因為中國投資的有些地點以前一直不安全，不和平。 有戰爭、動亂、分離主義、宗教衝突等，都是這種老大難的風險。在這x些地方投資，就會成為他們（這些問題）的靶子，被他們所攻擊，被他們所要挾，包括（發生）人質（事件）。 這是第三類風險。
第四類風險。 是屬於剛才我提到的ESG，也就是管控框架的風險：不符合人家標準，就可能導致你的項目只做了1/3就做不下去，後來被罰款或被取消。
然後，最新的風險就是安全，因為國際政治、國際戰略形勢發生了變化。
這基本上把中國在海外投資遇到的最重要的幾類風險都涵括進去了。
維穩至上的中國模式在海外遭遇水土不服
法廣：您在一些文章中提到，海外投資在走之前一定要對所投資目標國家有一定的了解。其實這些企業在海外遇到的這些問題，是不是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中國模式對外輸出的一種水土不服呢？
丁學良：恰恰是這個問題。 因為我講的中國模式和暫時還不要講得那麼高層次的東西，我想就是一些操作方面的中國無。 他因為在中國國內做這些項目也好，做這些投資也好，做這些工程也好，基本上他們都是通過這些辦法克服困難，降低成本，提高速度，早點交貨，早點拿到錢。他們一直就是這麼做下來的。現在到了海外去，如果海外這個國家經濟發展水平、文化教育水平、法治水平都跟中國差不多，甚至比中國要落後很多，比如柬埔寨、老撾、緬甸等，還有巴基斯坦、孟加拉、印度尼西亞等等，這些都是中國在海外投資最多的東南亞國家。
所以這樣呢，他們把這些年在中國用過多少年的辦法帶到這些國家去—— 這裡有一點非常關鍵。我每次講課的時候我都會跟他們講：第三世界國家雖然在有些方面比中國落後得多，但是他們在有些方面比你（中國）先進，或者我們不用“先進”這個字眼，就是說和你（中國）不一樣。
這些國家在哪些方面不一樣？第一，他們有非常強大的宗教地方網絡，中國沒有。 無論是什麼宗教——佛教也好，基督教也好，天主教也好，伊斯蘭教也好，還有其他的一些地方宗教也好，他們都有非常強大的宗教網絡。第二，這些地方有歷史上留下的非常古老的村社組織。雖然（這些組織）不叫農會，但其實就是中國（農會）的作用。第三，在這些國家，工人可以成立自己的獨立工會組織。第四，這些國家中有NGO（非政府組織）。首先，只要有非政府組織，就能吸收有一些受到過很好教育的青年人，其次是非政府團體一定會加入到國際性的非政府組織網絡。一旦某地發生了嚴重的矛盾或者衝突，國際非政府組織就會過來幫忙。而國際NGO能動員出來的資源就非常多樣化，也非常強，比如說法律的資源， 媒體的資源，然後拍照、上網。他們還有語言的資源，就是他們掌握好幾門外語，能一下就把事情弄大，令這些第三世界國家的政府官員都沒辦法……所有這些事情，在中國，地方上基本上都能搞定。
在中國地方上，能夠這麼幹嗎？！中國沒有我們剛才說的ESG，就是中間那個S的這些要素，中國基本上沒有，但是大部分第三世界國家都有。 最近就有一個例子。位於中國西北部的烏茲別克斯坦，也就是歷史上的絲綢之路最重要的必經之地。 在那個地方，當地的環保主義者對中國在那裡投資開礦盯得非常非常緊。他們就開始拍紀錄片。 這些國家對網絡也沒有管制。紀錄片拍好就上網。我們知道，國際上最有名那些渠道，比如馬斯克的X網絡，還有YouTube等等，點擊量一下子就可以一百萬、兩百萬、三百萬，那這個事情就鬧大了。 最主要確實就是環保，環境，因為他們說，本來這個地方的水都是雪山上融化er而來，水清澈甘甜。自從中國來開礦以後，由於開礦要洗礦，洗礦之後污水也不處理就流下去了，把當地的水源水系破壞了。這樣就要用這種辦法來動員老百姓來反對。
海外遭遇的質疑與中國發展模式被掩蓋壓制的代價
法廣：但這是不是也從側面反映出來中國過去這四十年的快速發展模式的一些後果？
丁學良：是代價！代價。因為這樣的成本代價在中國也有，並不是在中國就沒有這些成本代價，比如污染，比如對弱勢群體利益的侵犯，或者對農民土地的佔有，亂砍樹木、破壞水源等等，這些在中國不是沒有。 但是，在中國，這些事情沒辦法把它鬧得那麼大，而且動不動就鬧到國際上去，形成很大的壓力。
這也導致了為什麼中國公司在外面做很多的項目時，容易被人家盯住，中國b被認為最容易在這些方面違反本地人的利益，或者破壞本地的生態平衡，或者對本地的勞工不公平等等。比如說在非洲的肯尼亞就有這樣一個事件。不是中國的國有企業，而是中國的農民跑到那裡去，在當地發展養雞業。 中國本來就是一個農耕民族，養雞、養豬等，經驗特別豐富。 所以在當地養雞的效益非常大。
但這樣就會與本地農民一家一戶養雞賣蛋的生意競爭，使得他們沒生意可做了，這些當地老百姓就開始跑到中國農民的養雞場去鬧事，認為中國人把他們的飯碗給砸掉了……類似的事情（很多）。在東非海岸的捕魚捕蝦也一樣，因為只要中國 幾十條漁船過去，中國的船都比當地那些小木船要先進很多。因為中國現在是全世界遠洋捕撈最大的國家，這個地區上只要有海鮮資源，就有中國的船，就會跟當地人鬧矛盾、鬧衝突，因為這是人家的飯碗。
法廣：中國政府這些年官方輿論宣傳的“民族自信”是不是也在某種程度上誤導了這些中國海外投資行為？
丁學良：對了，對了。就是以最容易的、把一些本來不要上升到那麼高層次的一些矛盾，本可以通過一些非政治化的手段來化解，即使不能100%地解決，至少能降低衝突的規模和衝突的火爆程度。但是因為過去這些年中國國內的各種宣傳，導致中國人到海外去經營時，一遇到類似的事情，它容易用政治陰謀來解讀。 我不能說完全沒有政治陰謀，肯定有政治陰謀，但是不能把所有的事情統統都用一個原因去解釋鬥爭，認為這些都是（因為）人家看不慣中國崛起、看不慣中國的發展、都是西方帝國主義在後面搗鬼……這樣一來就會把很多事情弄得沒辦法處理。
前陣子有位四十來歲的女士專門找到我。 說他們現在印度尼西亞已經做了三四年了，在那裡找到了非常好的項目，跟中國新能源有關，印尼有很多的礦，也有工人，而且便宜，印尼也歡迎中國的投資，但是，他們開始這個項目以後就開始發現，事情沒那麼簡單，因為一旦項目做大，就會引起周邊城市裡的人的關注，然後又引起國際上的關注，因為中國公司在這裡開礦，以後還要建廠的話，它一定會引起超出本地百姓之外的人的關注。這裡面當然也有那業競爭的原因。 潛在的競爭對手就要考慮：中國公司把這個礦拿下來以後。 以這種方式來加工，肯定比我們成本要低啊。 但他為什麼怎麼這麼低呢？他們於是就開始找原因，給當地的工人、農民付的工資低，總讓他們加班，環保標準比較低，還拚命用各種理由從中國把人給帶過來，等等，一大堆事情就來了……
法廣：中國海外投資在高速發展之後，如今面對很多質疑和不滿，其中原因，有剛才我們談到的中國海外投資在運作過程中操作上的一些表現引發爭議。 另外，現在國際地緣政治環境改變，中國近年的外交政策，也就是所謂“戰狼外交”，是不是也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中國在海外的形象……
丁學良：是。如果按照社會科學分類來講，剛才我們講的大部分那些發生衝突矛盾遇到的困難，或者引起的反彈，大部分是ESG範疇內的。 最近這些年來越來越多的案例是屬於安全（範疇的），而這個安全既包括軍事安全，也包括政治安全。 軍事安全很容易理解。比如說美國，現在有幾個州都通過地方法，不讓中國人和中國公司在美國買地，因為他們懷疑中國公司和中國人買地盡量靠近美國的那些非常敏感的設施，比如軍事基地、機場、發電站等很重要的信息通訊中心，這就牽涉到安全問題、信息安全、軍事安全、國家安全。 比如，英國要建新的核電站——欣克利角C 發電站。本來中國基本上已經把這個項目拿下來了，但後來又被否決了。 為什麼？就是能源安全。
法廣：對。但是中國在（海外）項目選擇的過程中，是不是也有安全考量，在某種意義上是也是為自己的國際部署？
丁學良：中國在哪幾個問題上也是一步一步地跟人家學呢？我認為最重要的就是海上運輸安全，這一點我是親眼見證的。中國為什麼要跑到斯里蘭卡去建那個港口？ 斯里蘭卡剛好處在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正中間的地方，當年遠洋，包括荷蘭人也好，英國人也好，法國人也好，德國人也好，都要經過斯里蘭卡。那是一個大島。 為什麼中國要花那麼多的錢，在斯里蘭卡建那麼大、那麼先進的港口，還有機場？建成之後虧本。 為什麼要做這種大虧本的事情？最重要的就是考慮到中國越來越依賴於海上運輸。 而海上運輸牽涉的東西都是都是中國最基本的生存和發展的原料、能源、糧食等。進入21世紀，中國就很快成為全世界最大的糧食進口國和全世界最大的能源進口國。 如果全世界有這兩個第一，那麼，海上運輸的安全，港口的安全，這些還能忽視嗎？！後來，當然問題很快就來了：如果你如此依賴海外供給，那你的海軍呢？這也就是為什麼中國建海軍。美國人說中國現在擁有的水面的大中型艦隻總量世界第一。不是指噸位，講的就是船隻數量已經超過三百艘了。 美國第二，美國才260多艘。 就這麼十幾年間，中國的造船能力全世界第一。 所以美國很着急，美國現在就是一到韓國和日本，要更新他們以前已經不用的造船能力。 因為美國自己本土的造船廠能造那麼好軍艦的船廠只有七家。 明天請個假的。 所以，現在這十多年來越來越牽涉到安全問題。 而一旦牽涉到安全問題的時候，就不算經濟賬了。不再是我到你這裡投資，給你帶來什麼新的就業，或給你增加這個那個的。 牽扯到安全問題，像這種純粹的市場要素你，就變得非常非常的次要了。
新冠疫情對海外投資的嚴重影響
法廣：中國海外投資發展也經歷了疫情期間的封城措施和這些措施對中國經濟的衝擊。這些對於中國海外投資的這種猛烈勢頭有什麼影響？
丁學良：影響非常大！影響有兩個方面，不是一個。 一個方面，是因為疫情的控制，中國在海外的這些項目（需要的）人出不去，出去的人回不來。這是一種嚴重的掣肘。第二個嚴重的掣肘是，因為疫情大大的影響了中國本土的經濟活力和政府的稅收，所以導致很多的項目資金不能像以前那麼樣的充沛。這是從中國方面來講。 如果從對方來講，中國投資的國家中一大半都屬於低度和最低度經濟發展（水平）國家，這些國家占很大的比例。而且這些國家的經濟非常單一，要麼完全靠原料，要麼完全靠農業，要麼完全靠捕魚，要麼主要的來源是旅遊。也就是屬於單一經濟結構。所以遇到疫情，所有這些都受到影響。 這些國家本國的財政本來就不是很健康，再到疫情，財政變得更加的萎縮，甚至政府破產。斯里蘭卡不就破產了嗎？！ 這種情況就影響到中國“一帶一路”上的很多項目。對方本來也要配給一部分資金，但他沒錢了；到了要還債的時候了，他沒錢還債；如果沒有疫情影響的話，有些項目、有些工廠已經開始可以賺點錢了，但疫情造成拖延，也賺不了錢……
這些情況又導致了另外一個問題。 巴黎俱樂部（Paris Club)，這是一些發達國家組成的一個債務組織。中國不是該組織成員。 但是，那些最貧窮的國家，很多國家以前是歐洲國家的殖民地。他們遇到嚴重的金融困難的時候，就去找這些最發達的歐洲國家（求助）。 但巴黎俱樂部組織認為，他們欠的是中國公司和中國政府、中國銀行的債，如果按照Paris club的規矩幫助解決，就要拿出（項目）的賬目。 就是要透明，否則不知道這個那個項目為什麼要貸款、貸款條件是什麼。各方因為這個事情吵架，來回吵了兩三年了。 後來中國政府也沒辦法，因為中國也沒有那麼多的錢，可以一下子一筆勾銷（貸款），（就決定對方）可以暫時不要還債，可以拖延一下，也就是給予grace period（延期還債）。這是一種減輕壓力辦法。第二種減輕壓力的辦法，就是本金（capital principle）還是要還，但是可以減掉你利息……就這樣來來回回好幾個回合。你別看中國在海外“一帶一路”投資了那麼多錢，但真正賺錢的項目沒那麼多。 有些（項目）是要看長期。 前期（階段）都是在投錢，還沒到有回報的時候呢！早着呢！ （中國在）斯里蘭卡不是（修了）最大的港口、機場么，但 基本上沒怎麼利用，沒什麼利用率。而且還要維修……
很多“工程和項目沒有被100%的、甚至沒有被50%的利用”
法廣：那就以斯里蘭卡為例，從斯里蘭卡不久前發生的政治、經濟、社會危機中可以看到，當地的生活水平和新建的機場、港口的先進程度之間，規格可以說相差好幾個級別。這個機場可以有利潤的時候，是不是也很遙遠呢？
丁學良：這要靠周邊經濟和世界經濟才能把它給托起來。你想，這個國家雖然是地處全世界最重要的海上通道中間，但它周圍除了大海以外什麼都沒有。 我想對它來講，最重要的可能的、但現在還沒有落實的是兩個來源：一個來源就是能不能夠讓全球最重要的海運公司——不管運什麼貨物，不要走以前那個走得很熟的航道，而是利用斯里蘭卡的港口設施。 這可能就要繞一點路，那麼從商業的角度來講，這個港口的收費標準就要降低，不然人家幹嘛要虧本呢！ 第二個（來源）就是開闢旅遊的條件，因為斯里蘭卡的旅遊資源非常豐富，那裡是佛教聖地，釋迦牟尼的舍利子實際上就在斯里蘭卡。
法廣：但這是不是也意味着在安全和政治風險之外，中國的海外投資的另一大風險可能是血本無歸呢？
丁學良：沒到血本無歸那種可能性，但是要大大的損失。 一個是人家拖延貸款，第二是這些工程和項目沒有被100%的、甚至沒有被50%的利用、這本身就是一種經濟損失。緬甸的情況也是。還有巴基斯坦修建的瓜達爾港，那裡的恐怖主義是要擔心的最大問題。很多很多的公司都不敢用那個那條路，那個港口。 再說阿富汗。美國從阿富汗撤軍了。阿富汗剛開始拍胸脯說，那裡有全世界最好的銅礦和其他的一些礦藏，因為幾百年來一直在打仗，這些礦從來沒開發過，他們希望中國公司去那裡開礦。但是，這又面對那些基本的條件問題，一個是不能有太多的暴力恐怖主義。第二，得有水，沒水不行。第三，要有路。中國在修路這方面經驗很豐富，但要在阿富汗控制住社會，控制恐怖主義，中國在這方面經驗並不是很多。 如果阿富汗的衝突要蔓延到巴基斯坦就更麻煩，因為這兩個國家之間的很多山口沒有人把守。塔利班就是這樣在兩國之間來來回回……
為什麼中國海外投資缺少準確數據？
法廣：那這些海外投資在收益上的風險會不會反過來對中國自身的經濟也產生一個負面的影響呢？
丁學良：這個問題在於我們現在拿不到準確的數據。 我所有關於整個中國海外投資項目的數據，基本上都是從國際研究機構那裡找來的，因為中國政府沒有公開發表他們統計出來的精確的數據。 我猜想其中有好幾個原因。第一，中國不但在海外投資的數據有時候既不及時也不準確，中國在國內投資的數據也經常有這個問題。這些跟這個國家的統計技術和統計系統有關係。 第二，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國到海外投資從九十年代中後期開始，陸陸續續已經三十來年了，這些年中間有很多的新的變化，也有很多的項目，從會計的角度來講很難計算。比如九十年代末投資的項目到底該怎麼算？ 海外市場是正的還是負的？ 還是拉平了？這就牽涉到中國的審計制度和會計制度。沒有這些，所有那些數據都是不可靠的。
然後還有第三，中國在海外的很多投資項目可以說是跟對方一對一（簽署）的。 而不是通過巴黎俱樂部組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或亞洲開發銀行等這些國際金融機構做出來的。是一對一，中方一個公司，或一個銀行、一個什麼投資基金會等等，跟對方（簽署）。這樣一來，連中國的中央政府有時候都不太清楚。 我問過中國很多機構。 不要以為中國的中央政府或是財政部、外貿部或其他銀行都清楚。他們自己也不清楚。
還有一個問題，也是最敏感的部分是，中國還有一些在海外的投資項目，肯定跟中國在安全和軍事和戰略方面有關係，那它當然不能夠完全告訴你了。我想說的就是那些最重要的航海線上的港口設施。 這些本來可能就是商業用港，但用了一段時間以後，有一部分就變成了軍事用港。柬埔寨那個現在港口不就這樣嗎？美國人現在正在跟柬埔寨吵架，因為最早的時候是美國援助柬埔寨修建的。但是現在給中國軍艦用。中國軍艦在那裡停了幾個月了，還沒走（法廣注釋：中國幫助柬埔寨對雲壤深水港改造升級引發美歐等國關注。自2023年12月底就有兩艘中國軍艦停靠在雲壤港。2024年5月中旬，中國海軍另外兩艘艦艇又駛往柬埔寨，在那裡參加兩國間最大規模聯合軍事演習。）
法廣：中國國內最近兩三年房地產業陷入危機，出現很多爛尾工程，中國海外投資是否也面對這種情況？
丁學良：爛尾工程主要是發生在國內，有很多。在海外也有，但不多。為什麼呢？因為在中國的很多爛尾工程是地方政府與房地產公司勾結在一起開展的工程，但是去海外投資，中國公司沒有這個條件。目前最大的一個爛尾工程是（樓）建起來以後沒人住，就是碧桂園在馬來西亞的那個大項目（法廣注釋：碧桂園在馬來西亞瀕臨馬六甲海峽附近海灘修建的森林城市工程。這些豪華現代的樓房如今大部分都處於空置狀態）。房子都建起來了，花園很漂亮，但是沒有人住。 馬來西亞政府曾給他們提供了很多土地，現在卻是這樣的後果。他們本來以為中國的經濟一定會一直好下去，中國會有很多人到海外來度假，到海外來置產，到海外來移民、念書等等，當地是全海景——中國人最喜歡全海景。但沒想到遇上了疫情，然後中國經濟越來越不好了，有錢的人越來越少了。 碧桂園在那裡的這個項目就虧本，虧得多了！那些房子賣不出去，市場價格一直在下跌。還有在柬埔寨的西哈努克港附近旁邊也有類似的項目，但是規模沒那麼大。
轉載自《法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