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法國電視台BMF與《解放報》及《費加羅報》紛紛關注中國退休制度與養老金危機，本期中華世界我們就來談一談相關議題。話說有一組數字，足以讓任何一位人口學家失眠。根據中國官方統計，目前全國退休年齡人口約為3億。到2035年，這一數字將突破4億——超過美國的全部人口。與此同時，中國去年失去了340萬人口，榮鼎諮詢預測，未來十五年內還將再減少約6000萬，這數字相當於整整一個法國從地圖上消失。且這不是遙遠的預言，而是正在發生的現實。
法國電視台BMF指出，問題的核心在於，中國的老齡化速度，遠超其經濟發展的步伐。用學界的表述，這叫“未富先老”——在尚未積累起西方國家那種財富厚度之前，中國已經開始承受與之匹配的人口老齡化代價。歐洲經濟政策研究中心（CEPR）的研究人員將此概括為”雙重挑戰”：既要維護急速擴張的老齡人口的生活水平，又要在財政上撐住一個日益沉重的養老金體系。
今年第一季度，中國的結婚登記數量不足170萬對，創下2020年封控以來的最低紀錄，較十年前腰斬。婚姻數量是出生率最可靠的先行指標，這意味着未來的人口曲線只會更加險峻。25歲以下青年失業率超過16%，高學歷年輕人難覓適配職位，即便步入婚姻，生育計畫也一再延後。經濟的不確定性，正在系統性地壓制中國人的生育意願。
這一切彙聚成一條越來越陡峭的下行線——而養老體系，正處於這條線的最前端。
兩套制度，十五倍鴻溝
報道表示，若欲理解中國養老危機，必須先理解它的制度結構。
中國並非只有一套養老體系，而是並行運轉着兩套截然不同的制度，各自覆蓋約一半的人口，彼此之間的落差，觸目驚心。
第一套，面向城鎮正規就業人員。它運作方式類似社會保險，養老金與工資水平、繳費年限直接掛鉤。2024年，這類退休人員的平均月養老金約為3825元（約合485歐元）。
第二套，覆蓋農村居民與城市非正規就業群體——也就是那些在建築工地勞碌一生的農民工，那些撐起中國經濟騰飛的無名勞動者。他們歷史上繳費普遍較少，養老金主要依賴國家基礎補貼。平均下來，每月僅約246元——約合31歐元。
兩套制度之間，相差竟有十五倍。
全球化智庫（CCG）研究員王子晨（音譯）一針見血地指出：多年來，“共同富裕”的旗幟在國際上高高飄揚，彷彿中國正在醞釀一場大規模的財富均等化實驗。然而現實是，國家在向普通公民直接轉移支付方面，始終極為克制。
今年3月出台的第十五個五年計畫，被許多代表寄予厚望，期待能給農村退休人員一次大幅加碼。結果令人失望：最低基礎養老金僅上調20元/月，調整後為163元（約20.6歐元）。
報道認為，這不是疏忽，而是選擇。德國墨卡托中國研究中心（MERICS）研究員亞歷山大·布朗直言：中國的經濟政策已經並將繼續以支持產業為導向，而非以惠及家庭為導向。習近平堅信，在大國博弈的時代，產業優先是強國的必要路徑。社會支出佔GDP的比例，中國僅為13%，而歐洲國家平均高達30%——這一差距，既是造成內需疲軟的深層根源，也是中國出口持續高歌猛進的結構性燃料。
養老金體系的改革已在路上。法定退休年齡正在逐步上調：男性從60歲提至63歲，女性工人從50歲提至55歲，女性管理人員從55歲提至58歲。按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估計，這一調整將使2050年的養老金支出佔GDP比例從15.3%降至11.9%。但中國社會科學院早在2019年便已預警：若無系統性改革，養老金體系可能在2035年前後陷入赤字。北京為此在2025年動用了約3670億歐元來填補社保基金缺口，佔一般預算支出的10%以上——而這個數字，還在繼續攀升。
榮鼎諮詢（Rhodium Group）的判斷則更為悲觀：人口壓力對中國財政平衡的衝擊，可能仍然被嚴重低估。
香港老人的出走：用腳投票的養老選擇
如果說中國大陸的農村老人是在制度的夾縫中無聲等待，那麼香港的退休人員，則用一種更為主動的方式，回應着另一套失效的養老體系——他們選擇出走。
據《解放報》駐香港記者報道說，陳先生（Eric Chan）六十多歲，曾是香港特區政府的公務員。兩年前，他與妻子斯黛拉遷居廣東中山。“我們想過上舒適的生活，留在香港已不是選項”，他說。他們在中山終於買下了屬於自己的房子——這在香港，是他們這輩子都無法觸及的奢望。香港長期高居全球生活成本榜首，即便是公務員，也難逃退休後的貧困恐懼。
那個形象始終縈繞着他們：“紙皮婆婆”——那些在街頭低頭撿紙皮箱賣錢維生的老人。“我們曾覺得，可能得工作到死，才能不成為子女的負擔”，陳先生如是告訴《解放報》。如今在中山，這些恐懼都消散了。他們過上了一種“負擔得起的高質量生活”，甚至每次回港探親，反倒是祖父母請全家吃飯。
報道強調出，陳先生的故事，並非個案，而是一種趨勢的縮影。
香港大學老年學家盧佩儀教授揭示了一幅嚴峻的圖景：在政府補貼介入之前，香港65歲以上人口中，有45%生活在貧困線以下。超過一半的老年人無力退休。公立養老院候位時間約兩年，醫院一床難求，牙科預約有時需要等待數月。更令人憂慮的是，2022至2024年間，香港老年人自殺人數年均達470人，佔全港自殺總數的40%。
而在邊界對面，一座名叫中山的城市，正成為越來越多港籍退休人員的新家。中山距香港車程僅兩小時，房價、醫療、餐飲開銷都大幅低廉，文化習俗相近，語言相通。中山房產中介艾倫·楊描述，自疫情結束以來，來自香港的購房客戶絡繹不絕——教師、公務員、“普通職員”，有些尚在五十多歲，便已開始布局退休生活。
事實上，數字印證了這一趨勢：2025年，約10萬名65歲及以上的香港居民定居廣東省，較十年前增加40.5%。今年3月，已有1100名港籍老年人入住廣東省26家養老院，是2022年的九倍。
這場悄然進行的遷徙，有其深刻的結構性邏輯。它是香港社會保障體系長期積弊的折射，也是粵港澳大灣區融合進程的現實寫照——當政策倡導的融合遭遇老年人的現實需求，人口自然會以最經濟理性的方式流動。香港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菡已表示，若需求持續增長，將進一步與內地協商對接。一場養老意義上的“北上”，已成規模。
機器人的介入：技術能否填補人情的空缺？
無論是大陸老人還是香港移居者，都面臨一個共同的現實困境：子女不在身邊，或數量本就稀少。在中國城市，飛漲的房價讓四五十歲的子女難以與父母同住；獨生子女政策留下的人口缺口，正在以一代人為周期顯現其後果。
當人手不足、機構床位告急，技術的介入便成為一種必然——或者說，一種無奈的必然。
據《費加羅報》題為「中國：老年人依賴陪伴機器人已成必然」報道指出，中國工程師正在將這一答案具象化：人形機器人。
這些由人工智能驅動的雙足金屬機器人，正陸續出現在中國的養老機構中。它們能翻動身體、協助按摩、遞水喂藥，以每小時5公里的速度行走，勝任大量重複性照護任務。部分機器人配有AI驅動的動態面孔顯示屏，可呈現出使用者熟悉的親人面容，以激發情感上的親近感。更重要的是，它們從不疲憊與不耐煩，不會鬧脾氣，也不會在凌晨三點拒絕回應呼叫。
展望2040年，這些機器人將能掌握同住者的生活習慣，回答問題，幫忙找回丟失的眼鏡，甚至陪老人下棋——並刻意避免每局都贏，以照顧對方的情緒。中國每年新增約1700萬60歲以上老人，龐大的需求缺口為機器人行業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發展動力。
然而，技術的邊界，在《費加羅報》報道描述的那幅清晨公園圖景中，顯得格外清晰。
每天清早，中國各大城市綠樹成蔭的公園裡，老人們隨着悠揚的傳統音樂，成群結伴，緩緩做着晨練。那是一種對陪伴與溫情的渴望，一種機器人永遠無法填補的人類需求。機器人可以協助照料身體，卻無法給予真正的情感聯結。它們是效率的補丁，而非人情的替代品。
這一局限，在香港移居中山的退休人員那裡，被另一種方式詮釋：人類仍然需要真實的社區、可負擔的醫療、物質上的安全感，以及與子孫輩分享一頓飯的簡單快樂——這些，機器人一樣也給不了。
最後，我們若將前述這三篇報道放在一起思考，其實都彙向同一個核心矛盾：“未富先老”的中國，正在用一個尚未充分建立的社會保障體系，去承接一場規模史無前例的老齡化衝擊。
轉載自《法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