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感謝「歐洲之聲」、「中國研究」邀請我們來萊比錫參加《劉曉波人權獎頒獎典禮》與《中國民主憲政研討會》。萊比錫是我多年想往的城市。1989年東歐民主運動的重要發生地，當地的民運人士每周一在聖，尼古拉教堂探討國家的民主問題，後來每次討論結束，人們就舉著臘燭上街遊行。這就是著名的【周一遊行」。他們自始自終秉持和平理性，非暴力的精神，不攻擊警察，不砸商店，不沖擊政府。89年10 月9日這一天，約7萬人上街，政府已經部署鎮壓，但最後沒有開槍，遊行和平結束。
劉曉波是中國民主運動和平理性，非暴力革命的代表人物。因此在這裏紀念他有著非凡的意義。
劉曉波作為和理非的倡導者與代表人物獲得了一個政治人物最高的榮譽，諾貝爾和平獎。諾獎委員會將這一榮譽給了被專制政權關在獄中的異見民主人人士，是需要勇氣的。因為中共政權是當今世界上最大，最邪惡的政權。故不其然，中國政府不但制裁挪威與諾獎委員會，還以惡劣的環境敗壞劉曉波的身體直至死亡。「和理非」與榮譽，並沒有讓他幸免遇難。這就是迫使人們提出了這樣的疑問，對於中共這樣一個殘酷的政權，堅持和理非有用嗎？
中共建政以來，最大的民主運動是1989六四民主運動。這個以學生為主的民主運動自始自終都堅持和平理性，在運動期間甚至將三位來京支持學生運動，向天安門的毛像扔雞蛋的青年人扭送到派出所。雖然三位青年的行為很難說是激進，但仍不容於學生，對此我們可見廣場學生的和理非已恪守到什麽程度。劉曉波在那場運動中因提出非暴力的理念與周舵，高新，候德建一起被稱為四君子。在局勢惡化的6月3日，他與在場的學生溝通呼籲學生撤出廣場，以避免傷亡。六四運動最終以血腥鎮壓告終，劉曉波並沒有因堅持和平理性而逃出中共的迫害仍然被捕審查。後又因發起推動政治改革被 監視居住與勞動教養，最後因參與起草《零八憲章》以顛覆國家政權罪被判11年。在刑滿即將釋放前，因肝癌在保外求醫中死亡。雖然我們並不清楚獄中遭遇什麽，但有一點可以肯定，中共是不會讓他活著離開監獄的。因為諾貝爾獎的巨大名聲，他將成為中國民主運動的領導人。當時海外民運也確實在討論他出獄後如何將他接到海外，繼王炳章之後接掌中國民運大旗。
縱觀劉曉波的政治理念與實際行動。自始自終都是堅持和平理性的。就是以顛覆國家政權罪判處的《零八憲章》也沒有推翻政權，而是根據中共本身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撰寫的。既沒有要求取消中國共產黨領導，也沒有禁止共產黨執政，更沒有取締共產黨。而實際上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要害就是共產黨領導。除出共產黨領導這一條外，與西方民主國家憲法並沒有多大差異。《零八憲章不過提出了中國憲法本身已有的東西，憲政自由，多黨競爭，司法獨立，出版自由，言論自由等。一句話，《零八憲章》不過是要求中國政府履行憲法而已。當然對專制政權 來說，是對他提出挑戰。任何向他提出挑戰的人，不管什麽形式，多麽的和平理性，都是欲除而快的敵人。
劉曉波作為和理非的代表人物，他最為人詬病的是「我沒有敵人」。這是他在2009年12 月23日在法院審理時準備的一份陳述。雖然這份陳述沒有能夠在法庭上得到陳述。因其在2010年諾獎典禮上被 引用而廣為人知。他說我沒有敵人，也沒有仇恨，一個沒有敵人，也沒有仇恨的人最後被他的敵人迫害而死。那麽我沒有敵人，沒有仇恨還有意義嗎？不少人認為劉曉波的我沒有敵人，讓他死得沒有氣節，也誤導了許多人。讓和理非成為愚蠢和荒唐。需要一提的是，在時下的反共圈，和理非是貶義詞。這些年許多人國內出來 自稱「反賊」的反共人士，大都不認同和理非。
89六四運動，毫無疑問是一場和平理性的民主運動，在這場運動中不但沒有燒殺搶掠，也沒有沖擊政府機關，那一段期間是社會最平和的時期，甚至連小偷都被感動得罷偷了。當軍隊進城前，學生市民拿著食物去慰勞在郊區的解放軍，呈現出軍民魚水情令人動容的場面。學生最激烈的就是拿自己的身體當賭註，用絕食來宣示民主的決心。如果我們把北京天安門的學生與萊比錫尼古拉教堂的民眾相比，他們的和平理性一點也不下於尼古拉教堂的民眾。但是中共政權開槍了，東德政府沒有開槍。兩廂對照，不是學生理性不理性，而是政府理性不理性。六四屠殺的原因，罪不在學生，而是政府，是政府執意要殺人。六四之後中共的理論是六四鎮壓保了國家的平安。這個平安當然是中共政權的平安。而西德共產黨政權最後沒有開槍，與歐洲的文藝覆興以來的人道主義文化分不開的，與教會在社會中所起的作用是分不開的，盡管都是共產政權，他們還保留了最後一絲人性。
六四民主運動，和理非沒有避免鎮壓，劉曉波和理非沒有避免他被迫害而死。那麽和理非在中國的民主運動中是否已經死亡？答案是否定的。
劉曉波我沒有敵人，把政治理念上升宗教的高度。耶穌說「要愛你們的仇敵，為那逼迫你們的禱告」。聖經說要寬恕傷害你們的人，「父啊！赦免他們，因為他們所做的，他們不曉得」。可以說寬恕，包括寬恕敵人是基督教的核心思想。在佛教裏也是同樣，不要生嗔恨之心，怨怨相報，何時了。當然宗教思想與唯物主義的共產主義者的中共是對牛談琴。我沒有敵人，在制造仇恨為理論的中共面前必是慘不忍睹。劉曉波死後，960萬平方公裏，竟然連一墳一穴都不給，逼著家屬把骨灰撒在大海裏。不過這反到使他的骨灰流向大海，流向世界，讓他的精神成為世界文明的一部分，是求仁得仁。盡管如此但我們依然要放下仇恨，這並不是我們能夠上升到基督的高度，菩薩的境界，而是我們唯有如此，才能使中國避免處於萬劫不覆的仇恨輪回之中。
我們來看看這個世界上最偉大的人，和平理性的倡導者也是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尊者達賴喇嘛曾經對激進要搞武裝的藏人是這樣說的：「假如我們決定要武力達到目的，首先要有槍，還要有彈藥，幾支槍不夠，要幾千支，但誰會賣給我們呢？印度？美國？即使買到了錢從哪裏來？又怎樣運進中國。」尊者的進話是告訴即使要暴力革命，武裝鬥爭實際上沒有可能性。這個話是早期講的，從現在的狀況來看在大數據面前，即使有槍還沒有動就被發現了，何況幾支槍又如何敵得了現代化的正規軍隊。尊者作為喇嘛以他的慈悲性，以佛教的中道理論，提出他的和平理性的中間道路。西藏流亡政府與流亡社區至所以得得國際社會的關註與支持。是與達賴喇嘛的非暴力的中間道路分不開的。劉曉波與達賴喇嘛兩位都得到了諾貝爾和平獎不是偶然的。這是他們共同的理念，追求，堅持得到了國際社會的承認。達賴喇嘛與劉曉波是以和理非方式反抗中共暴政的雙雄巨擘。是我們戰勝中共暴政的法寶。
和理非並不是反對暴力革命，而是因為暴力革命的不可行。但這並不是說被壓迫的民眾沒有暴力反抗的權利與正當性。比如，揚佳殺警，這就是被 逼之下民眾的正義選擇。「你不給我一個說法，我就給你一個說法」。這是無可非議的正義宣言。如果沒有楊佳這樣的死士，我們中國人就為被睢不起的，沒有血性的中國人，只是一批任人宰割的草民。
主張和理非的人士從來不反對暴力革命，是因為不可行。實際上直到現在為止，主張暴力的人士也沒有在中國打過一槍一彈。這不是非議他們，實在是很難做到。當然對於以動刀，以汽車撞人濫殺無辜的社會報覆是堅決反對的。有一句話說得好：冤有頭，債有主，前面拐彎是政府。和理非不排除暴力革命，當它成為可能時，絕不會自廢武功。當民眾起義，當軍隊嘩變，以軍事力量摧毀中共政權時，秉持和理非的人士不但不會反對，必定是全力支持。而以當下社會 民眾與中共權貴矛盾激化，習近平對軍隊的大規模的殘酷無度的清洗來看，這是完全可能的。一句話：和理非與暴力革命從來是不割席的。兩者相互相存，是民主戰車上的兩只輪子，缺一不可。雨果的「悲慘世界」體現了法國大革命的精神，即：絕對的革命之上，有一個絕對的人道主義。
我們堅持達賴喇嘛與劉曉波倡導的和平理性，還有一個理由就是在中國發生政治變局中盡可能地減少社會動蕩，混亂，殺戮。共產黨幾十的的執政其罪行罄竹難書。家家都有一本血淚賬，包括中共的幹部官員。有血債，有血仇。時機一到，就會報覆，仇殺。血流成河並非聳人呼聞，看看這些年的社會報覆事件有多麽的血腥就知道了，我們知道不可避免，但我們要將它減少到最低的程度。我們要清算共產黨的罪行，但不是仇殺，不是私刑，而是法律，以法律來還公道，該判的判，該關的關，但不殺人。以文明的方式來清算罪行。這就是和理非。這就是達賴喇嘛，劉曉波的非暴力路線。中國民主轉型的道路。
在強大的中共政權面前，我們除出道義力量，幾乎一無所有。有人說海外民運幾十年一無所成，但我們心中有數，我們的堅持就是勝利。已故的民運領袖萬潤南先生曾經說過，「旗子不倒，隊伍不散」我們憑著信念做到了。雖然我們到了這個年齡，這個歲數，「世上空驚故人少，集中唯覺祭文多」。今天這個走了，明天那個走了。打開網頁看到的都是悼念祭文，但我們不覺淒涼，因為我們為我們所珍視的理念奮鬥了，為理念奮鬥就沒有失敗。我們以自己的年華的犧牲，這樣的犧牲就是勝利。「但問耕耘，不問收獲」，堅持到今天的每一個民運人士都有那樣一種大氣度，這樣一種大境界。我們不會妄自菲薄，我們是驕傲的，因為我們是投向中共暴政的一塊石子，更是中國民主道路上的鋪路石。不！我們還有一個名字，夢想被延遲的人。我們的夢想是什麽，在座的每一位人都知道，這就是憲政民主。
謝謝主辦單位，謝謝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