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4日，全球AI相關股票出現一輪大跌。美國費城半導體指數一度下挫5.2%，歐洲和亞洲的AI概念股也普遍遭到拋售。晶片和半導體股大跌以前也出現過多次，但是這次的原因很不一樣，直接誘因是美國幾位最重要的AI企業家公開要求給人工智慧的發展踩刹車。
Anthropic首席執行官Dario Amodei提出放慢最先進AI的發展速度，得到OpenAI的Altman和馬斯克贊同。Altman甚至認為，如果AI在本世紀結束前導致人類滅絕的風險達到10%，就是不可接受的。此前，已有AI前沿研究員警告，2030年前，AI有可能毀滅人類。
股票一天的漲跌當然不能說明AI產業已經發生方向性逆轉，但這次市場震盪仍然釋放了一個過去沒有出現過的信號：資本市場第一次認真考慮，製造最先進AI的人自己會不會因為擔心AI失控，而主動降低技術發展的速度。
這和美國政府的態度形成了鮮明反差。川普不僅不贊成給AI踩刹車，反而把目前一些有關AI風險的警告稱作被誇大的恐慌，擔心過度監管削弱美國的競爭力，讓中國獲益。他的政府把快速發展AI明確當作美中競爭的一部分。美國社會現在出現了一種很有意思的分裂，政府擔心美國AI發展得不夠快，企業家卻擔心AI發展得太快。
這種分裂之所以值得重視，是因為美中AI競爭或許正在進入一個非常關鍵的時間節點。
到目前為止，美國在這場競爭中，優勢仍然非常明顯。全球最先進的AI晶片及其設計生態基本掌握在美國企業手中；OpenAI、Anthropic、Google等公司依然處於最前沿模型的第一梯隊；美國還擁有全球最強的AI人才、資本市場、軟體生態以及雲計算體系。中國模型近年來雖然進步極快，像DeepSeek、Kimi等已經能夠在許多實際任務上逼近美國前沿模型，可總體而言，美國依然掌握著技術制高點。
中國最大的短板還是晶片。美國對先進晶片和半導體設備的限制，雖然沒有阻止中國AI發展，卻提高了中國獲得最高端算力的成本。中國國產AI晶片正在進步，但在最先進制程、晶片性能以及整個軟體生態上，同輝達仍然存在很大差距。
然而，AI競爭發展到今天，決定勝負的因素已經不再只是晶片和模型本身。中國也正在顯現出幾個過去沒有那麼受重視的優勢，包括電力、應用場景以及政府的組織和規劃能力。除此外，美國過去很少被列入AI競爭劣勢的兩個因素，現在也開始顯現出來，它們是，美國居民對資料中心越來越強烈的反感；以馬斯克為代表的美國AI企業家對AI發展太快的憂慮。
有關調查顯示，約七成美國人反對在自己的社區建設AI資料中心，其中接近一半強烈反對。原因很現實，資料中心佔用大量土地和水資源，消耗巨量電力，居民擔心電價、噪音和生活環境受到影響，而這些設施投入巨大，長期創造的就業卻並不多。現在美國多個州和地方已經出現限制甚至暫停大型資料中心項目的壓力。
這就產生一個過去很少有人想到的問題。川普可以把贏得AI競爭定義為美國國家戰略，但美國總統不能因此命令某一個社區接受一座居民不願意要的資料中心。地方政治、居民抗議、環境審批、電網承載能力都會進入決策。
中國在這方面受到的限制要少得多，或基本不受限。雖然也存在地方利益和環境問題，但地方居民形成不了能夠阻止國家認定為戰略基礎設施項目的政治力量。從這個意義說，美國擁有最先進的晶片，卻未必能夠按照AI企業希望的速度建設資料中心；中國晶片落後，卻更容易同時建設資料中心、電廠和電網。
比起居民對建設資料中心的抗議，AI企業家自己開始害怕AI發展得太快，是新近才出現的現象，也是一個很有美國特色的約束條件。美國私營企業高度自主過去一直被認為是它在科技競爭中的巨大優勢，政府不需要告訴企業怎樣創新，企業自己為了市場和利潤高速向前跑，但AI第一次可能讓這種制度優勢出現另外一面。
Amodei、Altman和馬斯克等以前積極鼓吹和推動AI發展的企業家，現在開始認真公開討論AI可能失控甚至威脅人類。儘管美國政府出於被中國趕上的理由反對放慢AI發展，但它不能像管理國家機構一樣，要求一家私人AI公司無視自己判斷的安全風險，而必須按照政府確定的速度繼續訓練下一代模型。如果這些企業家認為某一代模型風險太高，是可以延長測試，推遲發佈，主動降速的，美國政府對此很難干涉。
此種情形在中國也很難出現。雖然中國AI企業也關心模型的安全問題，但中國企業在國家戰略中的位置同美國企業不同。一旦北京把AI確定為決定國家競爭力的核心技術，中國企業在發展速度這個問題上最終服從的主要還是國家戰略，而不是企業家個人對人類未來風險的判斷。
很難想像幾家中國最重要的AI企業，因為創始人或研究人員認為AI發展太危險，就聯合起來要求中國整個行業主動減速。這並不是說中國政府對AI的安全就放任不管，但也確實不太可能見到中國的AI公司會向政府建議減緩開發步伐。這是由中國的政治生態決定的。
可以說，在這些新增變數上，中國的相對優勢正在變得明顯。這並不意味著中國不久就要超過美國。AI的技術進步仍然高度依賴晶片、模型、人才和原創能力，美國在這些方面依然領先中國，但決定美中AI競爭結果的條件，顯然已經不再局限於這些傳統技術因素，雙方優劣結構正在發生的變化值得美國警覺。
美中的AI競爭正從幾家公司的技術競賽，變成兩個國家體系能力的競爭。從現在開始，決定競爭結果的，可能已經不只是哪個國家能造出更聰明的模型，還有哪一種體系更有能力承受AI從實驗室走向整個經濟和社會之後帶來的巨大資源需求、社會阻力和風險壓力。
轉載自《上報》作者為獨立學者／中國戰略分析智庫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