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之聲按語：文化大革命，簡稱「文革」，是中國歷史上一場由毛澤東發動和領導的全國性政治運動，於1966年5月16日—1976年10月6日間發生在中國大陸境內。它對中國社會產生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並受到鄧小平等其後中央領導層的全面否定，被後世負面評價為「十年內亂」、「十年動亂」、「十年浩劫」。收到胡平先生推薦的章立凡文章，「紀念文革：——我的『低種姓』生活」，為世人重現了那段淒慘、悲涼與殘暴的歲月……。歐洲之聲設立了專欄，歡迎關於文革的追憶、揭示與批判文章。中共專制體制不倒，人民必須重視，反思、檢討、警醒與批判，居安思危，防微杜漸……。
說明：章文提到「中國歷史上的賤民有樂戶、惰民、丐戶、□戶等名目，形成世襲制度……」，其中「□戶」，顯然是網絡處理文字的錯誤，我查閱了不少網站，未作處理與說明，應該是「疍（dàn）戶」：指分佈於閩、粵、桂等南方沿海與水域，多以船為家、以漁業為生，長期被視為賤民。不當之處請讀者指正。
我的父親章乃器生於1897年，他在經歷了半個多世紀的滿清帝制、北洋軍閥和國民黨獨裁統治之後，對人民共和國的民主與法制建設充滿希望。他說：「憲法公布以後，資產階級吃了三顆定心丸，一、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二、保護資產階級的財產所有權；三、對資本主義工商業逐步地實行利用、限制、改造。」父親的老朋友羅隆基是憲法專家也是人大代表，當時曾興奮地在人代會上發言說：「中國人民就要有一部真正民主的憲法了，這是多大的一件喜事！」
這兩人當時都沒有想到，僅僅三年之後，他們會因使用《憲法》第八十七條規定的言論自由，而被扣上「右派」帽子。隨著國家民主與法制的破壞，與他們一起受難的五十五萬「右派」公民及其家屬，也因而逐步喪失《憲法》所賦予的公民權利，淪為社會的賤民。
一，賤民制度
古為今用 ，將人分為等級，古今中外皆有之，但正式規定賤民身份的，卻不多見。
在種姓制度下，古代印度人被分為四個種姓：婆羅門、剎帝利、吠舍和首陀羅。首陀羅是被雅利安人征服的原住民，處於奴隸地位。 在首陀羅之下，還存在著一個沒有種姓的群體───賤民，其地位遠在前四種種姓之下，俗稱「第五種姓」。按照印度教教義，賤民被稱為達利特人，意為「不可接觸之人」。
各個種姓職業世襲，互不通婚，以保持嚴格的界限。《摩奴法典》對各個種姓的衣食住行都有煩瑣的規定。不同種姓間不能同處一室，不能同桌吃飯，不能同飲一口井裏的水。倘有觸犯者，輕則處罰，重則被開除出種姓之外。
開除出種姓的人及不同種姓的男女所生的子女，即成為賤民，最受鄙視。只能居住村外，不可與婆羅門接觸，只能從事被認為是最低賤的職業，如擡死屍，清除糞便等。走路要佩帶特殊的標記，並不斷發出特殊聲音或敲擊器物，提示高級種姓者及時躲避。婆羅門如接觸了賤民，回去後要舉行凈身儀式。
種姓制度經過長期演變，越來越複雜，在四個種姓之外，又出現了數以千計的亞種姓。雖然該制度在1947年印度獨立時即告廢止，但實際上仍頑強存在。據不完全統計，目前印度10億人口中，賤民人數約為1.6億，半數以上居住在農村。
日本「明治維新」前，華族、士族與平民之間禁止通婚，其下則為賤民，分為兩級：一是穢多，二是非人。穢多是在戰國末期到江戶初期激烈的社會變動中沒落的和歷來受賤視的人們，為了生活而從事處理死牛死馬、清掃、遊藝等活計和乞討等。也有從事農耕者。十七世紀末到十八世紀初，全國統一稱之為穢多。
非人與穢多有明確區別，身份更為低下。江戶時代的非人，有世代為非人者，也有因犯罪等而從上等身份轉落為非人者，但絕大多數是十七世紀後半葉從貧農和城市貧民中出現的沒落者。其中登入非人「人別帳」上的稱「抱非人」，無住處者叫「野非人」。非人平日以乞討為生，亦從事賤役，如帶領犯人遊街和收拾死人等，在風俗上禁止束髮。1871年（明治四年）發布的《解放令》，宣布穢多、非人「應與平民相同」 ，承認他們職業、婚姻、居住的自由。但社會的歧視仍然存在，直到今天，他們仍被稱為部落民，在教育、婚姻、就業等方面受到歧視。
中國歷史上的賤民有樂戶、惰民、丐戶、疍戶（主要分佈於閩、粵、桂等南方沿海與水域，多以船為家、以漁業為生，長期被視為賤民。編者註）等名目，形成世襲制度，不得與良民通婚、不得參加科舉考試，不得捐錢買官以改變身份。其身份地位的形成，有所操行業上的原因，更有政治、禮教上的原因。其中最歹毒的，莫過於明成祖朱棣將反對他起兵篡位的忠臣妻孥，編入教坊司為娼。
封建時代的賤民，在全社會中所占人數是很少的。樂戶的虐政，到清朝雍正帝即位，便下旨予以革除，其後惰民、丐戶、世僕、伴當、疍戶等賤民，也被陸續降旨成為編戶齊民，獲得人身自由。中華民國元年，臨時大總統孫中山再度明令：解放疍戶、惰民、丐戶，使其一律享受平等待遇。
1949年以後，開始用戶籍制度將人分為農業人口和非農人口，這是一種經濟地位的劃分，農業人口事實上是二等公民。從政治地位上又將專政對象確定為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四類分子」，1957年後又增加了「右派」品種，統稱「黑五類」。雖然《憲法》沒有規定這些人是「賤民」，但政治上的「帽子」制度，足以令其世世代代不得翻身。
二，七歲兒童，「對號入座」
人對從小被賦予的身份，是在不知不覺中接受的。自從被林巧稚[1] 大夫接生到這個充滿痛苦的世界上來，直到七歲發蒙之前，我一直不懂得等級社會「出身即命運」的意義。現在回想，我的「低種姓」賤民身份，其實是自己「對號入座」領來的，但有一段認知的長過程。
1957年我剛滿七歲，是不到法定年齡的「準公民」──祖國的花朵和未來，當時正在邵力子[2]夫人傅學文辦的「培新幼兒園」接受學前教育。「反右」初起，父親成為全國鬥爭的重點，就有人不斷地找已經同他分居的母親談話，施加壓力，要她表明自己的態度。我那時不懂事，但從小就被告知「毛主席是人民的大救星」，他老人家要批判父親，父親一定是有錯，因為毛主席是不會錯的。一天，母親從幼兒園接我去參加一個大會，事先教了幾句話，要我上台去說。
原來這是民主建國會和全國工商聯聯合召開的一場批判會，但父親沒有到場。許多人上台發言，憤怒聲討右派分子章乃器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罪行。輪到我上台，把事先背好的話說了一遍，大意是：右派分子章乃器雖然是我的父親，但我還是要反對他，跟他劃清界限。
這是我生平第一次在大庭廣眾面前講話，贏得了熱烈的掌聲，下台時還有人跟我熱情握手。後來聽母親說，握手者是吳大琨教授──父親早年的助手，曾尊父親為恩師的人。母親也發了言，事後她淒然對我說：沒有辦法，別人是無關痛癢，我們可是有關痛癢。
懵懵懂懂地當了一次政治工具，在日後的歲月裏，「劃清界限」的噩夢，始終困擾著我的人生。但親情是無法用政治來割斷的。父親沒有責怪不懂事的我，也原諒了母親，他自己也有許多對不起母親的地方。
當時我不懂得母親話中的含義，後來漸漸懂得，七歲的我，今後將永遠打上一個身份的烙印，從此淪為社會的賤民。這是痛，而不是癢。
1957年秋天，我成了北京第一中心小學（後改為府學胡同小學）的一名小學生。六年的小學生活，我和別的兒童一樣快樂，沒有感覺到這個社會所發生的變化。不過我加入少先隊比別的孩子晚，而且始終是一名普通的少先隊員，連班幹部都沒有當過。
那時，我對文學和繪畫很有興趣，曾在北京市少年宮舉辦的征文比賽中獲得優秀獎，並參加那裏舉辦的繪畫班，夢想成為一名文學家或畫家。但父親說，「你最好去學自然科學」，母親的意見也是一樣。後來我逐漸明白，他們不主張我學文科，是因為在這個體制中，文科是高風險行業。
三， 師生之間，築起心防
韓愈《師說》開宗明義便說：「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一日為師，終身為父的道理，我從小就懂得。
1963年我考上了清華附中，成為一名住校的初中學生。
那時已開始填各種表格，其中有「家庭出身」一欄。我問父親該怎麼填，他說，你的哥哥姐姐以前都是填「革命幹部」，我們這些民主黨派成員，1949年後參加政府工作，都被承認是革命幹部。
但我怎麼也無法把頭上扣著「右派」頂戴的父親與「革命幹部」劃等號，雖然他從來不承認這頂帽子；學校裏有不少氣宇軒昂的「高幹」、「革幹」子女，我也不想與他們劃等號。於是接受母親的建議，在「家庭出身」欄裏填了「職員」，她曾經是父親創辦的中國征信所和港九地產公司的職員。
入學後安排我當外語課代表，我不想當，自願當了美術課代表。美術老師吳承露先生很喜歡我，有一次他安排作業，題目是「我的家」，我回家請父親坐在書房裏當模特兒，畫了一幅速寫，當作業交了卷。父親的豐富藏書和文物，也被收入畫面。吳老師將作業作為示範，在本班展示，畫中的人物和陳設引起了同學的議論。那時已很強調階級鬥爭，這樣的家庭環境，顯然被認為是資產階級的生活方式，於是我的「出身」從此打上問號。
學英語學到「Capitalist」（資本家）這個詞，於是有同學造了一個詞「Capitalist’s son」（資本家之子）來取笑我。他們還不知道，我的「出身」比資本家要糟得多。 清華附中的老師，有不少是教授夫人，例如錢偉長夫人孔祥瑛、周培源夫人王蒂澄等。我的班主任是語文老師王女士，夫君是清華大學著名的一級教授，1957年與錢偉長、黃萬里等一同被劃成「右派」。王老師對我的作文能力也很欣賞，那時我經常不交作文，因為有些題目我沒法寫，例如「我的父親」、「我的家」之類。記得某個學期只交了一篇作文，期末王老師仍給了滿分。
有一次母親去參加家長會，王老師在談話中知道了父親的名字，從此對我比較注意。我的「出身」也由此被透露出去，開始被同學稱為「小右派」。我那時喜歡寫一些詩詞，還與一位同窗相互唱和，被好事者從課桌中翻出，偷偷交給班主任。於是王老師某日找我談話，囑將平日所讀之書，開列一個單子，作為教學研究的參考之用。我老老實實地將所讀的書寫成一個不短的書目，交給了老師。
不久在王老師主持下，全班開了一個批判會，批判我和那位同窗的不健康思想，我當場頂撞了她，從此在本校列入「另冊」。而那位同窗因為轉向快，加上出身「革幹」，得保平安無事。
我所尊敬的老師，因為丈夫當了「右派」，就整自己的學生來表現進步，令我無比困惑，從此開始厭學，以至於留了一級，離開了原來那個班。雖然父親表示會支持我上大學，但我自己清楚，憑「出身」論「表現」，哪個最高學府都不會敞開大門。於是率性自為，讀雜書，畫山水，練習書法篆刻，完全按照舊時文人的方式生活，與這座著名工科大學附中的學習氣氛格格不入。
近年校友聚會，老同學史鐵生回憶說，立凡那時光畫畫兒不做功課，大家都感到不解。等到「上山下鄉」方才明白，人家早有先見之明，知道用功也白搭，根本沒有上大學的命。我愛讀書，不認同「知識越多越反動」的歪理，但那時不是「讀書無用」，而是讀書無用武之地。
我保持著對古典文學的興趣，讀了王力教授的《漢語詩律學》以後，發現自己的作品多有出律之處，於是苦心鉆研，但對於漢語中已經消失的入聲字，總是難於識別。古代詩詞韻轍依據的主要是「中州原韻」，相當於古代的河南話，我不是河南人，感到難以掌握。某日試著用家中日常的南方話來識別，忽然頓悟，原來「吳音」是有入聲的，很快就辨別清楚了。後來我讀詩詞有了一個新習慣，開卷先辯格律，漸漸發現毛澤東詩詞有許多不入律處乃至詩病。但那時已學乖，這種發現不可與外人道。學乖還不止於保守內心秘密，自從有了被批判的教訓，我的悟性中又添了幾分圓融，不再鋒芒畢露地與人爭論。王老師雖然不再是我的班主任，但仍教初中的語文。她知道自己做了對不起我的事，於是開始設法彌補，曾安排我在課外時間給全班同學講解詩詞格律。師生關係恢復了平靜，但失去了信任。
「文革」中王老師私下向我透露，當年她曾請示萬邦儒校長，在萬校長的指示下，於某個教室中舉辦一個不公開的展覽，將我所作的詩詞全部展示，作為本校「階級鬥爭」的例證。1968年「清理階級隊伍」 時，我作為「反動學生」與韓家鰲副校長關在一起，他也證實有此事。
王老師晚年讀了我寫的父親傳略，曾打來電話鼓勵，並再度表示歉意。我說，那都是過去的事情了，您不必在意。如今王老師以及萬邦儒校長等皆已去世，他們都是好老師、有成就的教育家，知識分子良心沒有泯滅。如果不是碰上那個荒唐的年代，是不至於整人的。我懷念師長給我的教育和知識，但永遠詛咒整人的歪理邪說。
四， 「不准革命」，樂得逍遙
轉眼到了1965年的「文革」前夜。
這幾年思想領域大批判不斷，批判「人性論」、「中間人物論」、「時代精神匯合論」以及翦伯讚、羅爾剛的史學觀點等等。我為了看個究竟，便找來那些被批判的書籍文章閱讀，結果發現這些觀點不是沒有道理。那時周谷城為了捍衛自己的「時代精神匯合論」，對每篇批判文章都有反批評，但報紙不登，於是有李平心教授出來為周打抱不平，也遭批判，被稱為「自己跳出來的反面教員」。我偷偷寫了一篇文章，支持周的學術觀點，及至姚文元發表《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及後來的批判「三家村」，才明白是權力鬥爭而非學術之爭，慶幸沒有把自己的文章寄出。
1966年中共中央發出《五·一六通知》後，北京大專院校學生躁動起來，清華大學有人給蔣南翔校長貼大字報。那時本校高中的一些幹部子弟，已開始不公開地批判校領導的資產階級辦學路線，校領導惟恐隔壁大學之火殃及池魚，於是宣布「內外有別」，規定大字報必須貼在指定的一間大教室裏。
我知道自己「出身」不好，但那時有一條政策，叫作「一看成份，二不要『唯成份論』，重在表現」。我對清華附中的整人之風歷來不滿，認為不符合中央的政策，於是與幾位同班同學一道，在本校的一樓門廳公開貼出第一張大字報，對校領導壓制輿論的做法提出異議，不料一下子捅了馬蜂窩。
我們這幾位初中同學馬上成為眾矢之的，各種反擊的大字報貼滿全校，面對強大壓力，不得不起而應戰。我連續三天幾乎沒有睡覺，趕寫了不少辯駁的文章貼出。由於毛澤東批准發表北京大學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形勢開始向相反的方向轉化，這時高年級同學也在另一條戰線上出擊，貼出署名「紅衛兵」的大字報批判校領導。 終於有一天，附中黨支部的主要成員聚在一起捶胸頓足地大哭，說自己站錯了隊，學生們則站在門外大罵。支部的門上也被貼上一副對聯：「廟小神靈大，池淺王八多」，橫批「一群混蛋」。不久，共青團中央派出以劉晉、章建華為首的工作組進駐本校，開大會宣布校長萬邦儒「停職反省」，校領導班子被宣布為「修正主義黨支部」，老師們紛紛揭發校領導，並相互檢舉以圖自保。高年級的「紅衛兵」成立了校革命委員會，開始執掌大權。校長等被扣上「黑幫」帽子，開始從事掃廁所的賤役，淪為「低種姓」賤民的一員。
我那時有些幸災樂禍，曾畫了一張漫畫貼出，背景是本校的六層教學大樓，將所有被揭發為執行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的校領導和老師，都畫了進去，裏面也有素來欣賞我的美術老師吳承露。據說吳老師看了這幅畫，頗有幽默感地說：「畫得還挺像。」這是我至今追悔的一件虧心事。
回家向父親說起學校的情況，他告誡我，形勢沒有你想象的那麼簡單，不要捲到這種事情裏面去。
父親的政治經驗果然不錯，由於我「出身」不好，「紅衛兵」上台首先就與我「劃清界限」。他們的「造反」有其政治背景，而這幾個初中同學貼了第一張大字報，似乎是搶了不該搶的風頭。於是耍起政治手腕分而治之，收編了其他人，對我則實行「邊緣化」──不准革命。
我本是個自由散漫的人，貼大字報只是為了爭取發表意見的權力，而不是想掌什麼權。既然「不准革命」，難道還擋得住阿Q當「逍遙派」？從此常跑圓明園遺址和頤和園，去畫風景寫生。
五，「混蛋」邏輯，「基本如此」
「紅衛兵」執掌學校大權後，同學們的身心內外，開始發生「革命性」變化──以粗野為時尚。
首先流行「國罵」，據說有的女同學為表現「革命」，曾聚集在一起大練「三字經」，直練到隨時脫口而出的水平。還有一種風俗是赤腳，因為「泥腿子」代表「革命」。曾見本校某些「校花」，裸著白嫩的小腳丫，在煤渣鋪成的道路上艱難行走，真是那個年代的獨特風景。
軍服也成為時髦服裝，並配上軍用寬皮帶，以示威武雄壯。據說新「國防綠」還不夠資格，褪色的黃軍裝（俗稱「屎黃」）才能顯示出家裏是「老革命」。後來「屎黃」又被認為家庭地位不夠，改為流行「將校呢」，那是高幹子女們的專利。
毛澤東在青年時代，曾主張「文明其頭腦，野蠻其體魄」。到了「文化大革命」這個「以頭立地」的時代，一切都要顛倒過來，開始用肢體代替頭腦。赤腳勉強可與「野蠻其體魄」沾邊，孰料連頭腦也被野蠻化，非但「國罵」盛行，不久皮帶也成「國打」工具，全身心地投入毀滅文明的「革命」。
紅衛兵很快趕走了工作組，還先後召開過兩次大會，一次是工作組負責人劉晉回校作檢查，另一次是在清華大學禮堂鬥爭團中央書記胡克實。記得主持大會的紅衛兵頭頭質問胡：「你是什麼出身？」，他吞吞吐吐地說：「是資本家。」，言語間似乎又矮了一截。紅衛兵頭頭責令他跪下，胡遲疑了一下，全場狂呼口號，於是他只好從命，跪在地上接受批判。
回家後對父親談起此事，父親說胡克實的父親是他的老朋友，一家保險公司的掌門人，思想開明進步。三十年代父親在上海從事救國運動，胡先生也參加了。父親受到國民黨當局的威脅時，胡先生悄悄為他雇了一名保鏢，但不讓他本人知道。父親強調：中國的資本家，絕大多數是是愛國的，不是壞人。
不久開始放暑假，那時已開始流行一副對聯：「老子革命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橫批：「基本如此」。我當然不贊成此對聯，但已沒有興趣去辯論，因為人家既然「不準革命」，也犯不上跟著亂摻和。暑期中有「返校日」，召集大家到清華大學操場去開大會，聆聽「革命的大哥哥大姐姐」們的「革命」鼓動，會場高唱「造反歌」曰：「拿起筆做刀槍，集中火力打黑幫，誰要敢說黨不好，馬上叫他見閻王！老子革命革命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要是革命的你就站過來，要是不革命你就滾他媽的蛋！」唱到最後全場齊呼：「滾他媽的蛋！」
世上有幾人樂於唾面自幹，承認自己是「混蛋」？像我這種「出身」不好的同學，歌當然唱不下去，但又不能公然退場，好容易熬到終場，便抽身「滾蛋」。由於「對聯」遭到普遍的反對，不久出現了一種「出身不紅」但「靠攏革命」的學生組織，稱為「紅外圍」，我對此毫無興趣。
多年後，我與當年主張「對聯」 的中心人物譚力夫相識，他那時已改名譚斌，躊躇滿志地出任康華公司副總。我曾有意探討一下這段歷史，但話到嘴邊又咽了下去，不想掃他的興。「對聯」衰敗後不久，他自己及其紅色家庭也成為受害者。「文革」所煽起的族群仇恨，是體制和教育長期形成的惡果，不是北工大學生譚力夫個人所能承擔得了的。
六，恐怖之夜，走脫羅網
1966年8月18日，按當今的說法，肯定是個商家「大順大發」的開張吉日。當日老人家臨時換上不合身的綠軍裝，和他的親密戰友林副主席一起，神采奕奕地登上天安門城樓，檢閱紅衛兵小將的隊伍，向全世界昭告 「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開張。
老人家後來總結說，「一生辦了兩件事」。十七年前第一件事辦成時，他在這裏主持了開國大典。據說大典之日原定為1950年1月1 日，老人家改為1949年10月1日，即夏歷丁醜年的甲子日。這個日子選得不錯，本共和國至今已度過五十五個春秋。這回發動「文革」選了丙午年的丙午日，可能是翻錯了皇歷。古來年值「丙午」、「丁未」稱為「紅羊劫」，當天兩個「丙午」碰到一起，將八億中國百姓拖入一場歷時十年的浩劫，成為偉大領袖一生最大的敗筆。
當女紅衛兵宋彬彬幸福地為領袖戴上革命的紅袖章時，老人家親切地問她叫什麼名字。當他得知是「彬彬有禮」的「彬」時，似不經意地說了一句：「要武嘛。」於是宋彬彬從此改名「宋要武」，引為無上光榮。
就是這金口玉言的「要武」二字，不知令全國多少人在日後的抄家和武鬥中喪命。那天我自然是沒有跟著去山呼「萬歲」的資格。據父親分析，毛主席肯定要有出人意料的大動作。但這「動作」之快，是他沒有料想到的。
老人家親自寫信給清華附中紅衛兵：「你們在六月二十四日和七月四日的兩張大字報，說明對剝削壓迫工人、農民、革命知識分子和革命黨派的地主階級、資產階級、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和他們的走狗，表示憤怒和申討，說明對反動派造反有理，我向你們表示熱烈的支持。」於是本校紅衛兵獲得無上榮光，成為全城紅衛兵的「老大」，清華附中作為紅衛兵運動的發祥地，改名「紅衛兵戰校」。
其後數日，全城處於「破四舊」的狂熱之中。記得我的一位同學史青（清華大學圖書館館長史國衡之子），曾邀我到其家幫助藏匿處理「四舊」。8月23日清華園內抄家和暴力事件已不時發生，本班紅衛兵到老師家中「破四舊」，回來還得意洋洋地說：有只很大的古董花瓶被他們打碎，王老師十分心疼雲雲。我見形勢緊張，晚上偷偷跑到大學校園一個僻靜的電話亭，與父親通電話，得知家裏也有紅衛兵來貼大字報，但他說自己能夠應付，並囑咐我暫時不要回家。
8月24日晚上，清華大學校園裏一片瘋狂。前清大學士那桐題額的標志性建築「清華園」門坊已被推倒，校領導劉冰、艾知生、何東昌及「大右派」錢偉長、黃萬裏等「牛鬼蛇神」，被用皮帶抽打著，在現場汗流滿面地搬運磚石……。本校一對姐妹花的母親，是一位蒙古王爺之後，人稱「善格爾公主」，在清華園一帶擁有不少房產，也被披頭散發地拖來批鬥。有位中學女紅衛兵，一路用皮帶抽打一名「反動大學生」（據說其父是上海的基督教牧師），當有人提出 「不要打人」時，她理直氣壯地回答：「是毛主席叫我打的！」這時我才明白，「要武」的暗示竟有如此大的威力。
當晚回到宿舍，裏面空無一人，新置的蚊帳已被撕碎，床上鋪著一張墨跡未幹的大字報，將賤名打上紅叉，責令：「反動分子狗崽子，滾蛋！快滾蛋！」
既然不受歡迎，於是收拾行李，遵命「滾蛋」。不料本校四門緊閉，未經「革委會」許可禁止出入，已成「關門打狗」之勢。若不設法逃走，則皮肉之苦難於幸免。我在運動初起受圍攻時，曾勘測全校地形以防不測，發現校園圍欄有一處不密，欄下有空間與校外小河相通。情急之下，於夜幕中鉆出圍欄，連淌兩條小河，走上校園西側的馬路，剛好有一趟末班車經過，迅速登車遠去。此時天降小雨，坐在車上，仔細品味著「惶惶然若喪家之犬」的滋味，不知進城之後，有什麼樣的命運在等待著我。 我不敢去燈草胡同章宅，便去了汪芝麻胡同母親的住處，剛下公共汽車，便見一群紅衛兵蜂擁而上，查問乘客「是什麼出身」。走在黑夜的淒風苦雨之中，暗自慶幸「又逃過一劫」。回到家中，母親告知本胡同的鄰居張潔鳳、傅毅茹、周康玉等幾位小有資財的寡婦，均已在抄家時被打死…… 我將從宿舍帶回的大字報和破蚊帳給母親看，她很是不解，以為同學間何至於有如此仇恨，要我明天回學校，好好向大家解釋一下。看來她對於嚴酷的「革命形勢」還很木然。
七，再入重圍，闖關而出
當晚心中記掛著父親的安危，一夜沒有睡好。次日一早，決定按照母親的意思，回學校看看。同時叮囑母親，探聽一下父親的情況。
回到校園碰見的第一個人，是本班的輔導員，一位高年級的工農子弟。此人一向很革命，將我視為另類。一照面就板起臉宣布：「從現在起，不許你隨便走動！」快走到宿舍樓時，遇見一位本班同學，是革幹子弟，曾與我一道給校領導貼過大字報，算是有過「戰鬥友情」的。他搖晃著一條皮帶，半開玩笑地對我說：「你拿上這個，回去教訓教訓你爸。」
我沒有回宿舍，徑直穿過操場，向教學樓走去。走到樓前時，見兩位女紅衛兵正在用皮帶狠狠抽打門房周大爺。據說他曾是圓明園一帶的地主，因家道敗落，解放前就把地賣光了，後來便在學校當門房糊口。周大爺平日與世無爭，好寫幾筆「精氣神」之類的毛筆字，每逢冬至起九，便畫上一幅「九九消寒圖」掛在門房裏，每日塗黑一個梅花瓣度日。他最大的樂趣無非是□上一鍋紅燒肉，喝兩口小酒。
此時本班同學已經在樓上望見我，招呼著要我上樓，但聲調中暗藏玄機。我見周大爺被打的慘狀，知道上去不會有好果子吃，便沒有進教學樓。
昨晚尚可鉆欄而逸，此刻卻是大白天，故技不可重施。於是鼓起勇氣，大搖大擺地走向校園西側的旁門。此處有一位高年級的紅衛兵站崗，我在本校已是有名人物，他焉有不識之理。不過我當時的走路的氣勢，似乎將他震懾住了，他遲疑了一下，將頭偏過，任憑我大步流星地揚長而去。
闖關成功，心情不亞於伍子胥過文昭關。回家見到母親，她已去過燈草胡同，父親那裏宅門洞開，外面鄰居正在議論，說是「帶走了，帶走了」。由是判斷，他已遭厄運，生死未卜。
慘劇在北京的大街小巷中每天發生，狂熱的周圍，是中國「明哲保身」的旁觀者們特有的冷漠。瘋狂持續了數日之後，清華附中紅衛兵發表《對目前形勢的十點估計》，表明要遵從偉大領袖的號召，不再采用武鬥辦法對付階級敵人。由於本校紅衛兵的聲望和影響力，革命的高燒開始減退，於是我又回了一趟學校。
在校園裏，見到一位被指為「作風不正」的高年級女生，被剃成了「陰陽頭」。走進教室，只見兩位「出身不好」的女同學王淑瑛、孫淑綺也被「剃度」，坐在角落的「另席」上，其他同學訕笑著跟我打招呼。我問那位要我用皮帶抽父親的男同學，如當時我留在學校，是否也會遭到同等待遇？他笑著回答：「不會的，我們只想好好和你談談。」我冷笑一聲道：「只怕未必」 。
此後得知，本校萬邦儒、韓家鰲兩位校長，在8月24日晚遭到毒打。8月26日晚，物理教師劉澍華在鬥爭會上被毒打後，從鍋爐房的高煙囪向內跳下，他的兩條腿骨插入體腔，屍體縮短了許多。同時高年級的「反動學生」如鄭光召（鄭義）、鄭國行、徐經熊等，皆在被打之列。鄭光召身強力壯，是本校高年級學習、體育「尖子學生」，只因貼大字報保過校領導，被剝去上衣，光著膀子用皮帶狠抽。他不服罪名，將一枚毛主席像章穿過皮肉，別在胸前，結果被打得腎臟出血。據老同學史鐵生回憶，上述兩位本班的女同學，也在被打之列。
十五六歲的中學少年，正處於躁動的青春期，充滿反叛的激情，追求破壞的快感。這場「史無前例」的所謂「革命」，正好為人性之惡提供了表演和宣泄的大舞台。侮辱人、打人和打死人，在當時充滿著隨意性和隨機性。以我的「出身」和個性，言語之間發生沖撞，後果是無法逆料的。
「文革」後校友們聚會，同學們多為以往的傷害相互致歉（包括那位叫我用皮帶抽父親的同學），了卻恩怨，重續友情。但孫淑綺同學從不露面，可見當年感情傷害之深。數年前某位成為名作家的紅衛兵領袖，聲稱清華附中無人被打，聞之令人絕倒！莘莘學子無端地相互殘虐，責任或可歸咎於時代，但當事人若毫無反省之意，甚至抹殺歷史，不知與否認「南京大屠殺」的日本極右翼有何區別？據說作家屬於有「知識分子良心」的品類，但我懷疑其中有贗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