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似我的一生都在為這一刻的會見作準備。
一個荷著李恩式來福槍，身上的卡嘰制服在季風中抖擻的印度士兵在門外守衛。我等候了一會兒，就由一個著藍衣的藏人青年查了身，一分鐘之後，我就站在達賴喇嘛的面前。我有一種悲喜交集的奇異心情，知道如果不是我的國家遭受了重大的悲劇，我連做夢都不可能見到我們藏人稱為救世主的達賴喇嘛。單薄的守衛，簡單的一座平房，包裹在一層暗淡的霧裡，達賴喇嘛的流亡居所跟我心目中故國的輝煌成了一個令人傷感的對比。
從離開拉薩以來，我就一直思索著將要告訴他哪些事。跟他說我的幾次被捕經過嗎？還是告訴他，那些餓死的人和寧願選擇死亡的獄中同伴？也許該提那批為取得舒適生活和好處，而乖乖聽中國人話的西藏人？不不，告訴他青年的藏人在監獄中勇敢地抗議，但他也該知道有些藏人也充當幫凶，用拳頭和電棍來虐待自己的同胞。這些作惡者也是藏人，同是雪山哺育的子民。面對著達賴喇嘛，我發覺腦袋空空。看著他的袈裟和他慈祥的笑臉，我只低垂著頭，他問話時，我才抬起頭來。「你怎麼逃出來的？」「什麼時候第一次被捕？」「關在哪個監獄？」他先開始。我知道自己並不是站在他面前的第一個犯人，過去三十五年來，一批批藏人竭盡所能，越過喜馬拉雅山逃亡出來，隨後都來到了達賴喇嘛面前。他們這樣做是為了能見到他，向他傾倒腦子裡演練了無數次的心裡話。每個西藏人翻山越嶺到達逃亡終點，總是能夠走過塔爾馬克小徑，來到達蘭薩拉的接見室，將心中縈繞的話語吐露出來。
當我說了大約二十分鐘之後，達賴喇嘛打斷我﹕「你應當把你的故事寫出來」，他說。當時我還沒有體會到這個建議的意義，我只是決定要把所受的苦，包括所有我知道在監獄裡死去的人的名字寫下來，然後把它當作文件呈給達賴喇嘛，讓死者至少有一個記錄。至於寫書，卻是我不曾想過的。西藏有一個為偉大喇嘛或精神領袖人物作傳的悠久傳統。這類傳記不僅僅給讀者講述有趣的故事，也蘊含精神上的啟示，被當作人生指南，這種書的力量是人們所公認的。西藏有個說法﹕「讀了偉大的戰士格薩爾王的傳記，乞丐都會被感動而拿起劍來。讀了高尚的隱士米拉日巴的傳記，王子也會看破紅塵。」
當我聽到要我將自己的遭遇寫成書的建議時，覺得很難為情，也懷疑人們會感興趣。並不是我不願意講自己的故事，相反地，我逃離西藏的主要原因是為了向世界發出聲音。我在監獄中渡過三十年，經歷見證了無法想象的恐怖，每個獄中人都希望，一旦外面的世界知道他們的苦難，就會趕快來把他們從地獄中解救出去。在我的那個監獄裡，大家常唱著﹕「有一天太陽會穿過黑雲。」想到太陽會驅趕烏雲，我們就會精神振作活下去。也不只是獄中犯人這樣想，在中共陰影下度日如年的尋常男女也如此。今天年輕一代的人並不知道封建時代的西藏，他們是黨所謂的兒女，可是他們也吶喊自由。我們有抵抗非正義的集體意志，它如同火焰一般不能被撲滅。我回顧以往，就能看見人對自由的珍愛，就如雪下暗藏的火苗。
會見了達賴喇嘛數天之後，我站在達賴喇嘛居所對面一座新的寺廟的庭院中。這裡的藏人管這所廟叫大昭寺，跟拉薩最神聖的大昭寺同名。它依山而建，一些信徒們將所搶救出來的文物，穿過喜馬拉雅山偷運出來，現在它們就掛在這裡。拉薩的大昭寺裡有一座銅製的佛像，是七世紀時嫁給藏王松贊干布的文成公主帶過來的嫁妝，中國人十分看重這個歷史事件。我記得在監獄裡他們反複地告訴我們這個故事，並強調文成公主把漢文化帶到西藏，並將西藏跟母國統一。開始我們總是問﹕「松贊干布也娶過尼泊爾公主，那麼西藏是否也屬於尼泊爾？」不久這種問題被當局視為反革命行為，很可能又被加刑。
達蘭薩拉的寺廟有很多活動，數十個老人手中拿著祈禱的轉輪，圍著神壇誦念著我孩提時代所熟悉的音樂，那是年老的信徒們喃喃念著六個音節的六字真言﹕「吽、嘛、呢、叭、咪、哄」，圍繞著廟四周的雲霧逐漸散開，印度平原透過雲層漸漸浮現。藏人流離在外國這種不協調的景致最終使我領悟，我必須寫下我的故事，這並非是要宣揚我個人的苦痛，而是為我國家的苦難作見證。這樣我可以顯示，雖然我得到個人的自由，但是我的國家還是被佔領著。放眼望著印度平原的塵霧，心中被巨大的悲哀所籠罩。
我清晰地回憶到監獄中的一幕幕，定期的學習班，坦白交待會和獎懲大會等等，它們盤據了我過去三十年的生命。監獄生活的瘡疤在我的心靈上留下痛苦的跡印。達蘭薩拉的蒼翠山林和雨水跟西藏是如此不同，它變成了我們流亡者的恬息之所。我每天幾乎都能見到幾個獄中難友，他們也經過艱辛的跋涉，來到喜馬拉雅山腳下。他們獲得了自由的喜悅中，交織著對其他人曾經受到的苦難的同情，我們彼此祝賀，慶幸能成為幸運的幸存者。我在外國獲得了自由，但是以往的恐怖依然在我腦際中揮之不去。
我現在住在一個用小塊鋁片和木頭拼湊起來的小屋中，房間不比單獨監禁的牢房大。雨季的豪雨打在鋁片屋頂上，使我澈夜難眠。潮濕的霉味粘在牆和天花板上，大家都說雨季一過就好了。我旁邊的小屋裡面，住著一些翻越山嶺逃過來的青年們，他們聽著拉薩電台，快樂地跟著唱流行搖滾樂。人是很奇怪的，他們依戀自己逃離的故鄉，渴望著聽到家鄉的聲音，似乎以此來證明自己還活著。達蘭薩拉之所以是個特別的地方，並不是因為它成了我們的新故鄉，主要是它已成為達賴喇嘛這位仁慈佛主的精神避風港。
在監獄時，我們都心懷敬畏，肅穆悄聲地念著達蘭薩拉這個名字。初抵達這裡之後，我被分派了一個任務，去跟一批批新來到的難民訪談，並記錄他們的證詞。我簡直不能相信大家的故事竟如此相似，沒有一個人沒受過恐怖和野蠻的待遇。所有的人都具有身體被打傷、家庭破碎和生活肢解了的共同經驗。穿越雪山逃出來的大部分是青少年，有些七八歲的孩子被父母親送出來，大人希望他們在外國有前途。這些孩子不是出身富有的地主或商人之家，他們是共產黨聲稱解放了的農奴家庭的孩子。
達蘭薩拉具有國際城市的特點，來自日本、美國、以色列和歐洲的人都擠在那兩條狹窄泥濘的麥克雷德甘吉街道上。我認識了很多從來連名字都沒聽過的國家的人，比如像一個叫愛密麗的年輕英國人和叫法蘭西絲加的荷蘭婦女，她們常來我的小屋談天。通過這類談話，我以前的生活開始清晰地展現，我意識到，自己幸運地存活下來，因此也有責任為其他受難者作見證。也許通過我的故事，我也可以講述我的國家和每一個受盡痛苦的西藏人的故事。
(未完待續，下接第一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