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以來，中美、中歐、亞太、印台地區的外交、經濟、地緣政治的變化很大，甚至軍事對峙都已經浮出水面，各種分析文章佔據了媒體不少篇幅。因此一本解析中國政經和農村及社會危機的書一問世，就洛陽紙貴。這本書，The Myth of Chinese Capitalism: The Worker, the Factory, and the Future of the World（《中國資本主義的迷思：工人、工廠和世界的未來》，在台灣出版的中文版本的譯名是《低端中國》—黨、土地、農民工，與中國即將來到的經濟危機，譯者：廖世德）幾乎是中英文同步，於4月間分別在美國和台灣出版，立刻受到媒體和各方的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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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深駐華記者解構「大國崛起」的迷思
本書的作者羅谷（Dexter Roberts）是位資深記者，從1995年就被美國媒體派駐中國，長達23年。曾任《商業周刊》（Businessweek）與《彭博商業周刊》（Bloomberg Businessweek）的中國社長。他曾踏遍中國各個省份，包括新疆、西藏、蒙古等地。採訪了中國的工人、農民、農民工、牧民、不同族裔的普通民眾，當然也接觸了中共高層的幹部，大公司、工廠的老闆、在華外資企業裡的中外負責人。他對中國的戶籍制度特別感興趣，對於這個類似當代「農奴」制度所造成的等級差異，社會衝突和不公平，了解深刻，在書中有大量著墨。羅谷也到過香港、澳門，曾在台灣師範大學學習中文。他遍訪東亞的日本、南北韓以及印度和越南、柬埔寨等國家，對於中國的政治和經濟力量對於周邊國家和地域所造成的影響，也瞭解透徹。
起高樓、宴賓客、樓塌了？
當下充斥世界媒體有關中國的報導，不是中國的強勢經濟、一帶一路橫掃全球、西方企業、商貿、投資甚至就業情況都受制於中國，就是指責中國在新疆設立再教育營、干預香港的法治、新聞自由和人權，當然也有不滿中國的霸凌和不守國際法則和遊戲規則的，但是很少有報導分析中國今日的經濟崛起是怎樣產生的？在這所謂的「經濟奇蹟」背後隱藏著怎樣的血淚故事和埋伏的危機。「眼看他起高樓，眼看他宴賓客」，有人預言「眼看他樓塌了」嗎？羅谷的這本書就放出了「樓塌了」的預警。
「不為人知的故事—嚴控政策正遏制中國成為世界最大的經濟體」，這句話是亞馬遜推銷此書的經典句子。我們來看看書的目錄：一個中國，兩個世界；沿海的工廠；工人的子女；賤賣的土地；政權的打壓；機器人是解藥還是毒藥？回家的困難；即將到來的危機；後記：精準扶貧還是精準控制？從每個篇章的主題，就知道作者正在試圖解構中國那令人驚奇的、飛速發展的畸形經濟。而這繁榮昌盛的畫皮之下，竟是如此滿目瘡痍的人間慘況，「低端人口」生不如死的生存環境。幾億中國人在自己本國和家鄉，竟然是流民、是二等賤民，必須躲躲藏藏，免被警察城管抓捕拘留，享受不到最基本的人權（居住權、遷徙權、子女受教育權、衛生醫保健保都更談不上）。
習近平熱衷「脫貧」——中國標準的「貧」
世人真不該只看那光彩奪目、奢華迷人的沿海大都會的大商場、購物中心和遊樂園，那些逛街購物，任性吃喝玩樂的城市人口，雖然是令人羨慕的中產階級，但是中國還有一半人口還掙扎在此標準之下。習近平上台之後，的確很注重農村的貧困問題，他任期內幾乎每年都召開中央扶貧工作座談會，大約除了「反腐」，「扶貧」就是他的工作重點之一。這是否跟他7年知青經驗有關很難說，但是精明如他，知道如果中國底層農民繼續貧困下去，不但他的「中國夢」實現不了，連老共的統治都會被動搖。今年兩會之前，中共官方就高調宣揚脫貧成功。習近平在元宵節前一日，2月25日宣布，按現行標準，中國農村將近一億（9899萬）的貧困人口全部脫貧。這意味著百年老店中共，如期完成，打下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基礎。
中國「脫貧」的標準自然有別於國際標準，聯合國發展署制訂的全球貧困線是人均日收入1.9美元，中國的標準如何？世界銀行在2020年9月公布：中國有3.73億人每天生活不足5.5美元。李克強總理於去年5月在人大會議期間說，中國有「6億中低收入及以下的人群，他們平均每月收入是一千人民幣。」可以說，中國大陸當前是沒有吃不上飯的貧民，甚至可說他們衣食無憂。當然，這個標準太可憐，《低端中國》的作者羅谷就指出：中國的農村人口依然在社會底層苦苦掙扎。這些農民奔向城市，成為農民工，為中國的建設和經濟騰飛貢獻巨大，但是他們並沒有享受到成功的果實，他們遭受到社會的不公平待遇，被政府和企業無限制地剝奪，在戶籍上成為賤民甚至「逃犯」，忍受妻離子散的痛苦，卻得不到社會的承認和回饋。
作者羅谷寫道：「中國要世界相信一個迷思：中國的發展和專制制度會成為各國的榜樣，甚至會取代西方。但是本書會證明，這是錯誤的。正好相反，中國的經濟發展會嚴重放緩，許多中國人會失望，社會動盪是可能發生的。」
戶籍和土地制度是兩塊絆腳石
對於不公平的戶籍制度作者著墨甚多。這個從五十年代就施行的《戶口登記條例》行之多年，把人分為「農業戶口」和「非農業戶口」兩類，前者可以在農村獲得土地使用權。在計劃經濟的50〜70年代，實行物質配給制（想想那時的糧票、飯票、肉票、油票、布票、媒票甚至肥皂票等等……），在管理城市和農村的糧食、人口、醫療、住房、就業、教育等方面，便於管理，但是弊病很大。特別是80年代改革開放以來，城鄉之間人口流動和交流交叉的情況迅速高升，這種制度的弊病、僵化和不公，日益暴露。雖然本世紀以來，有所鬆動改革，2014年國務院已經宣布停止劃分農業和非農業人口，也放寬了人口流動的限制，但是此制度勢必根除，否則社會無法「與日俱進」。
羅谷在書中也點出中國土地政策的謬誤。中國1982年的憲法規定：「農村和城市郊區的土地，除由法律規定屬於國家所有的以外，屬於集體所有。」這就限制了農民無權自由買賣或租賃土地，這限制了他們大規模耕種和發展的機會。每戶人只能小耕小作，完全違反現代的經濟原理，助長了農村陷於貧窮落後，農村人口流失，造成城鄉貧富差距日增的趨勢。
羅谷的這本書揭露了中國社會由於制度上的缺失，造成了發展不均，分配不公，民怨甚深，危機四伏的情況。這本書的問世，為中國敲響了警鐘，其實我們看到，中共政權本身也都注意到這些問題，開始修修補補地改進、改良，但是錯誤的政策再改也成不了事，應當有決斷地拋棄，因應時勢訂出新的條例和制度，才能解決問題。本書也打開了世人的視窗，認識到僵化教條的中共體制之下，另一個真實的中國。
台灣《民報》首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