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策論”性反思不足為訓
清末廢八股，興策論，舉中國之士子，盡為權力之耳目。當代中國自由派知識分子，傾力廢夏納夷、全盤西化，卻並沒有在行為上把自己跟他們批判的文人傳統劃清界限：議政為權患，獻策於朝廷，這類作文，近年依然隨著權力姓氏的輪轉而時見時新。以至於即便反觀自發的、無組織、無綱領的民間民主浪潮，也希望合於當局的節拍，順其勢，應其聲，展其志。
這是直接訴諸權力集團的智能面對民眾抵抗運動所實現的對象轉換，本質上，它依然是以官方步調為主導的一種方式。中國自由知識界奉為楷模的陳寅恪和他的摯友吳宓們，是不屑於此的。余英時先生也溫和地指出過當代中國知識人這一自作多情的通病。
我不否認這種自命為朝廷重臣的傳統文人存在方式和行為方式，假如貫穿於體制內部的改革機構並遇到開明官員，或可發揮積極的作用。但這種方式很難無縫隙銜接到民間，除非權力集團看取民意，主動讓步。
對八九民運而言，策論思維模式的麻煩不僅在於它的權力思維之嫌，即便從現實層面看，也難以奏效，蓋因八九民運是自發的、應運而生的群眾民主運動。它既然興起成勢，成為民眾意志的載體，便難有少數精英意志運作的空間。具體看，八九學運中幾乎每一個臨時機構的誕生都是應運而生；幾乎每一個領袖出現都是順勢而出，參與者和親歷者皆可證明，學自聯，外高聯，糾察隊、工自聯，知識分子聯合會、新聞快訊……這些組織或機構的組成和建立，均無預謀，無策劃，一蹴而就，得成於勢。歷史準備好了高地，只看誰願意並且能夠站上去！它托舉站上去者成為領袖，不理睬企圖拖拽它的精英。這是（八九）時勢造英雄，而非英雄造（八九）時勢。
時勢就是民意，就是運動的主體——學生的意志，順者卷入漩渦中心，逆者沖到邊緣。廣場上重大決策的兌現、計劃的執行，都有一呼百應的前提，都順應了（而不是悖逆了）學生們的意志。而策論性思維，是官僚政治的衍生物，不是群眾運動的指南針，試圖以此種思維定勢來逆轉或左右學生的意志，不僅技術上無法做到，實際上也難以奏效，當時多名知識精英到廣場公開喊話，發表演說，勸退學生，竭誠盡力，無功而返，就是證明。
四，中外比較：八九民運達“和理非”極限
學生最初的訴求意在民主，退而求其次要求仁政，仁政還是過於天真而“過份”了。具體地說，學運最初目標是要求為胡耀邦平反，反對官僚腐敗，繼而要求開放報禁、新聞自由。這個訴求顯然無效，轉而要求與當局平等對話。老人幫不肯退讓，對話無誠意，學運被定性為“動亂”，迫於秋後算賬的恐懼，他們以絕食要求取消“四·二六社論”這一結論，給學生運動平反，承認他們是愛國民主運動。此舉不僅無效，反而傳來了軍隊戒嚴令，學生為此繼續退讓，以停止絕食為條件，希望避免戒嚴，保住天安門這塊自由之地。軍隊終於進城，大開殺戒，學生再退已無路，他們最後一個請求是：軍隊不要開槍，以便他們能安全退出廣場，這個訴求已經來不及寫到標語上了。
關於學生的政治訴求的有限性，西方記者也看得明白，現場調查之後，他們甚至覺得把八九天安門運動稱之為民主運動是過於簡單的描述，他們“只是要求政府正式承認學生運動。他們並不想推翻中共的體制”（CNN記者麥克·奇諾伊Mike Chinoy1999年版《中國直播：人民力量與電視革命》China Live：People Power and the Television Revolution第七章“中國魂：天安門廣場” The Soul of China: Tiananmen Square）。
而早在1992年，針對”學生激進”的說法，高爾泰先生就指出：
“特別是在目前，由於民運處於低潮，群眾態度冷淡，專制政權回光返照，貌似空前鞏固，乖巧機靈的知識分子們紛紛反過來向勝利者頻送秋波；以“理性”的名義對八九民運進行批判，指斥它過於“激進”，指斥它沒有及時作出妥協和讓步，指斥它“感情用事”、“缺乏理性”，以至黨和政府把已經賜予的一點民主自由也收回去了。仿佛不是屠夫們而是青年們應當對六四慘案及其後的歷史大倒退負責。仿佛只要青年們不急於追索自己的自由與人權、能夠及時地丟掉人的尊嚴感、羞恥心和對於社會正義的強烈渴望，一切都會自然而然地好起來。總之是奴隸們應當學會忍耐和等待，因為鐐鏈是會生銹的，等到鐐銬鏈銹蝕掉落的時候，你們不是就可以獲得自由了嗎？現在，由於你們“感情用事”、“缺乏理性”，急於掙紮和吶喊，以至於失掉已經開始生銹的鐐鏈又換上了閃光鋥亮的新鐐鏈。不僅你們自己倒黴，連累全國人民也跟著倒黴。你們有什麽權利，把全國人民推入水深火熱之中？據說為了糾正這一錯誤，北京的一些中青年知識分子，包括一些出獄的民運人士，正在四處串聯要成立一個“忘卻六四委員會”，幫助黨內改革派“放下六四包袱”、“消除六四情節”，以便通過改革最終地實現和平演變。“（高爾泰“夜半歌聲出海濤——序《告別陽光·八九六四囚禁紀實》）
十九年前高爾泰先生這些批評，更加適用於我們今天的現實。
再看市民，近兩個月的北京傾城抗議行動，動輒百萬人布滿市區街道、橋頭、地鐵路邊……警察撤了，學生維護交通，市民主動配合，那段“失控”的日子裏，北京秩序比平時好，而且好得出奇：沒有發生一起盜竊事件，沒有丟失一輛自行車，沒有打破一塊玻璃，沒有發生一次往時動輒發生的打架鬥毆和爭吵，當時百姓形容社會秩序用了一句形象的俗語：“小偷罷偷，流氓罷流”。這樣大規模的、全體人民參與期間的和平理性，史所未聞，以至於消息傳到東歐，成為榜樣：東德萊比錫每個周一都會從聖尼古拉教堂走出燭光遊行隊伍，組織者是弗瑞爾牧師，為了防止遊行者情緒失控引發暴力，他刻意安排參與者們兩只手都占滿：一手蠟燭，一手聖經。他告訴外國記者說：中國幾個月前和平民主運動的和平理性，是他們的榜樣。
近代類似的運動均可參照比較。最近的民眾抗議活動是五四運動，其中領袖陳獨秀、李大釗是中共創始人，學生們被憤怒情緒宰制而恣意發泄，痛打章宗祥，火燒趙家樓，其激烈程度與八九學運不在一個平面，而迄今無人否認五四運動作為新文化運動的愛國性質。往前看：義和團運動暴戾恣睢，虐殺中國基督徒超過兩萬、外國傳教士數百，燒毀京城數百年精華，如今定論是“反帝愛國運動”。往後看：文化大革命運動，中國全境陷入打砸搶燒殺暴亂中，死傷無數，多年之後才羞羞答答稱為“動亂”。舉目近代，百年中國動蕩中，唯有1989年天安門民主運動，訴求有限，且一再降退；行為平和，不犯纖毫；情緒最極端的表達竟是學生們的自戕，自我絕食，而非泄憤於公物或傷害於他人。
測目西方，我們難兄難弟東歐國家的同類反抗，是另一個參照系：波蘭，1956年波茨南事件中，只因傳聞赴華沙向政府情願的代表遭逮捕，民眾示威就演變成了暴動，點燃了秘密警察總部大樓建築。匈牙利，1956年為反抗蘇聯武裝鎮壓，數萬人民武裝起來與秘密警察和蘇軍交火，致死2500名匈牙利人和700名蘇軍士兵。比較之下，中國的八九民運，是人類歷史上最聲勢浩大也最為和平理性的抗議行動，這難道不是事實嗎？
順便說一句：匈牙利革命的失敗，導致蘇聯集團強化壓制力量，東歐民主運動遭受重創，民運處境更為艱難，其後1968年捷克的“布拉格之春”，要求政治民主化的改革夢想被蘇聯坦克碾壓；1979年韓國的“漢城之春”，以刺殺樸正熙的激烈手段結束了其獨裁統治，但引發的學生運動和工人運動被軍事強人的軍事戒嚴壓制。雖然如此，文明社會沒有以蘇聯專制力度的加劇，指斥說匈牙利人民的武裝暴動是過激行為，他們斷送了改革形勢，他們應該對蘇共更劇烈的暴政負責。十二年之後布拉格之春被蘇聯坦克鎮壓，也無人指斥捷克民運不識時務，斷送了歷史改革的進程。遭到國際輿論譴責的是武裝入侵、實施鎮壓的蘇聯當局，美、法、加、巴西、丹麥國家聯名在聯合國要求蘇聯立即撤軍，甚至中國當局也在非正式場合表達了對蘇聯暴政的不滿。（時任總理周恩來在羅馬尼亞大使館舉辦的國慶日招待會講話中公開指責蘇聯的侵略行為，導致蘇方人員全體退場。這一講話史稱“六八講話”）。
順便再說一句：八九民運多年以後，以善良溫和、虔信佛教著稱於世的藏人，抗議當局絞殺信仰、種族滅絕的方式，比八九天安門學生絕食行為更自戕：他們自焚，接二連三，累計人數已經超過150。這是無權者的最後的權力、是最悲慘而最無奈的抗議方式。這種方式後來導致他們一人自焚，全家受罰。國際社會和文明世界唯有同情他們的遭遇，為他們的抗議方式痛心疾首，沒有譴責他們激進，沒有指控說他們的行為導致了中共更加嚴酷的暴政，為此而遭受譴責和指控的始終是暴行罪犯中共當局。
順便再說第三句：一場政治運動的定義，依據應當是這場運動的內在訴求和外在行為，並考慮運動是否是建立在雙方協作、相互效力基礎上，是否有正常發展並將訴求貫徹到底的可能。假如單憑學生自我絕食一途，就鑒定八九民運激進，是罔顧八九政治訴求的有限性，無視訴求態度之初的懇切期待、忽略公眾行為普遍的自律，以及全體市民學生為維護和平理性所采取的各種反暴力陰謀的措施（這些措施包括在交警撤離後學生們組織起來維護交通秩序，收集並向政府交還軍隊槍支、展示客車上藏匿的軍事裝備，送交公安機關塗汙毛像的三名湖南民人，阻擋軍車進城，勸阻軍人撤退並對他們講述天安門真相……。）這種結論之做出，有無視當局唯權試問的專制本質和暴力激進處理方式之嫌。
人們固然可以說，極權暴政本質如此，不能對他們寄以希望。試問，當時精英們的共識是中共秋後算賬，有幾個認定中共會幾天後面對平民學生開槍？此外，確認中共的殘暴並這不意味著，在考慮八九民運以及任何抵抗運動的性質時，應該把習以為常的極權暴政“正常化”到剔除出我們的視野，而單挑暴政導致和激發的後果，放在空中閣樓，論為沒有來由的行為，或者幹脆把冷漠專權導致的（絕食）後果轉換為暴政實施的原因，來興罪伐錯。
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