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本刊將連續刊載比爾曼的自傳。本文是譯者為比爾曼參加2019年台北詩歌節寫就的介紹文章,可視為導讀。
生活在自由民主社會的人,很難想像在獨裁政權下,一個善於思考,敢於抗拒國家機器的壓力,並且公開批評政府的人,怎樣每天跟國家機器進行貓捉老鼠的遊戲,日日都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然而依然有人堅持著不肯放棄。要讓社會從黑暗過渡到光明,讓人們掙脫牢籠,重獲自由,需要一些勇敢的啟蒙人,他們往往得犧牲自己的自由,甚至生命。二十世紀,人類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也經歷過不同形式的獨裁專制,其中禍害最深的是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德國是兩次世界大戰的罪魁禍首,但是本身也承受了最慘烈的兩種獨裁政權,而上天卻又眷顧這個德意志民族,在上世紀將結束時,被柏林牆分割、分裂的東西兩個德國,竟然兵不刃血,歡欣鼓舞樂地破鏡重圓,和平統一了。
孟姜女哭倒長城,比爾曼唱跨柏林牆
歷史有偶然,也有必然,東德合併到自由民主的西德旗幟下,並不是天上掉下來餡餅,而是有諸多國際政治經濟的大氣候和兩德當時內部的小氣候所促成的。在東德方面,數十年來,曾經有上述所說的許多勇敢的志士仁人,不斷冒險爭抗,持續地在給專制體制掘墓,為柏林牆釜底抽薪。中國有孟姜女哭倒長城的故事,而沃爾夫·比爾曼(Wolf Biermann)就是這樣一個以筆和吉他作為武器,在柏林牆上撬開第一道裂隙,唱垮了圍牆的詩人歌手。
年輕的比爾曼,在五十年代,作為「共產黨」的烈屬遺孤,離開民主西德,「投奔」共產東德,他享有「紅二代」的特殊身分。東德那時候最上層的領導階層許多都和他父母在戰爭期間是生死與共的同志,他們一心想把他扶植成為體制內的「國家級詩人」,也就是「御用文人」,怎奈這小子桀驁不馴,不吃敬酒,偏愛罰酒。威迫利誘的手段都使盡了之後,他們就把他定性為「國家敵人」,對他全面封殺,不准開音樂會,不准出版,一禁就整整十年。然而在那冷戰時期,獨裁政府的打壓是最佳的無償宣傳,他越禁越紅火,全世界的名人、藝術家、哲學家、記者都跑到他東柏林那間小屋子裡,聽他彈吉他,為他們唱他的新作。真是極具諷刺意味,比爾曼說:被禁的那十年,他也許是全東德最不寂寞的人。
雙親是共產黨,比爾曼生在西德,戰後「投奔」東德
比爾曼於1936年11月15日出生在漢堡,他的雙親都是共產黨員。父親又是猶太人,比爾曼尚在繈褓中時,出身工人的父親,思想前衛,他和同志們編輯一個啟蒙思想的地下刊物,因而被納粹逮捕,關押數年,後送至奧斯維辛集中營遭殺害。關於父親,比爾曼在開篇時就如此敘述:「我四個月大時,父親從我身邊被奪走了。那會兒,母親被傳喚到漢堡市蓋世太保的審訊室中接受審問,我則從母乳中吸吮著這種痛苦…這是不能癒合的傷口,早年的喪父之痛伴隨我一生。猶太人比爾曼身上背負著的共產黨人和工人印記,成為我的宿命,我的護身,也是我的厄運。這是我注定的軌跡,我必須如此,也成為如此的我。」小沃爾夫從小就受到母親的呵護和培養,早早地心靈之中就將他那為理想獻身的父親當成英雄、導師,在往後的生活中遇到困難時,他就和父親進行心靈對話,尋求精神上的鼓勵。
東德「國寶」布萊希特是他的精神導師
二戰結束德國分裂為東西兩國。比爾曼和母親及家族都居住在西德的漢堡。1953年,二戰剛才結束,民主和共產兩大陣營對峙的冷戰就開始了。數十萬的東德人民逃往西德,而出於對共產主義的忠實信念,比爾曼和母親商量後,決定到東德去接受教育。此時比尔曼还是個不滿17歲的中学生。在學校期間,前东德国家安全部-斯塔西(Stasi), 试图招募他作为「職業學生」,也就是秘密告密者(geheimer Informator, GI),被他拒绝了。中學毕业后,开始在東柏林洪堡大学(Humboldt University of Berlin),先唸政治經濟學,但在他接觸到布萊希特的戲劇和詩歌之後,他轉為攻讀哲學和數學,後來獲得碩士學位。布萊希特(Bertolt Brecht 1898-1956)是德國上世紀最有影響力的劇作家,他認識梅蘭芳和老舍,汲取了中國古典戲曲的理論,把亞理斯多德在《詩學》(Poetics)中提出的具有千年傳統的西方戲劇理論 ——「模仿人類行為…引發觀眾的憐憫與情感的洗滌」顛覆了,他創新出一種具有「間離效果」即「陌生化」(Verfremdungseffekt)的具有「震撼性」的「間離」理論,即以戲劇破除虛構的現實,藉此引發觀眾對社會現況的理性思考。布萊希特是個左翼文學大師,一位虛無主義的「革命家」,他被東德共產政權捧得至高無上,就如魯迅被中共供奉為「國寶」一般。但是在整個德國和世界文學上,他的地位也是不可動搖的。
年輕的沃爾夫一接觸到布萊希特的作品,就如癡如醉,前者的理想和追求就是他一直嚮往而憧憬的。1957-1959年,他担任布萊希特創辦的柏林劇團(Berliner Ensemble)的助理导演。從十幾歲就開始寫詩和歌的比爾曼,從此就以叛逆的布萊希特為楷模,开始創作反叛而忤逆權力當局的诗歌,逐漸建立起自己的藝人名聲。
對共產主義的憧憬化為幻滅
比爾曼的詩歌創作是跟六七十年代的時代脈動互相呼應的。在那個西方民主和東歐共產陣營相互對壘的冷戰時代,這位年方二十的詩人,心中懷著繼承父志的理想,一廂情願地要獻身於自己一知半解的「偉大共產主義」,解救全人類,但是他觀察到周邊的環境,接觸到共產東德高層的文化、政治官僚,發覺掌權者的言行是如此虛偽、空幻,違背常理常識,自由意志,自由表達都成為不可觸及的禁區,他內心的躁動和理性的認知不斷把他引向一條叛逆權威的不歸路。每當重要事件發生,如1961年柏林圍牆的建造、同一年蘇共召開二十二大,開始「去斯大林化」,莫斯科的政局和對文藝界的「解凍」繼續深化,這對衛星國的東德造成衝擊,一股「自由化」的春風吹了過來,沃爾夫這個時期的作品都反映出他開始對統治者的威權進行抗拒,寫出了「給老同志們」這樣批評老一輩「革命家」的詩,驚動了高層。他的創作風格非常直白、大膽,甚至顛覆了傳統詩學的唯美主義,人名、地名、事件皆可入詩,其中參雜了怪異的意象和隱喻,形成一種獨特的黑色幽默,淋漓痛快,沁人心脾。比爾曼的異議音樂人的名聲不脛而走。
當局執政的統一社會黨對他使出威迫利誘的手段,連當時的教育部長馬格特·昂納克(Margot Honecker, 她的丈夫埃里希是共產黨總書記和東德垮台時的國家領導人), 也來對他說項、開導,希望他走回頭路,靠攏政府,被他拒絕,因為他認為當權的共產黨出賣了共產主義的理想主義理念,他要說真話,以詩與歌來尋求真理和真相。他爭的是個「理」,理想主義的「理」,和共產主義理念的「理」,所以「特權」、名利對他都沒有誘惑力,他毅然走自己的路。比爾曼的名聲和影响力愈來愈大,從1965年起,他的詩集、歌曲出版遭到東德當局全面封殺,並被禁止公開演出。但是他的聲名遠播,愈禁愈響,傳遍全世界。
一老一小,兩個「反革命」受到史塔西的特殊關注
1968年捷克的「布拉格之春」對整個東歐陣營的撼動極大,比爾曼逐漸覺醒,他和東柏林的許多異議份子都「結盟」,其中對他影響最大的就是羅伯特·哈弗曼(Robert Havemann),一位科學家,洪堡大學的教授。哈弗曼年輕時也是共產黨員,被納粹判了死刑,倖存下來,被東德政府捧上高位擔任副校長的職位。但是這位智慧的科學家很快識破,當前的共產黨幹的是掛羊頭賣狗肉的營生,根本背棄了共產主義的初衷理想,他和比爾曼兩人,一老一小,從此就抱團,共同抵制來自上層的打壓,相互鼓勵,共謀對策,形成一股很強大的精神力量,吸引了很多知識界和普通民眾的支持。但是他們也是當權者的眼中釘,肉中刺。比爾曼在書中有生動的描寫,當局如何通過國安部史塔西(Stasi)用眾多的線民和密探來明裡暗裡監控他們,他們家中佈滿了竊聽器,住屋外面全天候有史塔西的人坐在車裏恭候,他一出門就尾隨著。有幾次,比爾曼險些被他們謀害,密探的手段極為卑劣,或是悄悄將他汽車的煞車弄壞,或是乾脆就用汽車來撞他,總之,軟硬方法都用了,消音的方法不靈,就直接用暗殺的手段。甚至於用美人計,讓他墮入溫柔鄉,凡此種種不一而足。
由於名聲在外,比爾曼在全面遭封殺之前,也曾於1964和65年兩度獲准到西德來舉辦音樂會,轟動一時,不但西德,包括美國也都發行他的唱片,影響之大,令東德當局震驚。往後他一次次受到國外的邀請,當局也一次次地拒絕他的出境演出,連他獲得國外的獎項,也都不允許他出國領獎。然而,他們畢竟逐漸了解到,把比爾曼留在國內,終究是個禍患。這時的比爾曼在創作方面運用「指桑罵槐」的手段更為高明, 1974年在西德出版的那張唱片「啊!對啊!」,裡面收錄了那首「長城後面的中國」:
如同牲畜人民被統治著
愚民化,剝奪自主能力,閹割了
老實做苦力乖乖聽話
一切都在暗地監控中
官僚們的權益集團
囚禁優秀共產黨員
若他不肯喊哈利路亞
在哪兒?
在中國!在中國!
在長城後面的中國。
只說一句真心話
當頭棒喝就罩下
自由是隻死麻雀
活活爛在鳥巢穴
朋友,哪兒被掐住了
保准是個密探在窺探
在何處的監獄裡腐爛
在中國!在中國!
在長城後面的中國!
領袖面具下時時在偷窺
瞧你凌亂的辦公室
酒舖、街上、動物園
酸溜溜甜蜜假笑
偉大領袖巨幅玉照
在每張報紙上微笑
每間茅廁裡皆亮相
在中國!在中國!
在長城後面的中國!
審訊拷問家常便飯
革命異化成為笑話
中世紀過時的皇權
每日謊話更加順口
聰明耄耋人民老爹
齊來讚頌他黨中央
在中國!在中國!
在長城後面的中國!
藝術協會尿撒何方
自我批評撒左腳旁
和撒那,主來救我
藍色天空哪兒最藍
傷心國度裡把心傷
甜蜜藝術蒼白乏味
樂觀主義是咱義務
在中國!在中國!
在長城後面的中國!
卡爾馬克思革命家
我何等幸運沒有他
倘若大師尚在人間
同志我必無比悲傷
他的生命並不久長
人們及時將他流放
猜猜看,在哪兒?不難啊
在中國!在中國!
在長城後面的中國!
這首詩冠冕堂皇冠上「中國」這個保險套,其實是東德的最佳寫真。當然,詩人心裏也清楚,這時候的東德和中國是難兄難弟,拿起詩歌的「照妖鏡」,裡面看到的都是無分軒輊的專制獨裁的醜陋面貌。
把「唱衰」共產祖國的歌手趕出國門
東德的共產黨大佬們終於失去耐心,決定將這「唱衰」祖國的敗家子趕出國門。1976年當他再度受到邀請到西德科隆市舉辦演唱會時,他們欣然應允他出國。然而沃爾夫在八千人的音樂會上成為閃亮的明星歌手之後,東德當局禁止他返回東柏林的居所,就這樣比爾曼被迫流亡,定居於西德。往後他在歐陸各地演唱、寫作,作為流亡者他內心十分痛苦失落,因為他一直還認為東德雖然在沈淪,畢竟還是故鄉,而且背離共患難的異議份子朋友,也讓他寢食難安。直到1983年他的一位哲學家朋友Manes Sperber對他當頭棒喝,讓他對蛻化變質的「共產主義」幡然夢醒,知道那是一條走不通的死路,要在人間建立天堂,而建造者都是雙手沾滿血跡、貪婪腐敗的劊子手,這是天大的笑話,歷史的荒誕劇。比爾曼被逐出國門,也是東德開加速向滅亡的開始。緊接著大批的東德異議份子的藝術家、作家和文化人,紛紛開始背棄那個死水一潭、僵化保守的極權國家,投奔自由的西德。
天安門浴血,柏林牆坍塌
1989年天安門發生流血慘案,北京政府動用軍隊屠殺示威抗議的群眾,緊接著,那年冬天柏林圍牆坍塌,東歐巨變,蘇聯帝國分崩離析,東西德次年統一。在這人類史上可謂史無前例的劇變當兒,比爾曼也奮身投入那些風起雲湧的變革中,加入抗議的人群和同志們,舉辦演唱會、佔領史塔西的檔案總部,用他的詩歌吉他,唱出鬱結在千百萬人們心中的怨恨、恐懼和憤怒,歌聲所到之處,披靡蜂湧,人們壓抑了幾十年的情感終於得到宣洩,正義之聲響徹大地。
比爾曼喜歡用他的精神導師布萊希特創造的一個字 「TUI」,筆者把它譯成中文的「蛻」。布萊希特諷刺知識份子Intellektuelle,用戲劇的間離異化手法,把這個詞拆拼顛倒成Tellekt-Ual-In(tui),他認為知識份子已經變質為市場和商品的關係,「待價而沽」。比爾曼在後記中說:「在逃亡和放逐的黑暗時期,布萊希特很有智慧地描寫一個知識份子痛苦的宿命。知識份子既不屬於有權有錢的高層,也不屬於被壓迫的低端貧窮大眾,按德文裡的說法,他是『進退維谷』的書生。在生死存亡的關頭,他依然想兩全其美:勇敢地說真話,同時也獲得饗宴。」這樣高難度的生存境界如同走鋼絲,是為「五斗米折腰」呢,還是「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呢?人各有志。
比爾曼這本傳記是今日中國專制政權下知識份子的寫照,讓生活在自由社會的讀者了解到,在黑暗壓抑、同時又有物質誘惑的環境之下,許多人違背良知,變成「蛻」式的人物。極少數不願意「蛻」變的人,往往必須付出自由和生命的代價,如兩年前被中共虐死於刑期的劉曉波,連諾貝爾和平獎的榮譽都救不了他。中國那句老話「求仁得仁」,死而無憾,也許當事人有這樣的高貴心態,但是留給世人的卻真是綿綿無盡的遺憾。其實上在日常生活中,我們有時候也必須在「對與錯」、「正與邪」之間抉擇,是妥協讓步獲得一些利益,還是堅持正道,取得良心的安寧?這就因人而異了。生活在自由民主環境的人們,應當珍惜這份「特權」,慶幸自己在大是大非的問題上,不必面對做不做「蛻」的選擇,畢竟人的尊嚴、權利和福祉只有在民主體制之下才能得到最大程度的體現,守護捍衛自己國家的民主和自由是每個公民的責任和義務。
廖天琪,2019/7/30於科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