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八年是革命年！西柏林的學生運動，巴黎的五月，同年的布拉格之春，好像東西兩邊在此起彼伏地互通聲息。可憐的魯迪·杜契克(Rudi Dutschke)！
一個青年新納粹份子、油漆工學徒約瑟夫·巴赫曼槍擊他，結果他的一隻眼瞎了，另外兩三顆子彈擊中腦部的語言區，杜契克艱難地重新學習說話。我在家中唱那隻新歌「射向魯迪杜契克的三顆子彈」：「啊，德國，你的兇手！」我們把錄音帶走私到西方，以擴音器向示威的學生播放。一波接一波，從東到西，從西到東，這樣歷史性的互動難道是偶然的嗎？
在捷克，中央委員會的頭目變把戲一般，拋出一個新的無名人士做黨主席，亞歷山大·杜布切克(Alexander Dubcek)。沒想到這個權貴階層軟硬通吃的人物，卻宣布了不得了的事情，新的口號是：帶有人性面孔的社會主義。開始的時候我們都嘲笑這個顯然是老生常談的說法，還認為是斯大林主義者，帶著自由主義面具的化妝舞會。但是逐漸地連我都意識到這位年輕的黨主席杜布切克是既天真又嚴肅地提出這個悖論，不僅容許是小小的自由，也不是冒牌濫竽充數那種，而是大寫的自由。具體是指：言論自由，新聞自由，集會自由。那個面具竟然是張人臉！東德的媒體沒有報導一個字。通過布拉格電台，我聽說一九五二年布拉格那場演戲一般的法庭審判，得到了平反。鲁道夫·斯兰斯基突然不再是被處死的反革命份子，而是一個烈士。這不可能是宣傳的詭計，不是赫魯曉夫的斯大林式的「去斯大林化」。這比一九五六年蘇共二十屆黨代會那種半心半意的自由化深刻多了。杜布切克似乎要推動真正的民主化。東德人開心極了，都在猜測我們東德是否也有個不知名的杜布切克，大家用咖啡杯底的咖啡渣圖樣來分析謠言，為黨報的命運掐指算命。
一九六八年是革命年！西柏林的學生運動，巴黎的五月，同年的布拉格之春。蘇聯和華沙公約的坦克開進捷克首都，被抗議的市民包圍。圖：osteuropa.lpb-bw.de
東歐陣營裡，我對捷克最感親近。我跟捷克歌手喬治‧蘇奇是朋友，他創建了布拉格的瑟馬弗爾劇院，至今還在主持工作。在我遭到全面禁演之前的一九六三年，在布拉格一個卡夫卡會議上，我遇見了會議的精神領袖愛德華‧葛爾德斯圖克，他是日耳曼文學學者，在我心裏他是個共產黨人，也是猶太人。就像阿圖‧倫頓一樣，於五十年代，他在殺人魔斯大林的酷刑監牢裡存活下來。整個東歐陣營的文學官僚們，對捷克籍德國人弗蘭茲‧卡夫卡都又恨又怕，他們認為他的作品代表資產階級的頹廢，反動而危險。斯大林主義者認為葛氏舉辦的卡夫卡會議是一種對抗，卡夫卡未完成的小說《審判》，他的短篇《判決》和《在監禁營》，是對斯大林獨裁的現實描寫，在會議上也有著激烈的討論爭辯，文化哲學家恩爾斯特‧費雪說：「卡夫卡的意義在於對抗教條主義和官僚主義」。
當我和葛氏在布拉格的查理大橋上漫步時，他告訴我：匈牙利的哲學和文學大師喬治‧盧卡奇在一九五六年匈牙利抗暴發動時，還是部長和中央委員會的成員。他被蘇聯秘密警察克格勃（KGB）逮捕，連同其他一些叛變份子塞進飛機。幾小時後降落在羅馬尼亞一個不知名的、大雪覆蓋的機場跑道，趕下飛機後，都禁閉在一個荒廢的古堡中。這位被鞭撻的御用文人盧卡奇，平日是個唯物辯證的教條主義者和反斯大林的斯大林份子，此時才對那些難友們說：「同志們，到了這個破古堡，我才終於明白，一直被我輕蔑地視為資產階級頹廢主義者卡夫卡，終究是個現實主義的作家啊！」
捷克人早在布拉格之春的前幾年就已經有比較自由的政治氛圍了，在波蘭也如此。而在我們東德，每個花園小矮人都編了號，在那用鐵絲網圍起來的方塊花圃裡守望著。這個一九六八年的夏天，我們的感情幅度就徘徊在對杜布切克的熱切希望，和深怕布拉格之春被鎮壓的巨大恐懼中。在《新德意志報》上我們讀到憂心忡忡的兄弟國家，緊急地做了最後的努力，出謀獻計要把被杜布切克拖下反革命深淵的局勢扭轉過來。大家都很害怕，但是掌權者的恐懼到了八月二十一號就告終了。
在這最深的黑夜將盡，天朦朦亮時，我被電話鈴從睡夢中叫醒。一個聲音只說了一句話：「沃爾夫，起來，打開收音機！」接著就咔一聲掛斷了。我開了收音機，機械的進行曲正播放著。然後蘇聯塔斯通訊社針對五個華沙公約國進軍捷克，宣讀了一項聲明，整整五分鐘。我聽了三遍才逐漸明白：塔斯社被授權來解釋，捷克社會主義共和國的國家和黨内的領導人士，請求蘇聯和其他兄弟國來緊急援助，包括動用武裝力量來救援捷克人民。這個請求之所以發出來，是因為…等等，我不寒而慄。如果罪惡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德國的坦克再度越境入侵捷克，那就沒有什麼比這更可恥了。五個國家的軍隊碾平這樣一個無助的小國家，那明天太陽不會再升起來了，不能再相信獨裁者的反動理由了。
我陷入驚慌失措的狀態中，從玻璃櫃中拿出一大堆往來信件和一捆捆稿件，試著把這些紙燒掉。白痴！我的磁磚壁爐一向容易操作，只要放上小塊木柴和碳塊就燃燒起來了。現在我第一次注意到紙張燒不燃，是了，厚厚的一捆紙燒不著。我慌張地用火箝在紙堆上挫，白痴！好像中了邪一樣，紙就是燒不起來，同時火焰和煙霧不斷從壁爐裡朝著我臉上竄。
我到浴室，在水池邊把臉上的黑灰洗掉。在鏡子裡看到自己蒼白的面孔，於是就把留的鬍鬚統統刮掉。剛弄完，再看看自己那張無毛之臉，好似異化了的布萊希特，跟著就產生一個新的念頭：如果這張孩子臉戴上頭巾，看起來就像個女人。
這時天已經亮了，我穿上大衣，把一些稿件和日記放在一個採購籃子裡，打扮得像個老太太，離開屋子。下兩道階梯，不從前門走到街上，而是用一個額外的鑰匙開了後門，走到寬廣的後院。走過放灰的鐵桶，我彎著身慢慢走向隔壁129號的房子。裝扮成祖母樣子的我，一拐一拐地穿過進門的車道，走到香榭街。在這場戲裡，我也並沒有完全轉換角色。我突然有個很棒的念頭，越過電車軌道，然後轉進我熟悉的提克街。在這世界末日的混亂中，為何就不能跟愉快的事連結起來？左手一百米是個私營的麵包店，麵包師傅豐滿女兒西格莉德是我秘密的相好。有時候在中午休息時，她會帶上新鮮的小麵包到我床上來。她的小房間在麵包店的上面，跟她父母的門相連，但有分開的進口，這兒我熟識，又很方便。但當我輕輕敲她的門時，裡面沒有反應。再敲重點，把她弄醒，還是沒動靜。再重點…
最後我只好下得樓梯來，繼續裝做老太太蹣跚地向前走，走過我最喜歡的小酒店「一一六」，死寂，沒人。賣碳的奧圖，金髮的蓋爾蒂，沒有一個我熟識的人這麼早起來。當我走過柏林劇院時，自己覺得像個身著劇裝的可笑跑龍套角色。我取下了祖母頭巾，挺直了腰桿，顯出我那張光禿禿的臉。比爾曼沒有比爾曼鬍鬚，看上去好像是戴了演戲的面具。
我很懊惱自己毫無準備，面對這突發的情況如此手足失措。我走進路邊兩間公用電話亭的其中一間，給我的朋友雷馬‧吉爾森巴赫打電話，他立即懂了，我們約好在快鐵車站利希滕貝格見面。吉爾森巴赫是個怪物，天生的自然主義者，非常忠實的朋友，戴著一副啤酒瓶底厚的近視眼鏡。他是作家，還認識東柏林和全東德所有的吉卜賽人。事情是這樣的：一個晴朗的日子，有人按他的門鈴，「我是吉卜賽人，你是位作家吧…」「對，我是。」「你能幫助我嗎？你知道，那事務局的猶太人不相信，俺這號碼是那會兒奧斯維辛袖章上的。那裡的猶太人不喜歡咱吉卜賽人。他們說，我為了騙取退休金就造假。現在他們要我把當時的事詳細寫下來，寫俺家在納粹時的情況，證明俺家族…」好心的老吉代為捉刀，給事務局賠償部門寫信，他的努力有了結果，這漢子被追認為「法西斯受害者」，得到每月伍佰五十馬克的退休金，此事被傳為美談。
我乘坐城市快鐵抵達柏林利希滕貝格車站。雷馬看到我光光的臉，凝重地點頭。我們沿著大街往下走，直到一個很臭而破爛的住屋前。他按鈴，一個高大的影子來開門。走道上昏暗的光線下，看出是個肥胖的女人，雷娜。雷馬管這吉卜賽肥婆叫小娜，她引我們到客廳。雷馬說：「這是我朋友，一個詩人。警察要抓他，你們得把他藏一段時候，不然他就要進牢子裡了，他可沒做過壞事。」門開了，小娜女兒端來咖啡。雷馬道謝說：「我走了，去買些衣物牙刷什麼的，他什麼都沒帶，明後天我再過來。」我坐在屋裡聽收音機，小聲聽東西兩邊關於進軍布拉格的消息。女人們坐在廚房裡，她們什麼都不問我，不問我的生活或我的詩歌。
我想到在格林海德的羅伯特不知怎樣了，他們不會抓他，這是不可能的，他在納粹時期坐過布蘭登堡的死囚牢房，他們不敢抓他。我自己騙自己吧，良心不安了？我是個膽小鬼？朋友雷馬第二天就帶來了乾淨的洗換衣服。老婆子望著窗外說：「吉先生，不行，太危險了，你得把他帶走。」雷馬聳聳肩說：「理解。」我們辭別並道謝後，就往車站走去。雷馬說：「我已經想過了，我帶你去福德里希哈根區老寶莉那裡，她不怕史塔西。小娜和小咪怕她們自己的人，如果旁人知道她們讓一個不是吉卜賽的男人在屋裡住著，那這兩個女人就聲名狼藉了，她們怕被族人瞧不起。」
在快鐵裡這段時間，我四處看看，車裏人很少。我們沿著波許街走下去，在旁邊小街上的一個小房子前，跨兩步台階上到屋簷下。一個乾瘦的小女巫來開門，夏綠蒂‧寶莉博士，她是畫家，也翻譯加西亚·洛卡的詩文作品。老太太似乎已經等著我們了。她閣樓的屋子很溫馨，這位年老的世界流浪者極為浪漫地，在她波希米亞式的房子裡塞滿了各種收藏品。寶莉著意打扮了一下，肩上披了一塊異國情調的披肩，她的銀髮上戴著一頂土耳其式的氈帽。當然最美的是她消瘦多皺、稜角分明的臉上那雙靈敏的鷹眼。沒有一句關於布拉格坦克，關於進軍以及我們來訪的話。寶莉跟我們說了一段關於業餘愛好者這個題目的論述。她引述洛卡有名的情詩：「不忠貞的婦人」。雷馬對這種異國情趣的談話感到荒誕，十分擔心。我現在哪有心情欣賞洛卡的情詩和阿拉伯式的裝束，還有她任性的關於西班牙吉卜賽人的素描？在這個小屋裡，我也依舊每個小時收聽來自東西方的消息。蘇聯軍隊最為先進的空降坦克，已將布拉格壓在履帶下了，鋼鐵怪獸對付手無寸鐵的人們。
我心裏十分糾結一個問題，我這樣逃跑是背棄了羅伯特還是我自己？我放棄了自由奮戰，這樣做聰明嗎？小心謹慎比較好嗎？我擔心的是：在權力鬥爭到達高峰時，統治者很可能會在恐慌之中輕易地把人整死，這在冷靜考慮時是不會發生的。在這政治地震的當兒，我要遠離那些被煽動起來的極端情緒。
我在寶莉家的三天期間，最享受的是新鮮的小脆麵包。每天早晨老太太的女友，麵包師艾爾文‧李比希的太太會親自送過來。到了第三天，她說：「比爾曼先生，你在這裡不行，對我們親愛的老寶莉也不方便。你可以到我們那裡住一陣。從這裡只隔三條街，我們閣樓上有一個空的小房間，你可以住，我先生也是同意的。」於是我就搬到麵包店樓上的閣樓間。麵包師的兒子幫我到威廉皮克街去，在我情人伊娃瑪麗亞住所的門縫下塞了一張條子，上面沒有地址，只建議她兩天後到這個福德里希哈根區來。
約定的那天，黃昏時分，我抱著僥倖的心情赴約，穿過施普雷河隧道，到了米格爾湖對岸。沿著湖邊走到樹林邊上約定的地點。我們找到對方，又哭又笑，一會兒沈默，一會兒不停地傾訴，感到彼此的信任，卻又想不出對策。從她那兒我聽到了最新消息。羅伯特的兒子弗羅里安和弗蘭克被捕了。小弗羅伊自己手畫了一幅捷克國旗掛在窗口。他那一伙孩子都是出自權貴高幹家庭的叛逆型子弟，大家都被抓了。湯瑪士‧布拉切和珊達‧魏格兩個孩子發散傳單，湯瑪士把我那首詩「布拉格是巴黎公社」複印了，貼在牆上，甚至貼在路邊警車的上面。
我也聽說羅伯特在格林海德的住處已經被戲劇化地加強了監控，銅牆鐵壁般被圍住了。一週之後，伊娃又帶來羅伯特傳給我的消息，現在局勢翻轉過來了。華沙公約軍隊對付小小捷克的貌似輝煌的軍事勝利，一下子就倒了過來，如同一場滑稽的敗仗。捷克人的秘密武器——如勇敢的「好兵帥克」那樣，把捷克人的神奇武器都調動起來了：起子，錐子，鉗子全出籠。他們把全國所有城市裡的街道路牌都卸下，交叉路口的路標也都拿掉，以致兄弟國的那些裝甲車就像瞎眼的雞隻那樣亂跳亂鑽。
還有一個更大的奇蹟出現。世界史上破天荒第一次，一個強大的入侵佔領者，居然在佔領區找不到一小撮通風報信的線民。沒有一個捷克人或斯洛伐克人被收買或被脅迫。所以布里茲涅夫和他的同夥，無法建立一個新的偽政權，全面勝利變成一場尷尬的敗仗。一週以後，我再次得到羅伯特的消息，伊娃把我引出藏身之處。當我終於坐在羅伯特那格林海德的屋子裡時，不禁對自己逃難到福德里希哈根那個麵包店閣樓的作法感到羞辱。羅伯特以他的辯證法巧妙地安慰我：「看來史塔西頭子米爾克工作很不得力啊，竟然不知道你躲在何處。如果這些傢伙想在第一時間得逞的狂喜當兒，把咱倆抓起來，炮製一場公審大戲，卻只抓住老哈弗曼，抓不到年輕的比爾曼， 那豈不丟人可笑嗎。所以你躲起來，對我倆都有用嘛。」
羅伯特的兩個兒子，十九歲的弗蘭克和十六歲的弗羅伊和其他朋友，都還在史塔西的看守所裡。不久，事情背後的隱情就明朗了。當局將用這些青年來佈置一場司法的前奏曲，把他們當作反對國家的罪犯來審判。他們深表遺憾，青年們是被哈弗曼和比爾曼煽動，這樣序幕就拉開了。明確地說：要證明他們在政治上被引誘被利用了。對反叛的青年們來說，這種安排佈局是雙重的侮辱，因為他們都是自發行動的。
一九六八年十月有一個審判，這些仇視國家的煽動份子被判刑兩年，大部分關了幾個月，就都假釋出來了，但是繼續的騷擾和他們未來的前途都大受影響。
一九六九年四月，蘇聯人終於在布拉格找到一個願跟他們合作的叛徒——古斯塔夫‧胡賽克，並在表面上把一切權力都交給他。在杜布切克期間任命的政治家，如今一個個從各個階層都被撤換下來。所有在布拉格之春冒尖的人，都要面對叛國的審判，有漫長的刑期在等待他們。
我們呢？我和羅伯特是否終於把我們孩童時期就信仰的共產主義永遠地拋棄掉？很多同齡的左派的確如此，但我們並沒有。我們已經走過很長的路，我們還需要時間來驗證。羅伯特和我從這次失敗中重新編織一個願景：布拉格之春如果不是從東柏林、布達佩斯、華沙爆發，而是從權力中心的莫斯科發出，那就有希望。為我那些洩氣的朋友，也是為我自己，我寫了一首打氣的詩：
歌唱永恆的價值
那些說謊大家，什麼，嗯，什麼
還能留下什麼？
留下來的不過是
我們曾經相信過的
那些騙子高手，什麼，嗯，什麼
還能留下什麼？
留下來的不過是
我們終於看穿他們
偉大領袖們，什麼，嗯，什麼
還能留下什麼？
留下來的是
他們輕易就被推翻
那永久偉大的時代，嗯，什麼
還能留下什麼？
留下來的已經
被截短了大一截
麵包塞進嘴裡堵住真理
麵包還有留下來的嗎？
留下來的，嗯，什麼
都被吃掉了
唱爛的曲子，嗯，什麼
歌曲會留下嗎？
永遠會留下
以致被遺忘
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