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親艾瑪之死
已經是秋天了，所有參加漢堡卡策內爾遜詩歌朗誦晚會的客人都離開了，只有老露絲‧阿德勒Ruth Adler還留下來，跟我們一起待了一段時間。我母親艾瑪過了九十歲生日之後一個月，就突然一病不起，她已放棄掙扎，只是每日昏昏沈沈地躺著。一九九四年十月十四日這天，艾瑪精神稍微好點，露絲於是就到垂死者的房間來探視。她以猶太禮俗為母親「守船」，這是她以前不能為自己被納粹殺害的母親舉行的儀式。一位猶太老婦人為一位老革命鬥士送終。
艾瑪是位元老共產黨人，共產黨垮台之後的幾年她都跟我們生活在一起。她接受了孩童時期信仰幻滅的事實，但是很明顯地依然十分傷痛。我們討論爭辯，我們之間誤解最深的時刻，才算是真正認識了對方。那舊日的夢想到底如何了？畢竟沒有人願意把自己的一生都掃進垃圾堆。難道這要命的共產主義全都錯了嗎？是馬克思主義被人誤解了，背叛了嗎？是否推動過早，又在錯誤的地方推動呢？是否應當重新更好地再來一次？這個疑問不僅觸動艾瑪，也同樣地在前東德困擾著許多人。一個沒有階級，沒有剝削和壓迫的社會，所有人如同兄弟姊妹，就像席勒那首韻味十足的歌曲，也像「共產黨宣言」或是歐威爾的《動物莊園》裡描述那樣，這些對我母親而言，都已經成為可怕的，自殺式的錯誤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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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政下知識份子的宿命：受害者也是加害者？
這些讓人傷腦筋的爭執焦點是，如何評價我們在錯誤的東德社會裡，真實地生活過來了。每種遷就屈從都是錯誤的嗎？受害者也是加害者嗎？加害者自己也是受害者嗎？這是知識份子受難的宿命：一開始解釋就是誤導，粗俗地說：把大便做成肉丸子。這種討論還是圍繞著一個老問題：在暴政的陰影下，一個作家應當如何自處？逃跑？同謀？沈默？繼續下去？若是繼續，那麼要走多遠？喊出真理？對，但是在何時，怎麼喊，喊出多少，對誰喊？以前我在東德時，我們整夜整夜，口沫橫飛，爭論不休。我們那些爭取自由的朋友們彎腰低頭，總是批評羅伯特‧哈弗曼和我太過份了。這裡面包括：史蒂芬海姆、史蒂芬赫爾姆林、克莉絲塔‧沃爾夫和海涅‧穆勒。我曾經為這些「深深憂慮」的朋友寫過一首歌：
親愛的，這是因為分工的問題
有人沈默，有人喊叫
有人如你一樣很有保留
自然也有人會向前跨步
這些爭論經常如此激烈，使得我們忘記了誰是真正的敵人。在這樣跟統治者的對抗中，我的確比別人走得更遠。這跟我的出生有關。我又幸又不幸，父母都參加納粹抗暴，我父親沒死於史達林格勒的侵略戰，而死於奧斯維辛。我童年的際遇跟別人不同，我不需要懺悔贖罪，我也不需要向新的統治者證明什麼。我總是以一個擁有正確的政治遺產的後代，發出 批評的聲音。我的出身將我定性為局外人，其他人大部分都是納粹的後代，而我是例外。那些人為自己的父母輩感到羞愧，所以也就十分卑微地低頭做人。反抗和順從其實也就是一線之差。我認為有些人出於自責，有過份的負罪感，因此為東德政權辯護，其實專制的東德缺乏法治，由一些黨的精英份子控制著黨和人民。這個基本的真理不應當為了過份地同情個人命運而被曲解。
未完待續，小標題為編者所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