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康生年譜》後，文革史研究者余汝信最近又推出他的新作《陳伯達年譜——中共頭號理論家的跌宕人生》（香港新世紀出版社出版）。
陳伯達，在毛澤東文革派的主要成員中，可能是面目最模糊的一位，記得1980年9月公審四人幫和林彪集團時，我在電視上看見站在審判席的陳伯達，覺得很陌生，好像是第一次見到此人真面目，儘管陳伯達在文革已紅得發紫，曝光度非常高，可能因其人不善言辭，而且普通話閩南語口音很重，很難聽懂，雖然頻頻亮相，但其存在被一眾鋒芒畢露的文革幹將，比如江青、康生、張春橋的光芒所掩蓋。不過其人形象不出眾，陳伯達這個名字卻很響亮，早在他文革發跡前，只要受過教育關心時事愛讀書的人大都聽說過他所著的這幾本書：《竊國大盜袁世凱》、《人民公敵蔣介石》，還有《中國四大家族》，因為這些書很流行，書名也就成了這些反動派的刻板印象，說起蔣介石，就是人民公敵，說起袁世凱，就是竊國大盜，提到國民黨的腐敗，則是蔣宋孔陳四大家族。記得我高中時的政治老師就好幾次提到陳伯達的《四大家族》這本名著，以說明國民黨政府有多腐敗。甚至因陳伯達這本書，幾大家族之說，也成一種流行說法。
我有位朋友稱，作政治文宣，很少有人能比得上陳伯達。是的，陳伯達很厲害，他這幾本小冊子在國共內戰激烈之時，比飛機大砲的攻擊力還要兇猛，筆力萬鈞，把蔣介石和國民黨政府完全搞臭。據說最後國民黨失去江山，也與陳伯達這幾本小冊子的發功有關。在國共決戰的最後關頭，共產黨獲得蘇聯的鼎力相助，但國民黨卻未獲得美國相應的支持，究其原因之一，是美國認為國民黨政府專制且腐敗，不值得力挺，據說當時美國一些政要讀《中國四大家族》，看到書中披露蔣宋孔陳斂財高達200億美元，無不深惡痛絕。比如總統杜魯門對蔣介石政府就特別反感。試想，如果蔣宋孔陳四大家族真如陳伯達這本書所說竊取佔有中華民國整個國有資本，民主的美國為何要去支持這樣腐敗的專制獨裁政府？
但待歷史塵埃散去，歷史真相漸漸露出水面，大家才發現陳伯達這幾本黑國民黨（也包括黑袁世凱）的小冊子）根本是顛倒黑白、甚至無中生有的宣傳品。不過那個時代，國民黨文宣完全不敵共產黨，在共產黨排山倒海地污衊誹謗下，竟然百口莫辯，形象硬生生被共產黨黑化掉卻無法自清。當年希特勒身邊有個宣傳天才戈培爾，他有句名言說，「謊言重複一千遍，也不會成為真理，但謊言如果重複一千遍而又不許別人戳穿，許多人就會把它當成真理。」陳伯達的口才不及戈培爾，他不善言辭，但把謊言說成真理的筆力卻遠遠超過戈培爾，是可以與戈培爾相提並論的意識型態宣傳高手，可稱為戈培爾二世。
這位中共戈培爾同他前任一樣，享受過登頂權力高峰的無限風光，曾位居中共權力場的第四把交椅，而結局與他前任一樣悲慘落幕。這位當過中國獨裁者毛澤東第一文膽長達31年，為中共打江山，為「老大哥」和「真理部」作文宣立下汗馬功勞，被譽為中共第一理論家的戈培爾二世，最終被他忠心耿耿服務效勞的主子無情拋棄，遭到萬人唾棄，毛時代過去，體制內仍得不到平反，體制外的歷史定位也非常不堪，裏外都不是人。
陳伯達初出道時是一位左翼文化人，一位有理想才華橫溢的文人書生，為何會成為一個獨裁者的傳聲筒，最後落到如此可憐可悲，亦可鄙的結局？讀余汝信的《陳伯達年譜》（下稱《年譜》），審視他一生的軌跡，認為有三個因素鑄定了他人生的悲劇。
第一，陳伯達加入了一個剝奪人自由意志和獨立精神的極權政黨，一開始如同那個時代大多數左翼青年，他是被時代潮流席捲進去，可以說是誤入歧途。但中共這種列寧主義政黨，一旦加入就身不由己，喪失自我，不可避免地成為黨機器的一個工具。列寧主義政黨一個基本特色是進行思想控制和精神洗腦，因此超級重視文宣，陳伯達正好是黨機器最理想的宣傳工具人。在陳伯達到延安之前，他的寫作雖然有左翼傾向，但基本上還是自由寫作，徐友漁在《年譜》序言中提到，那個時期的陳伯達思想深處也有自由主義的一些成分，在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之際，陳伯達和幾位文化人還發起過啟蒙運動，倡言思想的自由。陳伯達在那個時候寫的文章還倡言中國需要「德賽二先生」，即民主和科學，但1937年到延安後，進入中共宣傳系統的體制內，因為有文才，筆鋒犀利，所以即被毛看中，兩年後調到毛身邊當了毛的秘書，成為中共宣傳工具人。此後陳的所有寫作皆不由自主。他那些著名的文宣冊子都是奉命之作。比如在1943年國共之間展開一場萬眾矚目的筆戰，陳伯達批駁蔣介石著作《中國之命運》的著名小冊子《評蔣介石先生的〈中國之命運〉》即是在毛澤東指示下寫的。陳伯達完稿後毛澤東審閱了全文，並將標題改為《評〈中國之命運〉》，原來安排是作為《解放日報》社論發表，是毛大筆一揮才署上陳伯達的大名。隨即中共中宣部下令大力宣傳，陝甘寧邊區一口氣就印了一萬七千冊，黨政軍幹部識字的人手一冊。
本來，以陳伯達的文才，如能自我發揮，在文化和學術上會有一些成就，但看《陳伯達年譜》，他所有成名著作都是沒有什麼學術價值的宣傳性小冊子。如果說有什麼學術價值，就是留下了一份歷史資料，可供後人研究中共戈培爾們是如何顛倒黑白指鹿為馬，他的跌宕人生可供後世研究一個飽學之士的人文精神是如何被極權主義摧毀殆盡。
寫到這裡，不由為中共另一位著名左翼文人郭沫若慶幸。郭沫若成名早，在國共對峙時候，他主要生活在國統區，還流亡日本9年，前半生有許多自由支配的時日，可以自由寫詩作學問，研究甲骨文，因而能成就自己的文名和學術。如果他如陳伯達一樣，一早就進入延安在黨的領導下做文宣，留給世人的可能也只有宣傳小冊子和他後半生拍馬屁的詩文。
陳伯達的第二個悲哀是，他參加的是一個所謂的革命隊伍，是為革命領袖毛澤東當文膽，理論上他與毛是革命同志，或至少是上下級關係，但毛自始至終沒有把他視為平等的革命同志。讀《年譜》’感覺他與毛的關係更像帝王時代的主奴關係，毛澤東是皇帝，陳伯達等秘書之類猶如服侍宮廷的宦官奴才，相對於毛皇帝，他只是一位唯命是從的家奴而已。毛對他頤指氣使，還時常要對他敲敲打打，提醒他不要忘記自己的奴僕身分。《年譜》記載了這樣一件事，1949年12月陳伯達陪同毛澤東訪問蘇聯，17日，毛召集陳伯達、葉子龍、汪東興等開會，批評陳伯達當天外出一天不請假，然後宣布幾條紀律：外出要請假；保密，代表團內的事一概不得對外講；不準向蘇聯接待部門索要任何東西；注意節約用電。關於毛批評陳伯達的內情，《年譜》未提到。原來陳挨批的前一天即16日毛率團抵達莫斯科當晚，毛去克里姆林宮朝拜斯大林，師哲翻譯，陳伯達在場作記錄。兩個獨裁者見面時，斯大林提到他讀過陳伯達的《人民公敵蔣介石》，陳伯達很興奮，一時忘形，用俄語與斯大林聊了幾句，還舉起酒杯與斯大林相互敬酒。陳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學留學三年，粗通俄語。這惹得他的主子老毛很不高興，認為他僭越了，遂在次日以陳伯達外出未請假為藉口訓斥了陳一通。
還有一件事也能說明兩人關係不是同志，實為主僕。《年譜》記載1960年陳伯達的長子陳曉達臥軌自殺身亡，原因是失戀。陳曉達是1939年夏由周恩來帶到蘇聯兒童院長大，後在莫斯科大學物理系學習，1958年畢業回國，分配在二機部工作，與毛澤東女兒李敏戀愛。《年譜》說李敏提出脫離戀愛關係，只作普通朋友，陳曉達受此打擊故自尋短見（《年譜》p225）。年譜未說明李敏為何要結束她與陳曉達的戀情。另查資料，李敏提出分手並不是出自她本人的意願，而是母親江青反對，父親毛澤東是否反對，不知，但估計也不贊成。如毛不反對，江青的意見起不到作用。按照尋常人理解，陳伯達在毛身邊工作，關係密切，革命同志兩家子女戀愛成婚，豈非佳話？但若果這種密切是主僕之間的密切，這宗婚事就會顛倒主僕倫理。主子和家奴聯姻，一個隨時在身邊唯唯諾諾的家奴突然變成需要客客氣氣平等應酬的親家，自己女兒的公爹，對於高高在上的主子，如何可以接受？或許有人認為江青反對是因為與陳伯達不合，但陳伯達兒子陳曉達自殺於1960年，江青與陳伯達交惡已是六年之後的事了。
江青與陳伯達關係非常值得玩味。兩人差不多在同一個時間開始在毛身邊工作，共事長達二三十年，後來又是毛澤東文革派的核心人物。為《年譜》作序的多位學者都提到陳伯達站錯隊被打倒，與江青對他的精神凌辱關係很大，陳伯達備受江青欺負，一度被逼得要自殺，最後只得投靠林彪一邊抱團取暖。江青為什麼特別鄙視欺負陳伯達？研究江青與陳伯達的矛盾，或許應該用到一點心理學的分析。兩人交惡加劇是陳伯達成為政治局常委之後，這個時間點很重要，是否與陳伯達進政治局常委會有關？試想，江青本來視他為家奴，自己是主母，現在這個家奴的政治地位竟然超越她這個主母，這是否會導致心高氣傲的江青心理不平衡，對陳心生怨恨，因而事事看陳不順眼。江青又是專橫跋扈，相當情緒化的人，加以她主席夫人的特殊身分，因而會給陳伯達很大精神壓力。
陳伯達服務效忠毛澤東31年，但最終被冷酷拋棄，毛甚至將他30年的效忠事實也一筆勾消，說與陳伯達「這位天才理論家之間，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問題上就從來沒有配合過。」在批判陳伯達時候還給這位30年的大秘書扣上「國民黨反共份子」、「托派」、「叛徒」、「特務」、「修正主義份子」的帽子，非常之荒誕。
讀《年譜》，想看看陳伯達究竟何時曾拒絕配合和忤逆過他的主子，結果一頁頁看下去，看到的只有陳伯達誠惶誠緊跟毛身後亦步亦趨，唯恐跟得不緊，哪裡敢不配合。比如國共內戰打筆仗，中蘇分裂論戰，詮釋和宣傳所謂的偉光正毛澤東思想，乃至後來為文化大革命興風作浪造輿論等，陳伯達都是唯命是從，當好了毛的傳聲筒和筆桿子。在歷次黨內出現分歧或分裂時，陳伯達都忠實地站在毛這邊，在《年譜》中此類例子甚多。比如延安整風一開始，批王實味，陳伯達就積極上陣，批評王實味時對王作人身攻擊，氣得王實味大罵「陳伯達是宗派主義」，王的發言遂被大會主席團制止（見《年譜p104和105）。但很諷刺的是，陳伯達的家人隨即也被整風波及。他的妻子文菲（生子陳曉農）在搶救運動中被誣陷為特務，遭到關押隔離審查，而至精神逐漸失常（p107），但陳沒有怨言。再如1959年的廬山會議，陳本來是贊同彭德懷對大耀進的意見，但後來獲知毛的態度後立即改變立場，並參加批彭。1962年的七千人大會檢討大躍進錯誤，彭真發言提到毛澤東也犯有錯誤，也應該檢討，陳伯達即挺身護主，嚴厲質問彭真。（《年譜》p238、239）
在林彪事件中，陳伯達對毛其實並無異心，他只是在毛的下屬派系鬥爭中選錯了邊。那時他還不知毛的看法，而林彪作為毛的接班人已寫進了黨章，是鐵板釘釘的事。他沒有想到毛對自己的接班人林彪早已私下起了疑心，結果毛為了整肅林彪，拿他開刀，陳伯達是不幸成了犧牲品。
這裡說到陳伯達結局可悲的第三個因素，他個性懦弱，缺乏做人的尊嚴感，對毛皇帝愚忠，對江青畏怯，在老闆面前從來沒有挺直過身板，非常之窩囊，沒有江青和張春橋面對絕境的硬氣。最可笑的是，當他被毛送入牢房的時候，他還以曾經救過毛一命來祈求毛開恩放他一馬。飽讀詩書的老夫子陳伯達竟然忘記「最是無情帝王家」一說。說到底，這位中共第一理論家、中共的戈培爾，只是一個精神被奴化，被工具化，才華也被白白浪費掉的的卑微書生而已。 說到這裡，可以將陳伯達與毛澤東另一位文膽田家英做一個比較。田家英也很受毛的重用，但他沒有完全屈服在毛的淫威下，始終都為自己保留了一份做人的尊嚴，有所為有所不為，不但敢於對毛持不同意見，而且最後還以死抗爭。田家英最後結局雖然悲慘，但田家英對加諸其身的暴政進行過反抗，維護了自己的身後名。田家英之死令人同情，更令人肅然起敬。台灣資深媒體人張作錦評價田家英，就說田家英心存百姓，敢講真話，在毛面前是「從道不從君」。田家英加入的是與陳伯達同一個列寧主義政黨，但田家英身上始終保留有一份中國傳統儒家書生的精神，還未被中共的洗腦徹底洗乾淨。所以田家英可以說是真正意義的悲劇人物，他的命運有一種悲情的美感，但陳伯達沒有，雖然陳的結局也夠悲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