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克蘭總統則連斯基訪美簽署協議前夕，我們注意到，美國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未來實驗室的資深研究員Benjiamin Jensen上周發表《史上大交易：特朗普的烏克蘭賭局》Grand Bargains in History: Trump’s Ukraine Gambit 一文指出，以土地換和平更有可能換來只是暫時的停戰而非長期的穩定。
據該文作者Benjiamin Jensen表示，除了頭條新聞和心痛之外，特朗普團隊在俄羅斯和烏克蘭問題上正在規畫一條既大膽又冒險的路線。與普京的私人通話和在利雅得的對話很可能不僅僅是為了結束烏克蘭戰爭。這些會談的核心是達成一項新的大協議，該協議與地緣政治勢力範圍以及從獲取自然資源到21世紀軍備控制等跨領域問題息息相關，其中不僅涉及核問題，還涉及太空和網絡空間的競爭。
換句話說，特朗普總統的外交政策團隊似乎正在利用圍繞烏克蘭問題的談判作為協商重塑國際體系的論壇。依作者之見，勝利的理論簡單而誘人：利用與俄羅斯的大和解來削弱將莫斯科與中國、伊朗和朝鮮聯繫在一起的專制軸心，同時推進美國的經濟利益。
不過，巨大的風險伴隨着巨大的回報，我們有必要對歷史上類似的大談判的影響進行總結。如果我們粗略回顧一下大戰結束時的其他重大外交舉措，與其說值得慶賀，不如說值得警惕。
在所有情況下，儘管戰爭結束了，危機避免了，但潛在的權力鬥爭卻依然存在。大國擁有巨大的利益，即使在衝突中精疲力竭，也很少願意犧牲這些利益。這意味着與俄羅斯的任何大交易都應權衡其短期利益和長期風險。雖然我們不可能預測大談判對幾代人的影響–如果基辛格在1971年了解了中國共產黨在2025年的情況，他還會去中國嗎–但我們可以評估最新的大談判所預示的機會成本和可能的權衡。
以土地換和平的後果
首先，以土地換和平更有可能換來暫時的停戰，而不是長期的穩定。文章就此指出，1895年甲午戰爭結束時的領土讓步寫入了《馬關條約》，這為亞洲未來的戰爭和20世紀軍國主義日本的崛起埋下了種子。
要求烏克蘭放棄領土會贏得莫斯科的好感，但代價是波羅的海和高加索地區的其他領土爭端會加劇。此外，俄羅斯經濟本質上已成為戰時經濟，這意味着戰爭結束並不意味着戰爭業務的結束。因此，即使莫斯科向烏克蘭提供由歐洲軍隊支持的安全保證，也不一定能阻止其代理人繼續在歐洲發動混合攻擊、針對美國利益的全球網絡行動以及持續的常規軍事集結。要使大談判奏效，特朗普必須說動普京不會利用烏克蘭敵對行動的結束來加速重新武裝。在最壞的情況下，普京可能會等到特朗普的總統任期結束後再發動新的戰爭，時間上可能與中國對台灣的重大行動相吻合。
其次，利用一個地區的和平來換取另一個地區的安全是一種很難實現的戰略。
當張伯倫在慕尼黑時，他仍在關注亞洲。日本已於1934年發出通知，宣布退出《華盛頓海軍條約》這一20世紀海上軍備控制公約。這意味着大英帝國在經濟大蕭條期間必須應對兩個挑戰現狀的地區大國。張伯倫賭的是，他在慕尼黑斡旋達成的令人不安的解決方案將為英國為全球衝突做好準備贏得時間。
從這個角度來看待圍繞烏克蘭戰爭結束的和平談判，可以看出受債務制約的全球大國所面臨的持久挑戰。無論是1938年的大英帝國，還是2025年的美國所領銜的世界，都無法僅靠債務來購買威懾力。確定戰略重點需要做出艱難的選擇，而時間跨度總是不確定的。
正因如此，圍繞烏克蘭戰爭的談判必須有基輔和主要歐洲夥伴的參與。與歷史上所有其他大國相比，美國的相對優勢在於其聯盟網絡。作者強調出，沒錯，這意味着妥協和讓步，但也意味着降低成本，這樣美國領導人就可以優先考慮在全球範圍內運用力量來推進美國的利益。即使是將歐洲和烏克蘭排除在外的想法也有可能破壞這一優勢，進而增加大談判的成本和風險。作者遂而表示，特朗普總統把美國放在第一位是正確的，但這並不一定要以犧牲長期夥伴關係和戰略優勢為代價。
作者在文末指出，雖然特朗普團隊應該大膽地確定新的大戰略，但如果不總結國際間大談判的歷史來調整其外交方針，就會增加賭註失敗的風險，然後讓美國發現自己更加不安全。
就如同作者所說，每一個在中國的基辛格，都有一個在慕尼黑的張伯倫，冷戰因戰略過度自信而變成熱戰。
轉載自《法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