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壇的時間，總是帶著殘酷的諷刺。1992 年的野百合世代，如今已步入政權結構的頂端。他們曾是推翻威權的年輕人，如今卻各自成為制度的器官。這三十三年的距離，不只是歲月，而是理想的變質史。
當年佔據中正紀念堂廣場的學生，手舉民主旗幟，喊出「解散國民大會」的口號，他們的怒氣被歷史記錄成光榮的青春；但沒有人能想像，三十多年後，這群理想主義者會在權力軸線的兩端彼此對峙──一端是鄭麗君、陳其邁、林佳龍，仍在體制內以溫和改革的姿態維持民主信仰；另一端，則是鄭麗文，她從同一世代出發，卻走進了截然不同的政治宇宙。
她不再是那個在街頭舉牌的青年，而是掌握政黨機構權柄的人。這場戲劇性轉折，像一面鏡子，映照出世代運動如何在體制化的過程中，吞噬自己的理想。
一、世代的倒轉：從理想的邊疆到制度的核心
鄭麗文的崛起，表面上是一場個人勝利，但更深層的，是整個野百合世代的分裂。當年那場學運，象徵著「對權力說不」的公民倫理；如今，它的延伸者，卻在權力中找到新位置。這不是背叛，而是歷史的弔詭：理想總要經過現實的換骨，才有存活的可能。
鄭麗文並非單純的叛徒，她代表的是一種「制度內革命的策略者」。她不再相信外部抗爭的神話，而是掌握制度本身作為武器。她的政治姿態，是一種世代反動──不再從道德出發，而從現實的可操作性出發。
在這樣的政治生態中，「理念」不再是信仰，而是流通的資源。「媒體平台＋社會動員＋個人品牌」構成了新的權力方程式。過去的政黨機器靠的是黨證、派系與階層服從；如今，真正的權力流通節點，是資訊、流量與敘事能力。鄭麗文的成功，正是這種新型權力秩序的樣板。
二、國民黨的斷裂：從反共正統到親中協調主義
在鄭麗文的背後，是一個變形的國民黨。 這個百年政黨在歷史上曾以「反共保台」為核心認同，將中華民國與反共主義綁在一起。但當中國崛起、台灣民主深化，國民黨的精神支柱開始鬆動。
如今的國民黨，正在經歷一場意識形態的內爆。「中華民國派」不再掌權──這不只是派系更替，而是思想的退位。在中國壓力與媒體資本的滲透下，國民黨的話語權逐漸被「務實親中」派所奪走。他們主張經濟優先、對話優先，認為主權的堅持是「不切實際的浪漫」。
這種轉向，使得黨的內部精神失衡。反共者不再是英雄，而成為「不合時宜」的少數派。這是自 1927 年國共分裂以來，國民黨第一次完全失去反共主導權。而這次失落，不只是歷史的諷刺，更是一種精神上的失語。
「親中化」不再是個別政治人物的選擇，而是結構性結果。國民黨內部的權力網絡、媒體資本、經濟利益，與中國的交流通道糾纏在一起，形成一種「權力依附鏈」。這條鏈條使黨失去了意識形態的自足性。它再也無法清楚地說出自己是誰，只能不斷調整立場，以符合現實的市場邏輯與對岸的外交溫度。 於是，「中華民國」成為一個空洞的符號──它被高舉，但不再有靈魂。
三、媒體政治的幻術：從中天關台到輿情再造
「中天關台」曾被視為政府打擊假訊息的象徵，但它同時揭露了另一個事實：媒體不死，只會變形。當中天被關閉，政治力量並未因此削弱，反而轉向更靈活、更隱匿的媒體網絡。
旺旺中時集團因此獲得更大政治話語權──它不再只是新聞機構，而是政治動員的節點。北京的對台單位自然看見這個空間：與其直接干預，不如透過媒體輿情戰，塑造「理性親中」的公共敘事。
國民黨在這個過程中扮演了兩難角色。它一方面需要媒體動員來維持選舉能量，另一方面卻也被媒體的商業邏輯綁架。黨的理念逐漸讓位於新聞節奏、流量需求與市場算法。
從此，政治語言變成了演算法的產物：誰能被點擊、誰能吸睛，誰就能定義現實。國民黨的靈魂，就在這樣的算法裡被稀釋、被市場化。
四、世代與權力的再分配
這不只是國民黨的問題，而是台灣整體民主的疲態。野百合世代的理想，曾是抗拒威權、追求自由；而今日的世代，則必須在「權力的媒體化」中學會生存。
政治世代的接棒，本應象徵價值的延續，卻變成利益的輪替。年輕政治行動者若想進入制度，只能經由媒體曝光或社群聲量，而非理念辯論。這意味著：民主的代表性，正在被流量政治取代。
國民黨若想重新找回未來，必須回答一個核心問題：它還有能力說服年輕人相信「中華民國」這個詞，不只是懷舊，而是一種有未來的政治語言嗎？ 如果答案是「否」，那麼這個黨將持續下沉，最終被媒體結構與資本權力徹底吞噬。
五、未來的三條路：回歸、調和、或重塑
第一條路，是回歸中華民國派的再整合。 這意味著重建黨內制度與價值，使反共與主權意識不只是象徵，而成為行動綱領。唯有將「中華民國」的理念延伸到當代議題──氣候正義、科技倫理、社會平權──它才有可能重新獲得世代認同。否則，它只是過去的影子。
第二條路，是擁抱媒體資本與親中調和。 這條路或許短期內能贏得選舉，卻會讓黨徹底喪失意識形態的根。當政治依附於媒體敘事，黨的存在就成為一場持續的「輿情劇場」：它能製造情緒，但無法製造信任。
第三條路，是走向聯盟化的再造。 讓國民黨不再是封閉政黨，而是一個跨世代、跨意識形態的「中華民國聯盟」：結合地方行動者、公民團體與年輕世代，以多元議題重新定義「國家」。這樣的政治想像或許遙遠，但卻是唯一能讓國民黨重新嵌入公民社會的途徑。
六、在歷史的廢墟上尋找未來
野百合的故事，從來不是浪漫的民主童話，而是一場未完成的試驗。鄭麗文的崛起、國民黨的迷失、中天的關台、媒體的再生──這些事件的表面差異，其實都指向同一個問題：當理想成為權力語言的一部分，我們還能相信政治嗎？ 或許答案不在政黨，而在世代。
一個新的政治世代，正在學會在廢墟裡重建語言，學會在算法之外發聲。他們未必反共，也未必親中；他們追求的是更誠實的自我定位──在全球化的夾縫裡，為台灣尋找一個既不被吞噬、也不自我遺忘的位置。
如果國民黨無法理解這一點，它終將成為歷史的註腳。但若它能從鄭麗文現象中學到什麼──那或許是：在這個意識碎裂的時代，權力不再屬於最會喊口號的人，而屬於那些仍願意記得「初衷」的少數者。 而歷史的下一頁，仍然等待那樣的人，拾回被遺棄的旗幟。
轉載自《上報》作者為詩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