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柏林，柏林演藝團的旋風
「唉，沃爾夫，他們成不了事，搞不好經濟！如果只在冬天賣游泳褲，那就糟透了。這不是共產主義啊。都是那些幹部！大部分還都是納粹份子…」一九五五年母親從漢堡來到加得布許探望我，忿忿地說了這樣的話。高中畢業考在即，我沒問題，一定能通過的。那時應當填表，申請自己希望進入大學的科系。我沒有計畫，不知自己要什麼，也不知自己不要什麼。我只知道應當建設共產主義，拯救人類。哪個系呢？母親做了決定，我欣然接受：經濟系。按東德的語言，叫做政治經濟學，更進一步的專業是：工程經濟學。
我被分配到柏林洪堡大學的經濟系，住在城市邊上的學生宿舍。又是四人房，兩張上下舖，一張桌子，四張椅子，四個小牆櫃。我很喜歡這個專業，用心地聽課。我的同屋是布萊希特迷，定期到柏林劇院朝聖，我對這種奢侈是分身乏術的。
我努力學習，拼了一年半，在第四學期時，有人送我一張票，布萊希特的《高加索灰闌記》，我自然不會浪費機會，就去了柏林劇院，就這樣，我平生第一次接觸了世界最著名的戲劇，用我當時還不熟悉的布萊希特行話來說，這是我生命的轉折點。
然而，我卻覺得這場戲是個敗筆，整個演出、刻意修飾的台詞、異國情調的面具、教育性的語調，這些都讓我反感生氣，我立刻有種感覺，知道如何指導演戲，我想自己會做得好得多。以往兩年多的時間，我都在寄宿學校旁的施瓦辛國家劇院裡觀摩，將古典的劇目表演爛熟於心。到船塢堤邊劇院裡看布萊希特的《灰闌記》，我是心中有數，有備而來的呢。我親眼目睹海蓮娜‧魏格、恩爾斯特‧布希這些大牌人物排出這場糕糟的戲，一切都太格式化，可笑、造作的藝術，太過說教和頹廢。當我跟我那兩個布萊希特迷討論時，他們大吃一驚，覺得我的批評很小兒科，很無知，他們自認什麼都懂，我感覺自己卻比他們更懂。心潮起伏，我不覺再度來到布萊希特劇院，自己買了票，重新觀看同一場戲，我要看透到底什麼地方是敗筆。看了五次之後, 這個柏林劇場扭轉了我，雖然還不至於轉了一百八十度的彎，卻也真變成了一個布萊希特迷。我咬著牙，明白自己的誤解，卻沒有氣餒。我吸吮、咀嚼、吞嚥、享受這個偉大的詩人布萊希特，我品味他的劇本，研究他的詩史劇理論，分析劇中對話，醉心於他的詩歌。我買五毛錢那種最便宜的二等站票，然後偷偷溜到包廂的一個空座坐下，每場戲我都反覆看好幾遍，不久就把每個對話、每個動作都記熟了，哪個虛榮心重的演員過急地唸出台詞，都逃不過我的火眼金星。我如此沈迷在大師的作品裡，連他的死亡幾乎都沒有注意到。
一九五七年的春天，我下決心要成為一個戲劇導演。我鼓足勇氣繞過門房，穿過劇院的後院，逕直走到導演海蓮娜‧魏格那裡。左手的樓梯上去是接待室的兩位女秘書：友好的烏莉和兇婆子布萊克，我請她們安排一個見魏格的時間。烏莉記下來：沃爾夫‧比爾曼，洪堡大學經濟系學生要來劇院拜訪，沒有多費口舌，她就給了我一個十天之後的日期，早晨十一點。那天，我溜了課，在導演門廊的長板凳前，就如布萊希特在他那首詩「粟米的教訓」裡描繪的一般：「等等，還有一個客人來了，挪動一下屁股吧！」我就這麼慢慢往前挪動，但比我後來的人也被先叫進去，看來我是最不重要的一個了。終於我進到魏格狹小的辦公室，我是唯一剩下的一名訪客。這位女老闆坐在一張老古董桌後的一把古董椅子上，她問：「有啥事？」我也開門見山：「我要當導演，想在這裡學藝。」「你現在幹啥事？」「我在洪堡大學唸政治經濟學。」她接著問這問那，家庭、納粹時期、學校、布萊希特。半小時後她說：「我收你，當個導演助理，附加擔任一些小角色。每月四百三十馬克。」
我對此收穫並不感到驚訝，不過我從來沒有如此高興過。那時候我還不知道，她為什麼給了我這個在劇院工作的機會，全世界許多有資歷的導演，都夢想到這裡來，他們哪怕當個生手都不在乎啊。今天，千年之後，我想到了當初連想都不會想的荒誕理由，魏格那時候的眼神告訴了我，她要我的原因，因為我是個猶太人的孩子，我的父母都曾經是參加抵抗戰爭的共產黨人。
魏格是個母性很強、堅韌、不多愁善感又可靠的上司，第一天去上工時，她用一種二十年代的布爾什維克紅軍將軍，對新兵那種一視同仁的調子對我說：「你就從《四川的好人》開始，貝森在試鏡，排菸草店鋪的景。伊索特‧吉利安會幫你。」一切都那麼快速自然，順著推進：往前走，下樓，小聲！閃光：安靜，注意，重試！舞臺旁邊，第一個門通包廂，劇中人沈德的小煙舖在巨大空曠舞臺的強光下，導演的指揮台安在暗處的觀眾區裡。檯上的小燈，班諾‧貝森，三、四個配角，導演令下，舞臺上亂了。魏格穩健地把我推到第九排, 塞進導演指揮台，把我按在一個位子上，彎身對導演說：「這是比爾曼，你知道的。」貝森點點頭，魏格走開了，導演對我這新來的助手也點了點頭，就接著工作。這便是整個儀式。
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