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沈聯濤 (Andrew Sheng)＆肖耿 (Xiao Geng)
沈聯濤 (Andrew Sheng) 香港大學亞洲國際經濟研究院傑出研究員，聯合國環境規劃署可持續金融顧問委員會成員
肖耿 (Xiao Geng) 香港國際金融學會主席，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實踐教授，深圳高等金融研究院政策與實踐研究所所長
奧地利經濟學家兼哲學家海耶克 (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 在1944年經典作《通往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 中警告，中央計劃和公有制將無可避免地導致艱苦、壓迫，甚至暴政；而自由市場則會自然而然地最大幅度提升普遍福祉。同年，匈牙利裔美籍經濟史學家博蘭尼 (Karl Polanyi) 在《大轉型》(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一書中描繪截然不同的景象，稱市場力量與社會陷入一場鬥爭：資本家透過自由市場剝削社會，而社會透過監管和政治力反擊資本家。
近80年後，博蘭尼和海耶克對立觀點之辯，仍在迴盪在北京和華府的權力大廳。西方基本上採用海耶克觀點，追求自由市場與民主的自由秩序；中國大致上遵循博蘭尼的「大轉型」，躍升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以購買力平價而論），並讓國內的絕對貧窮幾乎根絕。
當然，倘若沒有經濟開放和市場化改革，中國的大轉型不可能發生。過去數十年來，美國在推動和維持這些發展上扮演關鍵要角，特別是美國創造了有利於全球化蓬勃發展的條件。美國的技術、軍事實力和外交，強化了全球安全，很少有人能否認「和平紅利」可以替縮減貧窮帶來潛在好處，在此同時，穩定的美元也助長國際交流。
此外，美國直接與中國打交道，這帶來深遠的影響，從協助終結冷戰，再到打擊氣候變遷等等。與此同時，中國的經濟活力與深入參與世界經濟，有助於刺激全球成長，以及侷限2008年金融危機等衝擊的後遺症。
博蘭尼提出的問題不僅在中國上演。印度、印尼和巴西等大型新興經濟體也難以因應市場失靈 (market failures) 的後果，包括收入和財富不均、污染、生物多樣性的喪失和全球暖化等。雖然海耶克和博蘭尼都同樣認為政府過度控制也會引發問題，但很少有人會質疑國家有能力限制市場濫用、糾正負外部性 (negative externalities)，以及滿足人們對安全和繁榮的期望。
事實上，正如博蘭尼警告的，當國家無法解決市場失靈、提供政治和經濟穩定性時，通常會引發政治力反彈。這可能導致國家萎縮，甚至像前蘇聯一樣崩潰。因此，國家能力顯然與市場能力同等重要。
一個更具爭議性的問題則是如何抑制市場和國家濫用行為。不同體系會達到各自的平衡。中國治理體系側重於藉行政主導的問責機制，替大多數人提供實質成果。從西方的角度來看，這是不可接受的，因為這與選舉民主體系截然不同，選舉民主強調的是法律和程序規則，以及個人權利。
這些差異在相當程度上解釋了為何中國的大轉型，會在西方大國引發如此負面的反應。西方大國近年來避免與中國密切接觸與合作，轉而與中國競爭、對抗並且遏制。危險的是，當媒體、技術、金融、貿易和其他過去合作領域都被當成武器之後，無可避免會引發緊張升級，最終導致戰爭。
同樣的，當印度和其他新興國家對於國安與國防投入的關注、資源和能力越多，對於國內經濟發展和融入全球經濟所能投入的就越少。這將導致過去數十年來挹注和平良多的市場型關係越來越脆弱。有鑑於中國、印度和印尼到2050年可能躋身世界前五大經濟體之列，目前三國合計人口占全球40%，合計GDP達美國近175%，因此國際社會必須透過談判建立新的多極秩序，以防重大衝突爆發。
冷戰思維早已過時。兩次世界大戰是為了遏制兩個新興大國（德國和日本）而起，認為新興大國必須遏制的人，就是沒有從兩次大戰中學到教訓。但今天的競爭，涉及的是擁有大洲規模、核武以及日益具破壞性技術的新興大國。博蘭尼明白，系統性轉型就是要在無限需求和有限資源之間取得平衡。解決之道若非加速地球與人類毀滅的戰爭，就是將所有國家納入以實現和平與人類生存的平衡型全球體系。
對於這種穩定力量平衡而言，關鍵在於避免國內過度不穩定和國家分裂。這就是為何西方呼籲讓新疆、香港和台灣等地命運自決並不明智。面臨這種壓力的也不只有中國。上個月，美國康乃狄克州議會正式承認錫克教獨立宣言紀念日後，印度政府感到憤怒，因為這代表支持印度境內的領土獨立。
要求所有國家都認同自己的優先事項、制度和價值觀，要求所有國家都聽從海耶克、博蘭尼或其他知識分子的建議，未免不切實際。但這並不代表我們注定活在一個不斷升級的衝突當中。我們能夠也必須找出共同點，尋求建設性參與，並為了一個朝和平、繁榮和地球健康的全球「大轉型」而做出妥協。
（翻譯：吳巧曦，責任編輯：楊淑華）
轉載自《上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