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人皆知中國的異議份子經常被冠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的罪名，一旦被逮捕下獄，等待的不是終身監禁，就是十年以上徒刑。無數仁人志士就這樣在牢獄中，耗盡青春，甚至魂歸離恨天。而這種罪名是很隨意地被羅織的。如今「國安法」枷鎖套在香港人身上，連市民使用一年多「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的口號，现在若在公共场所再打出，一定被抓捕，也有可能押送大陸審判，保不定這頂「顛覆國家」的帽子就罩下來了。
「橫向思考者」帶頭抗議政府的抗疫政策
看看西方民主國家，如何對待政權反對者的態度，那跟中國相比，可有天淵之別。半年多以來，全球深受新冠病毒肆虐，各國政府紛紛採取防疫措施，從閉國鎖關、隔離禁足、禁止群聚，到保持安全距離及室內戴口罩規定，種種限制不一而足。由於第二波疫情反撲，如今的禁令雖然較之以前寬鬆，比如，可以出國門渡假，可以有上百人的宴會集會等，但是保持距離和戴口罩的規定依旧嚴格执行，違者受罰款懲戒。東方國家少有聽聞民眾起來抗議政府的防疫規定，因為這是為了公共衛生，保護民眾的健康和生命。但在西方，隨著時間的流逝，习惯于享受自由的人們，開始不耐煩這些束手束腳的規定，認為是限制了公民的人身自由權利，抗議声势，随波逐流、浪潮洶湧。
在德國已經发生了好幾波的抗議風潮，成千上萬的人不顧病毒人傳人的危險，聚眾街頭行使示威抗議的權利，反對政府加諸個人的各種防疫限制。帶頭組織抗議的人，自稱是「橫向思考者」（Querdenker），他們認為政府的各種抗疫措施控制過頭，直接限制了「基本法」（憲法）中所允許、保障的個人權利。任何抗議活動事先都要向警局申請許可，8月29/30日這個週末的示威申請，開始被柏林市政府拒絕，因為在三個星期前的示威活動中，人們沒有遵守戴口罩和保持1.5米距離的規定，被警察驅散。但是柏林的行政法院最終還是批准通過，为示威者開了綠燈。然而柏林警察局反對此決議，并提出反制申請，終未果。故此上周末規模龐大的抗議活動得到了法院最终批准，如常進行。29日，單在柏林市就有好幾處的大規模示威抗議，估計有五萬人參加。
新納粹和右翼極端份子乘機混水摸魚
人人都知道這樣大型的示威集會，要出動大批警力，從救護車、消防車到直升飛機，各種防禦的後勤都得調動起來，而且病毒在萬人密集的地方，如魚得水，暢通無阻。对于如此勞民傷財，又可能造成公眾傷害的活動，為何法院還是批准呢？沒辦法，民主法治國家，要保障人民的集會結社自由，示威抗議自由必須得到高度的維護。司法人做此決定，還真是有魄力，政府也不能干預。那麼這些抗議的到底是什麼人？可以說大部分是一般「不甘（新冠）寂寞」的市民，他們的行動還算文明，但是他們大都不戴口罩，且接肩摩踵，根本沒有遵守約定的規矩，這時警察就有權驅散他們。可惜數萬人中混雜了少數極端右翼人士、法西斯、新納粹主義份子和搗亂的雜牌軍。他們要干什麼呢？這些人唯恐天下不亂，看吧，他們不僅喊出「停止新冠的欺騙」、「抗議」、「我們是人民」（這是1989東德人民喊出抗議共產黨——社會統一黨的口號），還拋出「梅克爾獨裁」、「梅克爾政權下台」、「推翻謊言軍團」的口號。在週六傍晚時分，一部份人竟然衝擊國會大廈，向警察投擲石塊和玻璃瓶，警方勇敢抵抗，但是非常有分寸，他們跟抗議者展開辯論，雖然也有肢體語言，卻盡量不傷人，除非万不得已，才噴射胡椒水回敬或自衛，場面混亂失序。大約有300人被拘捕。
最令人無可容忍的是這些右翼極端份子，竟然在象徵自由民主的國會大廈（Reichstag，此建築的前身是德意志帝國的帝國議會和威瑪共和國的議會大廈，兩德統一以後改修重建，如今是聯邦議院）前，搖晃著納粹和德意志帝國的旗幟，顯然有些人是被稱為「帝國公民」（Reichsbürger）的極端右翼份子，他們不承認現在的聯邦德國，自稱是所謂的「德意志帝國」（Deutsche Reich 1871-1945，其實史学家對這種定義是有爭議的）的臣民，他們拒不納稅，反民主、反猶太人，是一批不可理喻的狂熱份子。這些人表面兇悍，實則怯懦，知道個人不需要為自己可恥的行為負責，不會受到懲罰，不致罰錢、判刑、坐牢。德國各黨派的政治家，包括總統史坦因邁爾，對這種行為都表示震驚，狹隘的極端份子利用民主社會的包容和寬大，挑戰民主、法制和歷史的進步。
中國近年來喜歡用於異議份子设置的罪名之一，是「尋釁滋事、擾亂公共秩序」（盲人維權律師陳光誠就被控「尋釁滋事」），這種罪名若安在西方這些搗亂份子頭上，倒是很合適的。那些喊出要把總理梅克爾夫人拉下台的人，以及拉出納粹旗幟的人，及精神錯亂的「帝國公民」，按中國的法律，是坐實了「煽動顛覆國家」的罪名，但是這些名詞在自由的西方，絕對是用不上的。有了上世紀納粹極權的痛苦經驗，德國的法治是絕對保護異議人士的，什麼奇談怪論都允許，只要不涉及暴力，和對未成年者的色情，一般人的信仰、思想是絕對受到法律保護的。但是看到自由被如此濫用和践踏，實在令人痛心和氣憤。
當年那些煽動顛覆、暗殺綁架的「紅軍派」
其實德國當局對付挑戰、甚至顛覆國家政經和社會秩序的恐怖份子早已經驗豐富。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最為活躍的左翼恐怖份子的組織叫「紅軍派」（Rote Armee Fraktion，RAF），開始時，一般以創始人Andreas Baader 和Ulrike Meinhof兩人的姓連在一起，稱為巴德•梅因荷芙團伙Baader-Meinhof-Gruppe。1968年歐洲風起雲湧的學生運動孕育了他們的反叛精神，「六八时代」的學運，青年一代開始挑戰權威，質疑歷史的詮釋，認為納粹餘毒尚存在人民的腦海裡，納粹餘孽還部分潛藏在政府的各個部門、甚至教育和法治系統中。他們同時反越戰、反美國、反資本主義、反傳統、反既有的社會結構。巴德、梅因荷芙這批左傾份子傾向於共產主義的世界革命，運用暴力手段搶劫銀行，綁架政治和企業界人物，最著名的例子是1977年綁架德萊斯頓銀行理事會的約根•龐托（Jürgen Ponto）和資方總裁施萊爾（Hans Martin Schleyer），兩人都遭殺害。1989德意志銀行總裁海爾豪森(Alfred Herrhausen)在上班路上，座車被恐怖份子預設的炸彈爆破身亡。這些驚動整個西方世界的恐怖事件的主事者，都是受過高等教育，出身良好的青年人，他們腦中充滿了絕對平等、均富的思想，完全是一種不切實際的浪漫理想主義，使用的手段卻是血腥而恐怖的。他們是社會中的獨行者，除了一小撮核心人物外，沒有任何群眾基礎。這些主要的犯案、殺人者都被抓捕入獄判刑，其中幾位頭面人物如巴德、梅因荷芙、安姿琳等在獄中自殺，或絕食而死。有些在服刑十數年之後，被釋放出獄。德國沒有死刑，而且一般在刑期過了十年之後，多半可以保釋釋放出獄。柏林牆坍塌之後，蘇聯和東歐陣營的共產主義也解體了，這些拼命三郎／三娘們也偃旗息鼓，九十年代末無疾而終。
民主和獨裁國家對待異見份子的方法迴異
獨裁國家對異議份子一向是「防患於未然」，像中國面對一些只動動筆，寫寫批評政府文章的異議者就不能容忍，大興文字獄，最好都關進牢裡才放心。更有甚者，像劉曉波這樣有才華的文人，放在獄中也讓當權者寢食難安，必將其置之死地而後安。維吾爾學者依里哈木則必須終身監禁，否則怕他的文字能「顛覆國家政權」。獨裁政權草木皆兵的心態，可笑可憐，對於當事者自然就是悲劇了。
然而在民主國家，即便當國家和社會的領袖人物受到威脅，社會動盪不安時，也不會不顧法治，下毒手來對付暴力的叛變者和反對者，這就是民主和獨裁的區別所在。今天國際社會又進入了一個動盪不安的時段，從這幾次柏林的大規模「反新冠」示威抗議活動來看，雖然也出現了暴力行為，而且這種反政府行為不是幾十個或幾百個人帶頭起哄，而是一呼百應，動輒上萬人的群眾集體行動。但是據調查超過65%的德國公民是認可政府的抗疫政策的，並非所有參加抗議活動的人都反政府、反體制，上面提到的新納粹份子和「帝國公民」，畢竟是少數。
西方的教育特別注重培養獨立思考的個人，而不是聽話的順民，很多人習慣於將自己的意志和理念表達出來，這可視為正常社會中的正能量。那些真正危險的極端份子，想來在警方也是登記有案的，政府有掌握，不會讓極端份子發揮真正擾亂社會的作用。這就是為什麼執掌法律的人，在面對艱難選擇的時候，也依然站在維護公民基本權益立场的原因，而不是去討好政權，犧牲人民的權利。民主制度的可貴就在這裡，它是需要正義而獨立的司法制度和政治家的勇氣去維護的。反之，專制政權的邏輯很簡單，你不當順民，就讓你下地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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